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清
早就想为我的长姊写点什么，越年长却越难动笔，因为想说的话越来越多。
我长姊是我们家七个孩子里年龄最大的。皮肤白皙，鸭蛋脸，大眼睛，漂亮得扎眼，但个子不高，爸爸说她从小干活累的。
小时候喜欢跟她睡一被窝，发现她肩膀有一块疤，我问她怎么弄的，她说烫的。原来二姐有一次生病，长姊负责照顾她，给她倒开水吃药时，可是柜子太高了，长姊没拿好，暖瓶倾斜下来，掉在地上，开水淋在她肩头。我摸着疤，问她疼不疼，她说当时吓得没感觉疼，赶紧跑了，因为暖瓶碎了，担心母亲会责骂。
的确，那时一只暖瓶对于我们这么贫困的家庭太珍贵了。我长姊只比我长兄大一岁，从老照片看长姊比长兄瘦得多，可是长兄是长姊背大的，因为母亲要上班。我说，“长兄比你胖，你怎么背得动？”姊说：“除了过门槛，我都背得动。过门槛，我背着他爬。”老式的房门，门槛都很高。我想象着一个瘦的小孩背着一个胖小孩很艰难爬过门槛的样子。每想起这段话，我就有哭的冲动，可姊都是笑嘻嘻地说。六个弟弟妹妹她都背过，背完大弟，背二弟，背完二弟背大妹，……一直到最小的我，谁有什么脾气秉性，姊都知道，她说三弟爱哭，哭起来没完，二姐就爱在外面溜达，天黑了，还得背着在外面逛……
我们小时候的衣服都是长姊做的，不是因为母亲懒惰，而是因为母亲从小就读书，所以家务活她基本不太会，而且身体不好。每到过年了，我们家窗前的油灯就一直亮到很晚。长姊写完作业就坐在窗台的煤油灯前纳鞋底、做鞋子、做棉裤棉袄。一只木柄的小锥子被她磨得光光溜溜的，她雪白的腿经常搓麻绳搓得通红，左腿搓红了，右腿搓，两条腿都通红。我半夜睡一觉醒了，看见她还坐在灯下做活，母亲躺在炕头咳着。那时，姊应该是十七八岁的样子，可是我们穿出去的衣服鞋袜，都成为别的孩子羡慕的对象，大人也都问，这是谁做的，活计太好了。姊一天没学过裁缝，可她看啥会做啥。不但给我们做，还帮乡邻做。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姊参加考试，拿了全乡第一，只跟分数线差了十三分，班主任苦劝她复读，把座位给她留了半年，可姊知道家里困难，为了让弟弟妹妹能读书，她选择了上班挣钱。长兄复习了两年，最终成为县里第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乡里敲锣打鼓来送录取通知书时，姊开心得不得了，可谁都说，这张录取通知书，本来姊也可以得到。因为那时兄和姊都在一个班，从来都是姊第一，兄第二。姊那时每月只挣30多元，要交给家里10多元，还要每天保证兄有一个鸡蛋吃，因为姊说兄学习累。而姊上班一年多，只有一件衬衫，晚上洗了，第二天穿。去食堂吃饭，她都最晚去，因为她不舍得钱买菜，只买半份咸菜。
兄上大学的第二年，母亲去世了，却把六个弟弟妹妹托付给还没成家的姊。她结婚了，我害怕得不行，我想也许我从此失去姊了。三姐姐考上县里的高中后，她怕我孤单，就和二姐姐把我接到她身边读书。那时她的小孩只有三两岁。姐丈是一名边防军人。失去母亲的少女在许多事情上都很茫然，一次我把棉裤弄脏了，可是很不好意思，就脱下来藏在柜子角落里，只穿了一条秋裤就上学。第二天晚上，我睡着觉听见厨房哗啦哗啦有动静，我起来偷偷一看，长姊正坐在小板凳上在水盆里用力搓我的棉裤，那是很冷的春天，我看见她的手冻得通红。早晨起床时，看见她的一条毛裤已经摆在我枕边。
姊结婚的时候，姐丈已是上尉，够随军的条件了，可她一直没随军，独自带着孩子与姐丈两地分居，直到我上大学，她才办理了随军。她要走了，我从老家赶去道别，在门外听见她和房东的一段对话：房东问她咋早没随军，这么多年没个男人在身边，多苦，她说，妹妹还小，自己随军走了不放心，这回她也考上大学了，就放心了。我不知道当初姊嫁了一位军人有没有方便照顾弟弟妹妹的考虑，但她一直都等到我上大学，这是真的。那时我别的哥哥姐姐也都成家的成家，上大学的上大学了。
按照我们乡里的习俗，嫁出去的姑娘就属于外姓人了，可从姊这里看不出来。父亲退休后，做手术，要去姊那里休养；弟弟们家里有什么矛盾，嫂子们也都到姊那里诉苦。我找对象，也要先过姊这一关。哪怕老爸家里水龙头坏掉了，也要给姊打电话来，老爸才放心。姊把我们都陪到上大学，儿子也上了清华，姐丈连年受奖，她便拿起放下多年的课本，学了中国工商管理学院的本科。
如今她退休了，带小孙女，不过业余时间还去欧洲旅行，做美容也练瑜伽，是漂亮的老太太。弟弟妹妹们在她面前有敬重，没沉重，父亲更是别人说不通的事情，只要姊一张嘴，肯定话到事儿办。姊在弟弟妹妹妹夫弟媳面前绝口不提从前的事儿，就是那年兄回来过年唱那首《母亲》，要不是我去卫生间，我还都不会发现姊哭得像个泪人，她看见我，擦了眼泪说，“别跟别人讲，看你嫂子们想到别处去”。
姊的豁达不但需要心胸，也需要智慧。该尽责时尽责，该考虑自己时安排好自己，不给他人负担，不给自己遗憾，善良而不愚，智慧而不傲。一个女人，不必星光闪耀，周围亲人朋友的认可，便是人生最大成就。我想，这便是经典，值得仰视的女性。
我的长姊，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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