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字解
解玺璋
“雅”的字义被解释为“正”,大约是从《诗大序》开始的,所谓“雅者,正也”。后世还有“雅正”一词,意思是合乎规范。又有“高雅”、“典雅”、“文雅”、“优雅”等对雅字的修饰,都是强调雅的高贵和气度不凡。所以,我们到国家大剧院这样的高雅殿堂欣赏艺术,不仅必须着正装,而且要正襟危坐。
《诗大序》又称《毛诗序》,相传为汉代毛苌所作。故章太炎先生指出,雅字训正,只是后起之义,并非本意。按照《说文》的记载,《诗·大雅》的“雅”字,古文写作“疋”,所以,大雅、小雅又写作大疋、小疋,雅是疋的假借。后来以“正”训雅,也许是因为“正”与“疋”的字形比较接近吧。但章太炎先生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据《说文》解释,“疋”字的上半部是腿肚子和髂骨的象形,而下半部“从止”,有走的意思,所以又说“问疋何止”,即走到哪儿去?又有训“疋”为记的,意为记录。据说,古代有“王官采诗”的制度,天子命官员到民间采集歌谣,以观民风。他们到下面走来走去,把民间的歌谣记录下来,献给天子,天子就根据这些歌谣了解民风民情。这些歌谣编辑成册,就是后来的《诗》。不过,大雅、小雅略有不同,这些诗很少来自民间,而是贵族们的创作。而无论如何,采诗观风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又说,“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明乎此,我们看到今天由官方推崇的文学艺术,或所谓主旋律作品,自称其高雅,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因为这是有渊源的,雅文化首先是王官文化。
这是就“疋”字的性质而言。还有一种是就字的声调而言。章太炎在这方面做过很深入的研究。梁启超说:“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具体到“雅”字,《说文》称“楚鸟也”,是楚地的一种鸟。由于它的叫声很像“雅”的发音,居住在秦地的人用秦地方言便称这种鸟为“雅”。章太炎先生进一步指出:“雅即雅乌。”考《事物异名录》,雅乌还有很多别称,如乌雅、慈乌、慈雅、寒雅、孝乌、黑乌、祥禽、吉乌、善禽、老鸦等。它的命名既然与它的叫声有关,所以说“以其声调言也”。有意思的是,这种“鸟”的叫声(即雅声),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秦声”(秦地方言与音乐)的代称。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就有“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杨恽《报孙会宗书》也有“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太炎先生认为:“所谓乌乌秦声者,即今之梆子腔也。”
那么,这样源自鸟鸣的“雅声”如何能一变而成为文化的正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从周、夏两代生存空间的内在一致性入手,近现代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个特点。他们认为,西周尊雅,是因为西周王畿曾是夏人故地的原故。对此,朱东润先生曾有很详尽的考证:
《大·小雅》既为西周之诗,然则,何以不称大、小周,而称《大·小雅》?”应之曰:“《大·小雅》者,大、小夏也,犹言大夏、小夏之诗云尔。《荀子·荣辱篇》:‘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此雅夏互通之证也。(见《诗三百首探故》)。
这就是说,雅既是夏的转借,在夏的故地发展壮大的周,就接受了雅夏互通的事实,拿了“雅”字为夏这个地方的诗歌和音乐命名。因此,不仅《诗》有大雅、小雅,另外还有雅音和雅言。梁启超曾经指出:“荀氏《中鉴》、左氏《三都赋》皆言:‘音有楚夏’,说的是有楚音、夏音之别。”(《释四诗名义》)朱自清先生甚至认为:“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经典常谈》)《论语·述而》也记载了这种说法,可以为证,即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雅被定于一尊,成为中国文化中正统、高贵的象征,“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首先是沾了王畿之地的光。雅就是夏,就是中央权力机构所在地。此外则属于“风”,有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和召南,是王畿之地的外延,这里的诗都不能称“雅”。这其实是一种地缘政治概念,在这个基础上,才慢慢演化为王官文化、宫廷文化、政治文化。而雅这个词才陆续引申出“正确”、“规范”、“高尚”、“文明”和“美好”等诸多含义。
雅最初是由王权独享的。春秋之后,礼崩乐坏,周王室衰微,诸侯做大做强,士阶层乘机崛起,文化权力下移,雅的所有权和解释权遂部分地转移到文人士大夫手中,他们以自己的趣味和好恶作为区别雅俗的重要标志,地域概念则退居其次。这时,雅的意义的领地就被大大地扩展了,如果说最初的雅是以地分,那么后来,则变成了雅以群分。不仅大众与雅无缘,而且权贵、官员亦与雅无缘,于是,形成了相对独立于王官文化的士林文化,尽管其士大夫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无法和王官文化划清界限。从士大夫中分化出来的这些文人雅士,以清静平和、自然闲适的生活意趣和遗世独立、超凡脱俗的个性表达,作为其社会性存在的文化标志。关于这种人,《红楼梦》中贾府的清客贾雨村曾有过一番精妙的论述,在他看来,这种人秉正邪二气所生,“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他举出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导、谢安、顾恺之、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希夷、温庭筠、米南宫、石曼卿、柳永、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莺、朝云等,很显然,他们都是从“雅正”中解放出来的、具有新人特征的雅士、雅人。不过,这个“雅”离开它的本意已经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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