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的坐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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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康
　　冯梦龙《古今谭概》的“塞语部”记载了一则趣闻：嘉靖年间监察御史王化巡按浙江，有个举人去拜见他时，戴了顶很时髦的大帽。王化见此人衣着方面不很循规蹈矩，就很不高兴地问道：“举人戴这种帽子是从哪一年开始的？”言下之意是批评他的衣饰违反了朝廷的规定。没想到那举人并不买账，当即反唇相讥道：“是从老大人坐轿那一年开始的。”王化顿时被噎得无话可说。他到浙江后拥有大事奏裁，小事主断的权力，可是监察御史毕竟只是正七品官员，按规定是够不上坐轿的级别的。王化以朝廷的规定去要求别人的衣着，可是自己坐轿却是犯下了同样性质的错误。
　　明代中后叶时，像王化这样违规坐轿的并非个别现象，一些批评这类乱象的人，不约而同地在自己著作中指出，只有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以坐轿。其实他们已不清楚，按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的规定，文武百官都不得坐轿。《明史》说得很清楚：“虽上公，出必乘马。”成化年间，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考证过坐轿骑马问题，他以北京与南京各衙门仪门外都有上马台为根据，认定明初“大臣无坐轿者”。论据虽嫌不足，结论却合实情，然而须经考证方能得知，可见明中叶后，臣民们对开国之初的规定已几无印象。朱元璋与朱棣都是马上得天下的帝王，坚持要臣下骑马，是为了使他们不废骑射。此外，程朱理学已被钦定为官方哲学，而宋儒反对坐轿，认为以人代畜，于理不宜。不过，坐轿到底舒适，且又威风气派，于是大约在宣德年间，有的官员开始违例擅自坐轿。此例一开，不少官员跟着学样，仿效时又全然没个官位高低的讲究。既违背祖制，又混淆尊卑等级。在一些官员呼吁下，朝廷作了专题研究，议决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以坐轿。明代中后叶时一些人所说的“祖制”或“故事”，实际上指的都是景泰四年的朝廷决定。
　　这一规定的生效曾导致一些有趣现象的发生。譬如说，光禄寺卿与太仆寺卿都是从三品官员，而都察院左、右佥都御史是正四品。后者官品虽略低，但实权远大于那些清水衙门的主掌，因此光禄寺卿或太仆寺卿奉旨改任佥都御史，都不会有降职的懊丧，而是感到幸运且荣耀。不过麻烦也就在这时发生了，能否坐轿的界线恰好划在三品与四品之间。转任佥都御史的官员赴朝谢恩时可以坐轿，接受任命后却只能告别轿子改为骑马，这便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抬轿谢恩，骑马到任”之语的由来，那些转任官员在兴奋之时，难免会有些缺憾之感。
　　然而，朝廷每天要处理的军国大事不知有多少，无法时刻注视着谁在违规坐轿，但如果尊卑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此事又须得重视，有明一代的大整顿就有过好几次。据《明史》记载，弘治七年，明孝宗重申景泰年间规定：“文武官例应坐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城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坐轿，违例坐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重申禁令能收到一时效果，但日子一长，又渐渐松弛，到了十五年后的正德四年，朝廷感到有必要再次重申禁令，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一次。又过了二十七年，即嘉靖十五年，对违例坐轿之风复燃深感忧虑的礼部尚书霍韬向明世宗报告：“迩者文官皆用肩舆，或乘女轿，乞申明礼制，俾臣下有所遵守。”于是朝廷又一次申明：“四品下不许坐轿，亦毋得用肩舆。”明世宗后期朝仪久旷，京中来来往往的官员们又都弃马坐轿了。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回忆说，嘉靖中若有中级官员乘坐二人肩舆，会被认为是大可骇异之事，可是在万历元年，官员们即使各乘四人大轿结伙外出玩乐，人们却感到很正常。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也写道，嘉靖间他在南京看到五城兵马司的官员违规坐轿，但又心虚，“道上遇各衙门长官，则下轿避进人家”，甚至遇见举人、秀才也下轿躲避，生怕被检举揭发。可是“不上三四年”，违规坐轿现象到处可见，那些官员不仅是“轿子之帷幔鲜整，仪从赫奕”，而且还大模大样，堂而皇之。
