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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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小群
　　张仃先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前院长。原来，我仅仅知道张仃是著名画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的参与者，其他就不太清楚了。后来才知道，张仃不但是集漫画、新年画、现代装饰画、国画、壁画和工艺美术设计于一身的画家，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艺术家。
　　认识张老时，他已经87岁，不大在社会上多活动。但他们老两口，非常关注时事。我们熟识的北方工业大学外语系主任胡作群先生，曾是张仃老伴灰娃的大学同学，将我们夫妇引见给张老和灰娃。我们去他们家聊过几次，很愉快。张老不多说话，因为耳聋，多由灰娃大声转述。但可以看出，他很欢迎我们去作客，先后送我们几幅他老人家写的篆体书法字，灰娃说，他的学生都不敢向他要字，他是真的喜欢你们。
　　张老专门为我们手书两幅篆体字：“万象立胸怀”和“沧波共白头”，落款，已是“八十九叟”。灰娃老师特意装裱后送给我们，我们非常感动。闲谈中，我感到灰娃的经历很传奇。她12岁去延安，跟随王近山司令的部队参加过三大战役，1955年保送入北京大学。以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她极不适应，精神恍惚，“文革”中彻底崩溃，患了精神病。“文革”后不治而愈，写起了诗，结集发表后，得到诗界的充分肯定。我提出给她做口述史，她欣然答应。他们家在北京苹果园往西几十里的林场中，是画家群落中一座有着北欧风情的小楼。我一星期去一趟，一次谈三个小时。
　　在交谈中，我感到不但灰娃的一生奇特，就是从延安走出来的张仃先生也很另类。
　　张仃1917年生，辽宁黑山县人。“九一八事变”后，考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时年15岁。东三省沦入日寇之手，张仃心情苦闷、焦虑，改画揭黑暗、反内战、求抗日的漫画，参加了左翼艺术家联盟。1934年，他在去凌子风家的路上，被宪兵抓去，因年龄不够18岁，改押苏州反省院，在反省院认识了艾青。这时的艾青是个画家还不是诗人。一年后，张仃被同学保释出来，靠给杂志社画漫画为生。“卢沟桥事变”后，张仃画了一幅漫画——一个战士举着枪，下面写着“收复失地”，用木刻方式印出来，发表后影响很大。叶浅予说，张仃画漫画和别人不一样，我们用钢笔、铅笔，他是学国画出身，他用毛笔，是中锋用笔，他的线条有欣赏性，很有力度。
　　后来张仃去了延安。这时灰娃在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学习，她说，在延安给她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三个人，一是塞克、二是张仃、三是杜矢甲。“他们三人的打扮与众不同，塞克自己拿粗土布做成套头立领的哈萨克衬衫，在山上弄个树枝，做成手杖，总拿在手里；张仃穿一件夹克、一双高筒靴，打扮得像普希金，其实，那时他才二十几岁；杜矢甲总穿着张仃拿破毛毯子给他做的一个披风。塞克在青年艺术剧院教怎么写歌词。张仃教我们老师美术知识及美术欣赏，我们老师再教我们。杜矢甲是我们的音乐老师，教我们发声、运气。他属于俄罗斯派发声法，共鸣音很强。”据灰娃介绍，塞克、张仃、杜矢甲三人原来都在鲁艺，但他们对鲁艺的某些人看不惯，就提出要去丁玲主持的“文抗”。张仃为什么不想在鲁艺呆了？因为有的画家知道张仃崇拜毕加索，故意杀一只鸡，指着地上的鸡血说：这就是毕加索！我一天能画几十幅。还有一木刻家说：我就不信，像张仃这种人还能参加革命？他们都觉得张仃不像“革命艺术家”。有一次张仃买了点牛肉炖了，请朋友们来吃，被人说是“拉拢人”。张仃说：不就是请吃了饭嘛？他讨厌那些说三道四的人。“文抗”的艾青、萧军是他的好朋友，张仃就去了“文抗”。整风前“文抗”解散，张仃才到了灰娃所在的青年艺术剧院。剧院的美术设计都是靠他。
　　张仃的个性还体现在他设计的作家俱乐部。张仃到了“文抗”，与萧军等人办了一个作家俱乐部。作家俱乐部，就设在半山上的一座破房子里。萧军到处化缘，他们用化缘的钱，买来土布、牛毛毡子、麻袋片和一些旧木头。张仃用简单的材料，设计出别致的用品。比如，他做的壁灯，是用筛面的箩，切上一半，钉在墙上的，里面点上煤油灯，光线很柔和；用粗白土布围成一个圆形做酒吧台，帘子从中间分开。俱乐部的徽标是“火苗中的一把钥匙”，象征普罗米修斯盗来天火，给人间带来光明。俱乐部除了酒吧，也有舞池。领导们出了钱，当然也来跳舞。张仃在俱乐部还办艺术展览，有复制的印象派、野兽派、抗战木刻、抗战漫画等。可见在延安时，他的宽广艺术视野。
　　每到冬季，延安都搞一次生产成果展示会，连续几年派张仃负责展示会总设计。有一年，在八路军礼堂举办大生产展览。张仃用好多张纸拼接起来，画了一幅大生产运动的宣传画，沿着展示的路线挂起来——这大概可以看作张仃的第一幅壁画。有一次，美军观察组和中外记者团参观小礼堂举办的生产展示会，参观者惊叹，边区竟然有如此别致的展示和设计。艾青曾说：“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这句话后来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他的设计大气、粗朴，力求让材质本体的质感焕发出魅力。
　　张仃在延安八年，他说：“我信仰共产主义，但觉得自己是个散漫的艺术家，我宁可做一个党的长期同路人。”直到撤离延安时，他才入了党。
　　1949年以后张仃所做的工作，可以简单地定位为“包装新中国”。因为他是党员艺术家，多次担任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他到过很多国家。油画家董希文（《开国大典》作者）说：“张仃，我真想给你当助手，去趟法国，看看世界名画”。那时像董希文这样的“功勋”油画家，都没有见过西方名画原作。1957年，为了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把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拉出来与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并成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让他去主持工作。“文革”后，他又受命首都机场壁画群的总体设计。画家袁运甫说：“张仃先生像是一位交响乐团的总指挥，他的眼识与艺术上的宽容是一致的。”
　　张仃晚年主要从事绘画、写字，还喜欢看书。他的焦墨大画卷是退休以后画的。灰娃说，生活上他没有任何与人交往的能力。退休后，他一直住在院里给他的八十多平米的房子。方毅批条子，让他住到南沙沟（副部级待遇），他说，还得找人联系，我也不知道到哪儿找人？学院说，你把条子给我们，我们给你要去，他说条子丢了。我们见到的郊外别墅，是后来他自己设计出资盖起来的。
　　2010年2月张仃先生逝世，享年93岁。最近，我们和张老的儿子张郎郎小聚。他已定居美国。他说，这次回来是应邀去厦门参与筹划张仃美术馆。企业界有个老板，长期收藏张老的字画，愿意出资出画为他专门建一个美术馆。
　　我觉得，应该啊，这个老头，很有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