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练，绝不会在讲解一番长跑原理后，自己到操场上跑个3000米，而让运动员在一旁做观众；他通常只是扼要介绍要领，随后作出示范，此外便用大量时间让运动员反复训练。在训练过程中，他会根据运动员自身特点量身定制不同的训练方案，会根据不同运动员存在的不足进行针对性矫治。例如，几位跳高选手同样面临跳高成绩难以提升的困境，教练的指导策略却可能非常不同：有人爆发力不足，故练爆发力；有人起跳过早，遂练步幅调整；有人容易触竿，于是训练过竿姿势…… 于是，我要说：语文教学，主要不是“教”知识，而是“用”知识；不是“解释”问题，而是“解决”问题；固然要让学生“知”，但更需要让学生“会”——而欲臻“会”之境界，既离不开经历、实践和训练，也离不开针对性的“因材施教”。 我喜欢用医生与教师作类比。因为医生的专业性早已得到社会认可，但教师的专业性至今还在提倡中。 当医生面对病人，一定会对病人作一番诊断:中医为望闻问切，西医则验血、B超、做CT，总之会有一套完善的诊断方法与工具；但教师却缺乏适切的手段了解学生的真实情状，也难以探测学生的困惑与需求。 医生诊断出病症后，就会对症下药:什么症状用什么药，通常都有一定剂量与配伍；而教师教学语文则多半笼而统之，常以一套恒定知识来面对差异化极大的学生，一本教案用多年的现象屡见不鲜，一句“因材施教”倡导了几千年至今还处于理想状态。 没有一位医生敢用同一副药方应付所有的病人；却有许多教师敢于将准备好的一套知识“传递”给所有学生，甚至从网上或同事那里借用一套教案径直搬运到自己的课堂中。 但是，我要问一句：语文教师，你关注到学生真实的需求了吗？你有办法准确探知学生的需求吗？你能够依据学生的需求为学生提供适切的帮助吗？ 据2014年5月28日的《新民晚报》载：上海交大的工科博士李宏烨放弃专业研究，转而研究相声理论。他把材料工程学中的“有限元”理论运用到相声艺术中，研究相声的搞笑原理。他探讨了相声的包袱、笑点、节奏等元素，分析了700个相声案例，按照搞笑机理归类、分析，总结出一整套关于相声创作和表演的数值模拟理论，得出了“笑果预期总公式”。据此，李宏烨能准确判断观众“什么时候笑、笑多久”，然后在观众可能笑的阶段铺设必要的包袱以制造预期的“笑果”。 他的专著《相声的有限元》因此被誉为相声界的理论奠基之作。 读此报道，不由感慨万端：相声产生已有数百年，无数相声大师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最终却是一个“跨界”者准确而犀利地剖析了相声的内在机理与运作机制。其实，我们的写作教学一直以来也都是模模糊糊的，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始终都在写作胡同里暗中摸索，什么时候语文教学界也有一个写作研究上的“有限元”理论呢？ 于是，我要问一问：今天的语文研究，为什么还充斥着那么多“我以为”“根据经验”“基于常识”之类的论调？今天的语文研究，又有多少能够在大量实证分析基础上得出结论的“主张”与“体系”？为什么我们那么多语文教师，一辈子走不出自己经验的疆域？是不是语文教师队伍中还缺少李宏烨们的研究路数？ 在此，我有一番骨鲠在喉之语，必欲一吐为快：语文教师行列中，“文青”太多，“酸度”太高；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正如席勒所言：语文教师罹患了严重的“感性理性分裂症”。质言之，语文界太需要相声界中的“李宏烨”了。 我绝不否认经验与感性的作用，也绝无贬低“文青”之意。我相信经验是教师教育阅历的积累，是教师内在秉性、学识和经历的综合体现；而“文青”也是语文教师的基本素养之一。 当有相当数量的语文教师在一味主张“尊重经验”“尊重常识”而将理论视为“不接地气”的“屠龙之术”的时候，李宏烨们在“语文研究”领域的价值就显得弥足珍贵了。邓彤，特级教师，教育学博士，任职于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出版有《红楼梦导读》《邓彤讲语文》《文本阅读与文体写作》等专著，著有博士论文《微型化写作课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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