围绕着《大藏经》的一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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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福康
　　郑振铎（西谛）先生和顾廷龙（起潜）先生都是我景仰的学者和文献学家。郑、顾二先生是亲密的朋友。我长期研究郑先生，并亲炙过顾先生，顾先生曾热情鼓励、指导我研究郑先生。今年是顾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想起了当年围绕着《大藏经》的一场风波。
　　郑振铎年长顾廷龙先生六岁，他与顾颉刚（“辈分”上说是顾廷龙的侄子，实际长顾廷龙十岁）是好友，故最初认识顾廷龙当是通过顾颉刚的关系。二位先生大概相识于1930年代初的北平。因为1931年下半年起，郑先生在北平工作了四年，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而此时顾先生正在燕大研究院国文系读书，1933年毕业后又在燕大图书馆工作。不知道顾先生有没有听过郑先生的课，算不算师生关系？可惜当年我忘了问顾先生。郑、顾二位最初有无交往，亦不得而知。今仅见1934年顾廷龙写给顾颉刚的几封信，谈到1934年燕大校园里针对着郑振铎而策划的一起风波。1935年郑先生愤而向燕大辞职，此事即是原委之一。但这起风波现在知道的人很少，似可一谈。
　　1934年8月21日，顾廷龙致顾颉刚信中提到：“日来院长蕴酿，听季明谈风，振铎已不成立，子通未必能成，似乎季明希望最大。子臧以以中不登其文，格于情势，无可如何，然于振铎，尚不甘心，乃将藏经事撰为新闻，交张德生发表。（已两三日，但尚未见，据云张病。）措词大意谓燕京所得藏经仅千元，殊为便宜，知得于某人，但某人得来只五百元，一转手间牟利五百元之多，并扣留目录全分，现在希望其以五百捐之百万基金，目录即日交出云云。如果注销，振铎难堪矣。”这里说的“院长蕴酿”，就是指酝酿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人选之事。季明即马鉴，子通即黄理中。从信中可知，也有人提议请郑先生当院长；但实际是不可能的，因郑先生当年在燕大倾向进步，是遭到当局排挤的。信中写到的子臧即吴世昌，是当时燕大国文系的一个学生。他写了一篇攻击郑先生的文章，先是交给王以中先生，王先生不予理睬；他不甘心，又写成一篇“新闻”，交给《北平晨报》的张德生。我还曾听吴晓铃先生说过，当年燕大校园内还出现过攻击郑先生的大字报。顾先生信中说的“注销”，似当作“发布”讲。
　　8月23日，《北平晨报·教育界》刊出了吴世昌写的这篇不署名的“新闻”：《燕大图书馆购书问题——主管人有滥字高价之嫌》。据我看来，可能在词锋上已经被报社销磨过了，因为我们看吴世昌写的其他文章，就知道不会这般儒雅。由于该“新闻”现在不易看到，全抄于下：燕京大学图书馆，因有哈佛燕京学社关系，每年有指定款项，购藏中文书籍，故该校中文书之收藏，在北平各大图书馆中，堪称丰富。该校原有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一部，去年复购得明正统本大藏经残本若干，此书原由该校教授郑振铎经手购买。据郑振铎云，此书价值一千五百余元，愿以一千五百元让与燕京图书馆云。时该馆经费不多，仅余一千二百元，当即以一千元购之。惟最近该校学生及教职员方面，从北平图书馆某一部分人士得来真实消息，始悉此书原由北平头发胡同某书铺售出，原价仅四百五十元（一说四百七十元），并有目录云云。学生方面当即向该铺查阅，果有此书。惟原有目录则已被扣留，仅有抄本目录一份。该校学生以此事诚属重大不幸事件，即将呈请学校及图书馆当局彻查，以维风纪云。
　　[又讯]记者昨晤该校熟悉此事之某君，据云：该校图书馆当局，以一千元购买此书，实因该书系明刊本，极可宝贵，且封面系用明代之锦包裹，亦有相当价值，惟一转手间，牟利至五百余元，实属令人遗憾云。8月24日，顾廷龙致顾颉刚信中又说：“西谛藏经事竟于《晨报》注销，地位又特别注目，闻学生方面有请求学校彻查之意。日来平绥路又断，此君遄归已无可收拾，亦可怜矣。”信中说的“平绥路”，即从北平到绥远（旧省名，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的铁路线，也就是今天的京包线。当时郑振铎正与冰心等人应邀沿平绥路旅游考察，因水灾铁路出现故障，郑振铎还没有回来。
　　郑振铎一生喜爱买书，世人皆知；有时，因经济窘迫或其他原因，又出售一点藏书，那也是很正常的事。可是，这次燕大却有人想借他出让明版《大藏经》一事来搞臭他，弄得“无可收拾”，显然是别有居心的。郑先生回校后，自然十分气愤，又十分鄙视那些人，曾写过一封信，说明事实的真相。此信未见登诸《北平晨报》，却为一本八卦刊物《北洋画报》发表的一篇攻击他的文章所引用。因现在更难得看到，今亦转抄于此：
　　《大藏经》为明宣德本，诚然是我由北平购到的，但并非替燕大图书馆买。当时用燕京公共汽车运回，堆在我书房的地上，无力做书架，也没有工夫去整理，便想卖去它。当时曾向北平某君及燕大图书馆接洽。我因急于用款还账，便以一千元售给燕大图书馆。这完全是买卖行为，根本上不会有所谓“风纪”，想不到竟会有人借此中伤！老实话，售出后，我还懊悔了许多时候！其心境的如何惆怅，有经验者是深能领会得到的。前年暑假，我不在北平时，君箴女士（按，郑先生夫人）编成目录一册，整整的费了一个暑假的工夫。假如不是为了“穷”我是绝对地舍不得售出此书的，单为了这册抄本目录的艰苦编成之故，也不该售！然而终于不能不售！有心肝的人还该说什么风凉话！两年以来，屡次地想向燕大图书馆商量赎出，都不曾开口；一则艰于开口，二则还是为了穷。现在好了，我已决定设法收回。即使图书馆也想同样“牟利”，我却也不妨出高过原售价的买价去赎它！我实在对不起“编目录的人”，我应该借此“赎罪”！祈将此函作为更正是荷！
　　郑先生这番严正的话说明了事实的真相，那些蓄意兴风作浪、“借此中伤”的人，毕竟也没能捞到什么稻草，丝毫无损于郑先生的人品。那部《大藏经》连《北平晨报》那则“新闻”也承认“系明刊本，极可宝贵”，也不知道燕大图书馆后来肯不肯让郑先生“出高过原售价的买价去赎它”。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现在正珍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吧。而顾先生在上引信中，一说“振铎难堪矣”，再说“亦可怜矣”，显然是非常同情郑先生的，足见他明辨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