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以象外 得其环中（附照片）

——王朝闻先生印象

王朝闻先生（前坐者）与作者（后排中）等合影

徐建融

如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在规定的“不自由”中放飞“自由”，又在任性的“自由”中落实“不自由”？王朝闻先生的表述总是既感性又理性，既富于严密的逻辑性又富于通俗的常识性。

眼前的这张照片，是二十多年前与王朝闻先生的合影。作为新中国文艺理论开山和权威的王老，他的为人十分的平易随和，他的理论观点非常地注重艺术的生动性和灵活性。“艺术”的规律千古不易，“艺术标准”不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地推陈出新。王老所“开创”的新中国的文艺理论，便正是由古今中外优秀的文艺理论一脉相承而来，即使在今天看来，其基本的观点也并未过时。

我从少年时代便读到王老的《新艺术创作论》、《一以当十》等著述，只觉其“艺术”的生动而不觉其“政治”的说教。认识王老是从1986年开始的。这一年，王老主持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美术史》十二卷本的工作正式启动，汇聚了全国老中年一辈的美术史家和刚毕业乃至还在读美术史专业的研究生的参与，而把主要的任务交给了年轻的一代。

在动员大会上，王老明确表示：这一项目的开展，完成研究、形成著作只是其次的，更重要的目标和成果，是通过实践的参与，磨炼、培养、造就新一代的美术史家。这使初出茅庐的我十分振奋，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状态，会议结束后便带着任务直接离京外出考察了。在这个大会上，针对会前印发的编撰大纲体系，我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从来的“美术史”著述，都是只写“创作”的人事而不写“史论”的人事，像《历代名画记》等，只是被用作认识“创作”的佐证，其本身并没有被写进“美术史”中，我们的《中国美术史》，应该把“史论”的这一块也写进去。我的这个提议，得到王老很高的评价，在大会总结时还专门给予了肯定。而《中国美术史》的副总主编，王老最得意的学生、最得力的助手邓福星兄也因此与我格外地亲近起来。其实，我的这一认识正是从学习王老的文艺理论而来。在他主编的《美学概论》中，有一段话我一直印象深切：“人类的艺术活动，包括了创作和欣赏两个部分，缺一不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创作就没有欣赏，没有欣赏就没有创作’。”（大意）而历代的美术史论著述，不正是当时、后世艺术欣赏活动的反映和成果吗？缺少了它，一部美术史就不可能是完整的。

《中国美术史》的编撰队伍，其规模虽然空前地庞大，达近百人之数；后来这部著作正式出版，以浩浩荡荡的《八十七神仙图》卷涵盖十二卷的封面，便有隐喻参与这一项目的人数众多之意。但人多不一定好办事，专家们各人有各人的奔忙，致使这个项目从“八五”而“九五”，一直拖到“十五”规划初期才完成。在这段时间里，王老的对策是放手让福星兄锻炼。于是，作为副总主编的福星兄和办公室主任的刘兴珍大姐便找到我。他们注意到我对这一“千载难逢”的学习机遇的高度珍惜，率先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便让我“救火”，承担更多的工作。大概从1989年开始，每年暑假进京一段时间，分担完成本属于其他专家的撰稿和统稿工作，一时在《中国美术史》编辑部中，竟有戏称我为“写作机器”的。

不久，福星兄和兴珍大姐又大胆地向王老举荐，把我增补为《中国美术史》的编委，并临阵换将，任命我为多部分卷的副主编、主编，以便于更快、更好地开展工作。王老不假思索便当场同意了，还专门为我签了一张任命书。之所以说这个举荐是“大胆”的，一是因为《中国美术史》的编委和各分卷的主编，原则上全部都是北京的专家，北京之外的仅一人，可以说是破了“天荒”；二是列入编委、承担分卷主编的专家，须征得所在单位的同意。记得王老当时对我说：“你们领导在中央美院念书时我还是他的老师呢！这样吧，我给你开一张任命书，你以后就可以方便一些。”福星兄和兴珍大姐对我说：“给编委开任命书，这可是其他编委都得不到的待遇啊！”当然，以我的性格，这张任命书也不可能真的拿去给领导看的，后来也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但王老对我的提携和关爱，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王老的一点不“左”，亦由此可见一斑。

