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思哲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过,空气里还有高考的味道。据说,中国的考试制度一直是世界领先的,在西学东渐的20世纪初,唯一被西方学习的东方制度就是以科举为代表的考试录取制度。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起自于隋朝,科举是由分科取士而得名,为隋朝以后各代选拔官吏的制度。唐太宗时,诗赋成为主要的考试内容。
唐代的科举制度延承隋代,但在具体考试方法上也是不断加以改进。首先是不封卷,评卷老师可以直接看到考生的名字。而且,在考试之外实行了“行卷”与“公荐”。“行卷”,就是考生将自己创作的诗文,选出最优秀的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投呈给当时的名公世卿及文坛上有名望地位的人,目的是求得赏识,以便在同僚间制造声誉,或者向主考官推荐;“公荐”,就是一些名公世卿及文坛名宿,向主考官推荐优秀人才。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有怎样的区别》中说:“唐以诗文取士,但也看社会上的名声,所以士子入京应试,也须预先干谒名公,呈献诗文,冀其称誉,这诗文叫做行卷。”这大概是中国考试史上,最早的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尝试了。
任何改革的新政都不会十全十美,一条新政也是双刃剑。考试之外有了“行卷”,一方面增加了对考生考察的途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人为因素。20岁的王维来到长安赶考,先是拜在玄宗弟弟岐王门下。当他得知比岐王更有势力的太平公主已将状元的名次许给他人,王维极度失望。岐王让王维扮成伶人,又请太平公主来府内饮宴。王维以一曲温婉的琵琶,引得太平公主侧目,岐王趁机把王维推荐给公主,说:“此生非只通音律,至于问学,无出其右。”王维上前把准备好的行卷递给公主。王维就这样中了进士第一名。
据王谠《唐语林》记载,大诗人白居易也曾因“行卷”得以脱颖而出。李白携《蜀道难》晋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贺知章,贺大人读过之后,惊呼:“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直接推荐给玄宗。
一项新制度的实行,往往成为社会的一种导向。“行卷”之初,考生一般是选几首出色的诗,几篇优秀的赋就可以了。后来,许多考生竟连篇累牍,录入大量诗文的行卷。如杜牧的行卷,竟录了150首诗歌,皮日休更是惊人,十卷“行卷”里收录了200篇首诗文,真可谓是“赁居槐拶屋,行卷雪埋袍”了。因此,重诗文亦成为唐代的风气,把吟诗作赋当作“科举”敲门砖蔚然成风,士子们纷纷雇佣“枪手”写诗行卷,以至请托、行贿成风,使“行卷”和“公荐”这项改革措施走入了歧途。
这种自荐、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表面上看似公平,但对于那些没有背景、没有路子、没有人脉,不善于推销自己的考生来说,反而是增加了“及第”的难度,变成了新的事实上的不公平。出身寒门的诗人当然没有“行卷”之路了。诗人杜荀鹤曾写诗叹道:“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落第的大腕还有孟浩然、温庭筠、贾岛、骆宾王等,诗圣杜甫,即使被人称为杜工部,也是没有一纸“进士”的功名。
唐代的“行卷”和“公荐”的考试制度改革,最后应当是无果而终。到了宋代,除去了诗文科目,转以儒家经典和策论为主,试卷糊名。至宋真宗时,又实行了考卷誊录制,笔迹无法辨认,以保公平。再后来,科举又进行了“标准化”改革——写八股文。
可见,以公平的规则选拔优秀人才,是历朝历代所追求的,绝对的公平又是历朝历代所没能实现的,公平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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