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扶我上马的人（附照片）

■杨淑心

我认识老杨，是在1976年春夏之交。那时他已六十开外，宽脑门，尖下巴，身材削瘦。记得那时他身上穿一件洗得起毛的白衬衣，深灰色的裤子旧得看不见裤线了，一点没有英国式绅士的派头，也没有老专家的架子，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杨”。

一

谁也想不到，我和老杨的友谊，是从一块儿去买菜开始的。那时外文局大门口的百万庄路上，是“自由市场”一条街。沿街摆满了瓜果蔬菜、鱼肉禽蛋，还有烤白薯、羊肉串之类的摊档。每到工间操时间，老杨和我都不约而同地加入采购行列。老杨一般是提个篮子，采购新鲜的农产品，特别是新鲜的草莓，见到必买。有时我见他买的东西较多，就争着帮他拎篮子。他开始谦让，后来见我态度诚恳，也就不再推辞了。

我在外文局担任的工作，是《中国文学》杂志（英法文版）“舞台与银幕”专栏的记者兼编辑。与老杨相识到第三个年头上，才与他有了真正工作上的接触。那时老杨从副主编升为主编，社里的业务统统归他负责。中文组的每一期稿件发给外文组翻译之前，都由他审定。因此我的稿件和选题，每期都由中文组组长初审后，再由我送老杨终审。为了办好这个专栏，老杨常为我找选题、出主意，帮我拓宽思路，联络渠道。如巴金、冰心、吴祖光、新凤霞、戴爱莲、戈宝权、胡絜青、端木蕻良等专家名人，都是老杨亲自为我打电话，联系对方，我才有机会结识和采访他们并建立了不解的文缘。1979年底，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宽银幕木偶片《阿凡提》在全国公映，受到观众好评。我向编委会建议，以英法文版对国外读者介绍，得到了编委会的同意。请谁来撰写这篇文章呢？老杨推荐戈宝权先生。我上中学时，曾读过戈先生译的普希金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在大学里，有的同学还戏称他为“老渔夫”呢。老杨微笑着说：“戈老对比较民间文学也很有研究，曾发表过论文《谈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我一听真是喜出望外。由于有老杨的指引，1980年初春的一天，我在北京朝阳区西总布胡同找到了“老渔夫”的家，见到了慕名已久的戈宝权先生。不久，他撰写的《阿凡提上了银幕》在《中国文学》1980年第七期发表，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和读者的好评。老杨还为我联系采访到舞蹈家戴爱莲先生，使《访舞蹈艺术家戴爱莲》一文成为1982年对外传播刊物的首篇报道。戴先生为人比较低调，接受我的采访后，曾有一个时期婉拒媒体采访。老杨担任主编后，即建议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熊猫丛书”，将我国一大批有影响的新老作家及其代表作介绍到国外。在他的指导下，我负责编辑了冰心的《相片》、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老舍的《月芽儿》、端木蕻良的《红夜》、白峰溪的《女性三部曲》、新凤霞的《新凤霞回忆录》，以及《单口相声作品选》《对口相声作品选》《川剧最佳剧本》等书。这些文集均译成英法两国文字，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为了出版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老杨亲自写信，征求巴老对篇目的意见。巴老回信后，老杨又把巴金的信交给我，让我就有关此书出版事宜直接与巴老联系。这种支持和信任，让我感动不已。

在老杨手下工作时间长了，我对他谦和忠厚的为人、深厚的国学功底、高超的翻译水平，有了日益深刻的了解，从心底敬佩这位长者。《中国文学》杂志的主要对象是外国读者，社里要求，中文稿每篇不能超过三千字，否则译成外文后就会冗长。为了适应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社里要求我们撰写的文章朴实无华，方是方，圆是圆，切忌堆砌形容词。我写的文章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全靠老杨对我写作上的严格要求，是他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如何写对外宣传的稿件。可以说，真正扶我上马的人，是老杨。

二

1997年秋天，我到友谊宾馆颐园拜访了杨戴伉俪。此时乃迭已中风，但她始终饶有兴致地听着老杨与我们的交谈。老杨一支烟在手，不紧不慢地忆述自己的童年往事，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我曾问过老杨：您和乃迭一般是怎么合作的？他说：“通常是我先把中文原著译成英文初稿，然后由乃迭修改定稿。乃迭有时也亲自译些中国当代小说，然后交给我加工和校改，以便更符合中文的原意。”有时则由老杨手捧中文原著，口授英语译文，乃迭直接打印出英文稿。最后，两人一起审定。

我还问过他一些有趣的问题，如：“外界盛传您是酒仙，边翻译边喝酒，一口酒一句译文”，这是真的吗？老杨微笑着答道：“我翻译时是很严肃的，从来不喝酒。不过，到现在我还不会双手打字，只会用右手食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所以打得比乃迭慢。”

在外文局工作时，我每天早上七点坐局里的交通车，从东城区的和平里，到西城区的百万庄，进入外文局那幢五层的灰色大楼上班。每天一上楼梯，便能听到楼上“哒哒哒”的打字声。它告诉我，戴乃迭已经在英文组办公室工作了。她天天如此，几乎是中国文学出版社每天第一个上班的人。

乃迭性格内向，在办公室里话不多，衣着极其朴素。不卷不烫的灰白头发，随随便便地用一个黑色的发箍拢在一起。如果不是从正面看到她那双湛蓝色的大眼睛和高鼻子，从后面看她，简直就像从北京哪条胡同里钻出来的一位老大嫂。这位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怀着深厚的感情，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与丈夫合作，译出了一百多部作品，为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实在令人难忘。

1981年，“熊猫丛书”翻译出版《新凤霞回忆录》，乃迭亲自为该书作序。因为我是责任编辑，社里要我陪同乃迭到新凤霞家采访，其实她们早是老朋友了。采访一开始，两人非常严肃认真地一问一答。凤霞每回答一个问题，总爱加一句：“我这样说可以吗？”乃迭呢，总是微微笑，轻轻地点点头。

有一次杨戴伉俪请朋友们到家里吃晚饭。杯声灯影间，有人提起老杨的自嘲诗：“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蹉跎惭白发，辛苦做黄牛。”也许是几杯酒下肚，老杨得意地说：“我年轻时，是很帅气的。要不，乃迭怎么会跟我来中国！”话音刚落，乃迭便幽默地用中文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我爱的，是中国文化！”是的，她钟爱中国文化。在她心中，杨宪益就是中国文化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