　　万历初年，主掌朝政的张居正曾花不少气力“复修旧制”，百官“奉行惟谨”持续了二十多年。顾起元《客座赘语》写道，他万历二十七年时在京城看到官员们都骑马，等到三年后再到京城，只见“人人皆小舆，无一骑马者矣”，而且社会风尚也变了，外出不坐轿会被视为寒酸、失身分，“必且为道旁所揶揄”。前后气象迥异，时间不过过去三年而已。张居正强令百官遵循祖制，恐怕是朝廷在这方面的最后一次努力，此后再不见有何圣谕重申类似的禁令。并不是后来官员们不再有越轨行为，而是几乎无人不在违例，朝廷无意且也无力再来管这类事。
　　从成化至万历年间，朝廷与不安分的百官围绕坐轿问题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拉锯战，其情形正与服饰之争相仿，且又同步。其间祖宗的规矩曾被当作是颇具威慑力的法宝，不过多次反复使用，也就变得不那么灵验了。这是因为双方的争执远非表面上看来那般简单，违制坐轿其实是当时封建等级制度正遭到全方位冲击的表现之一。政治、经济的形势与两百年前的立国之初已有很大不同，一再用祖宗规矩钳束臣民又怎能总是奏效呢？在这场拉锯战中还有个现象颇为有趣，那就是朝廷重申禁令后，会有段平安无事的时期，其间鲜有敢触犯禁令者。可是，一旦有人小心翼翼地试探而未遭惩处，那么在很短时间内，违制乘轿之风就会迅速地重新四处蔓延。
　　围绕坐轿问题而展开的拉锯战中，前期还基本上是众官员在与朝廷禁令作梗，而到后期，士绅乃至庶民百姓的加入更壮大了声势。最先突破的是举人。嘉靖三十四年，一个叫张德瑜的秀才考中了举人。按惯例，他须得一一拜访乡里著名缙绅。偏偏这时张德瑜病倒了，又不敢违背礼仪，只得强撑病体坐轿前往。张德瑜坐轿本是不得已之事，其他举人见了却认为这是显示荣耀的好办法，于是很快地，举人全都坐上了轿子。贡生、监生们见状怎甘落后，不多时他们也不再骑马骑驴而改为坐轿，再往下便是秀才们来学样了。尽管秀才中贫寒者不少，但坐轿秀才的人数仍然相当可观，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估计，到了万历初年，“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坐轿者矣”。
　　何良俊对违例坐轿的现象颇为不满，但他更厌恶商贾坐轿，因此又对士人坐轿表示谅解：“与商贾之徒挨杂于市中，似为不雅，则坐轿犹为可通。”可是，“商贾之徒”难道就不坐轿吗？他们自恃有银子，这时已不把读书人放在眼里，而且，既然连官位或监生什么的都可以用银子买到手，那么轿子又有什么坐不得的？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述松江一带风俗变迁时曾写道：“纨绔子弟为童生，即乘此轿，带领仆从，招摇街市，与春元一体”，这里所谓的“纨绔子弟”，其中相当一部分当为商贾家人。王应奎《柳南随笔》论及明末“富人入钱得秩”、“出舆入辇”的现象时，也感慨地批评“风气浇薄，有识掩口”。其实，不管是举人秀才还是富商大贾，他们只要是坐轿，就同属违例之举。可是士人们却认为前者情有可原，而商人一坐轿子，他们就感到世风浇薄了。
　　商贾们纷纷坐轿的潮流无法阻挡，其中有些脑子灵活的还由违例坐轿之风悟出了新的生财之道。世上想坐轿子的人很多，但是大部分人家都没有自备轿子与长期雇佣轿夫的条件。一些商人看准这形势，开辟了租赁轿子与轿夫的新行业。在那时小说中，可读到有关雇轿的细节描写，如《型世言》中有位张二娘要出门，她隔夜派人预定下轿子，第二天一早，轿夫就按约定时间将轿子抬到了她家门口，何等的方便爽快。朝廷庄严的规定，如今被商人弄成为一方出钱、一方派轿的买卖，只要有银子，谁都可以享受到原先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才拥有的特权。商人的本意只是想赚钱，并非怀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动机，但新行业的出现却产生了这样的实际效果。一旦轿子成为社会上常见且普通的交通工具，那么除了少数卫道士徒劳地叹息之外，又还会有谁去探寻其中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的政治含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