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怀清
无论是在中国抑或西方，庄士敦(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 这个名字，首先而且也最引人关注之处，都是与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宣统以及清帝逊位之后的紫禁城联系在一起的。而庄士敦的公共形象，最初无疑是由他自己塑造的———1934年出版的 《紫禁城的黄昏》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一书，不仅给庄士敦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回报，也给他晚年的情感生活带来了波澜涟漪甚至始料未及的后果。而在《紫禁城的黄昏》 一书出版之前，庄士敦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公共领域，基本上是籍籍无名，尽管此前他已经出版了若干种有关中国的著述，譬如 《从北京到瓦城》 (1908)、《华北地区的龙与狮》 ( (1910)、《佛教中国》 (1913)、《致一位传教士的信札》(1918)、《中国戏剧》 (1921)，以及在 《紫禁城的黄昏》 同年出版的 《儒教与现代中国》(1934)。相较之下，如果说 《紫禁城的黄昏》塑造了庄士敦在西方读者世界里的公共形象的话，溥仪的 《我的前半生》，则首次正面且较为全面地描写了以英文教师身份走进紫禁城的英国人庄士敦，并在华人读者世界首次呈现了一个洋人“帝师”形象。但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均以紫禁城以及庄士敦与宣统之间的师生关系为交叉和中心，对于庄士敦作为著述家的身份以及作为一个在华西方人的生活事功的完整性以及多样性和复杂性，均少涉及。
显而易见，《紫禁城的黄昏》 将庄士敦作为著述家的声誉推向了顶峰，但由此所塑造定型的庄士敦形象，却又不仅大大局限甚至僵化了庄士敦无论是作为作家的形象，还是作为一个在华西方人的生活。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李经迈及徐世昌的推荐并被接受为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很可能会以一个中国题材的著述家或者职业汉学家的身份终其一生。而庄士敦后来离开中国、重返英伦之后的职业选择，亦证实了这一点。不过，曾经为“帝师”的罕见经历，显然不仅影响到了庄士敦作为一个职业汉学家的学术生活，甚至也深刻影响到他的后半生———其实也就是他离开溥仪和中国之后至去世之前的十多年时间。
庄士敦上述公共形象的“局限性”或严重缺陷，显然引起了研究者和著述者的关注。英国作家史奥娜·艾尔列的 《回望庄士敦》(马向红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一书，初步填补了庄士敦一生几个阶段的叙述空缺———爱丁堡大学以及牛津大学的求学岁月、香港时期、威海卫时期以及离开中国返回英伦之后的最后岁月等。与庄士敦的传奇一生相比，尽管这种叙述似乎仍可以说有些简略，但对于庄士敦一生时间上的完整性以及形象的多侧面性描写叙述的尝试却引人关注，且书中多处深入到庄士敦的个性人格层面的分析，令人印象尤为深刻。
或许与作者对于庄士敦的在华生活、尤其是他与本土文士及社会各阶层的交往接触所表现出来的谨慎态度有关，《回望庄士敦》一书在复原或建构叙述庄士敦的在华“社交圈”方面有所不够，或者尚未确定好着力点。譬如，1922年在中国曾经轰动一时的胡适“觐见”宣统，就是由庄士敦促成的。而据 《紫禁城的黄昏》 一书，庄士敦与胡适的结识，缘于“文友会”。尽管溥仪在 《我的前半生》 中，将胡适的“觐见”缘起，描述成为一次心血来潮的“恶作剧”，但无论是溥仪还是庄士敦，都没有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自从庄士敦走进紫禁城之后，溥仪与紫禁城之外的时代新思潮、新生活之间的信息联系，显然加强了。遗憾的是，《回望庄士敦》 一书对于庄士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生活，除了紫禁城，基本上没有涉及。
此外，溥仪被逼宫出逃，庄士敦最初一度有介入，在日本势力介入之前以及之初，庄士敦对溥仪亦有所劝诫或“谏言”，而最终溥仪出走东北并在日本“扶持”之下成立伪满洲国，从 《回望庄士敦》 一书的叙述看，是让庄士敦失望的。《回望庄士敦》 一书对于这一阶段的庄士敦内心世界的考察分析显得过于线条化。尽管如此，该书仍然是迄今有关庄士敦生平的一部难得传记。
众所周知，曾经长期担任英租威海卫行政长官的洛克哈特，对于庄士敦一生多有提携，且二人亦维持了一生的友谊。《回望庄士敦》一书的作者有关洛克哈特的传记 《蓟与竹:洛克哈特爵士的一生及其时代》，亦由马向红翻译并即将出版，相信这将有助于丰富对香港时期、威海卫时期以及重返英伦暮年时期的庄士敦的了解认识。对于那些想进一步了解庄士敦的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与 《回望庄士敦》 一书一样，是值得期待的。
2015年12月31日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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