成了《中国美术史》的编委之后，到北京工作的次数和时间便多起来，向王老和其他老一辈专家请教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当时的某些专家，对王老是有些意见的，在我面前讲到王老，每不屑地说：“王朝闻嘛，教条、僵化。他的理论就是三句话不离‘性’。”所指的是王老的文章中常常要用到诸如“视觉性、造型性、空间性和审美性”、“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规定了研究任务的复杂性”之类的措辞。这实际上是延安过来的文艺干部的一个语言习惯问题，本无伤大雅。但当时对裸体艺术的研究刚刚解禁，这样的说法实有嘲讽的意味。我听后一笑置之，心里想：“什么是教条、僵化？王老的文风、观点可亲切、生动得很，一点也不教条、不僵化呢！”

用今天的话说，王老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他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吸收新鲜的营养。当时的他，正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广泛地吸取“文化热”中涌进的新思潮、新观念，尤其对“接受美学”的兴致更高，并表示自己长期以来的文艺理论正可归属于“接受美学”的体系。每次我们去拜访他，向他请示有关《中国美术史》编撰工作中的问题，或他到下面来视察我们的工作、生活状况，他总是把话题转到“接受美学”上去，作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讲解。王老毕生致力于艺术规律的探索。如果说，他早年的重点，是在探索“新艺术”的“创作”规律，那么，从80年代之后，便把重点转移到了对古今中外优秀艺术品乃至大自然中一草一花、一石一水之美的“欣赏”规律的探索。如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在规定的“不自由”中放飞“自由”，又在任性的“自由”中落实“不自由”？他的表述总是既感性又理性，既富于严密的逻辑性又富于通俗的常识性。当时，他的《论凤姐》刚出版不久，又在写《雕塑雕塑》。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了智慧：当前一个“雕塑”作为动词，后一个“雕塑”作为名词，那么，“雕塑雕塑”讲的是“创作”问题。当前一个“雕塑”作为名词，后一个“雕塑”作为动词，那么，“雕塑雕塑”讲的就是“欣赏”问题。就这样，他把“创作”和“欣赏”的关系完全打通了。尤为奇特者，他对自己的文稿、书稿，总是一改再改，不断地增加、补充内容。一校上加得密密麻麻了不够，还要加附页，二校、三校还是如此，据说有加到六、七校的，直到责任编辑“勒令”他不可再添加了，再添加永远出不成书了，他才不得已封笔杀青。用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研究中有不断的接受、不断的新得。我戏言：“您的写作好比雕塑、素描。一般的画家，一张素描画上三个小时就画不下去了，再画就会画坏；高明的画家，一张素描画了两个月还可以继续往上画，越画越深刻，越画越结实。”他马上又回到“接受美学”的话题上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仁者”在今天所见的是“仁”，到了明天也可能见“智”。这个“智”可能是推翻昨天“仁”的认识，也可能是充实昨天“仁”的认识。一件艺术品的欣赏也好，对某一个事物的看法也好，不仅因人而异，还同时，因地而异。所以说，无论“创作”还是“欣赏”，“雕塑”都是需要不断地“雕塑”的啊！

我那时到北京，一般在昌平郊外虎峪的一处市政府招待所工作。我好酒，王老得知后，对我特加优待，每天除规定的伙食标准之外，还自掏腰包供给我一瓶二锅头。后来，其他分卷请我统稿（实际上几乎是重写），也由该卷主编为我自费供酒，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我中午小酌二两，晚餐便八两痛饮干净，酒后与同伴上山放声《借东风》、《二进宫》，声振林木，尽少年意气风发的豪兴。有一次，恰好一批戏曲班的研究生也在招待所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本来的一人独唱，变成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争鸣”，就更大畅胸怀了——可惜只有两晚。

说来惭愧，我虽是物理系毕业，但对照相机却从来不会摆弄，所以很少拍照，有之，则必是别人给拍的。以至于在与王老以及其他前辈的交往中，几乎没有留下合影。最近，我女儿整理家中的旧照片，无意中翻出这张与王老的合影。恍惚记得是在90年代初北京的一次美术理论会议散会后拍的。当时有一位朋友硬是要我找王老合影，我便把王老请过来，结果一下子围上来一大批人，都希望合影，于是分批拍了好几轮。我的这一张上，王老端坐中间，神情祥和，侍立的五人中，除我和朋友外，其他三人都是不认识的。

睹照思人，感慨系之。王老离开我们已有十多个年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学术、艺术，一直印在我的心头。在我走过的途路中，曾得到诸多前辈的关爱和提携，而王老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有数的几位之一。在他的面前，我永远怀有一种敬而不畏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