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文荟”副刊2015年8月28日刊登了张静撰写的文章《叶嘉莹先生与两套六十七年前的散曲》,我读后十分感动。原因有二,一是叶嘉莹先生保存67年前两套散曲的那份文化深情,令人敬佩;二是两套散曲的作者宗志黄先生是我的老师,老师67年前的作品今日受到如此抬爱,是意想不到的,老师有灵必含笑九泉,学生也为之感奋,并肃穆告慰!
古语云:“曲高和寡。”此时此刻,感怀雅集情景,我想说的是,“曲高和不寡”。两套散曲,《南吕·一枝花》写抗战中百姓的逃难之苦,《钟馗捉鬼》揭国府大员的贪腐之状,这样的作品能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发表,反映出编者的锐利眼光,肯定了作品本身的现实主义文学价值。当时喜爱诗词曲的叶嘉莹先生见而喜欢,剪存保留67年,已属不易;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将其取出来,在恭王府的“海棠雅集”上隆重诵读,这份难得的文学知音情怀,更令人感慨不已。叶先生的诵读,“在与会嘉宾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影响所及,至大至广,自不待言;《光明日报》连带附载,重新发表,既是纪念,又在推广,显示出这两套散曲的无限生命力。我作为宗志黄先生的学生,对老师的两套散曲,除同样有“惊艳”之感,还有一番欣喜之情。由此看来,越过67年,前前后后的和者已经不少了。如果叶先生的“想法”得到实现——为中学生编选教材时,能够“将这么好的一套曲子收录进去”,那么和者将扩大到更广更远的范围。由此看来,曲高和者未必寡。
叶先生介绍宗志黄教授时,说他“编著有《元代文学》”。对此,我想作一点补充说明。1955年,我在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宗志黄先生教我们班“元明清文学”。那时没有统编教材,都是老师自编讲义,有刻印的,有铅印的。先生编写的元代文学讲稿是铅印的,随编随印随发,隔几周发一次,一学期下来,元代文学课结束,又及时将铅印的封面发给我们。封面上书“元明清文学”,上册为“元代文学”,署“宗志黄编选”,下注“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1955-1956”。我把讲稿集结成册,装订成一书,从毕业到工作,辗转大江南北,刻印的讲义都处理掉了,唯独这本铅印的《元代文学》保存了下来,至今已经60年了。先生的这部《元代文学》未见出版,但也很可能流传了出去,只是现在已很难见到了。我手上的这本《元代文学》约20多万字,包括概论和作品选读,选读部分除散曲便是杂剧,杂剧共选了《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等七部,每部节选原文,并加分析评论,对难懂的词语作了简明的注解。这是一部难得的好教材,让我们这些受业者获益匪浅。
曲学艰深,我们初学一时也欣赏不了,而先生是元曲专家,造诣至深,工于曲调,能创作,善赏析,故在课堂之上,讲起来风生水起,有时讲到激动处,他还情不自禁地唱起来,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曲学式微的当下,叶先生旧事重提,意义是深长的。
(作者为安庆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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