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练,绝不会在讲解一番长跑原理后,自己到操场上跑个3000米,而让运动员在一旁做观众;他通常只是扼要介绍要领,随后作出示范,此外便用大量时间让运动员反复训练。在训练过程中,他会根据运动员自身特点量身定制不同的训练方案,会根据不同运动员存在的不足进行针对性矫治。例如,几位跳高选手同样面临跳高成绩难以提升的困境,教练的指导策略却可能非常不同:有人爆发力不足,故练爆发力;有人起跳过早,遂练步幅调整;有人容易触竿,于是训练过竿姿势…… 于是,我要说:语文教学,主要不是“教”知识,而是“用”知识;不是“解释”问题,而是“解决”问题;固然要让学生“知”,但更需要让学生“会”——而欲臻“会”之境界,既离不开经历、实践和训练,也离不开针对性的“因材施教”。 我喜欢用医生与教师作类比。因为医生的专业性早已得到社会认可,但教师的专业性至今还在提倡中。 当医生面对病人,一定会对病人作一番诊断:中医为望闻问切,西医则验血、B超、做CT,总之会有一套完善的诊断方法与工具;但教师却缺乏适切的手段了解学生的真实情状,也难以探测学生的困惑与需求。 医生诊断出病症后,就会对症下药:什么症状用什么药,通常都有一定剂量与配伍;而教师教学语文则多半笼而统之,常以一套恒定知识来面对差异化极大的学生,一本教案用多年的现象屡见不鲜,一句“因材施教”倡导了几千年至今还处于理想状态。 没有一位医生敢用同一副药方应付所有的病人;却有许多教师敢于将准备好的一套知识“传递”给所有学生,甚至从网上或同事那里借用一套教案径直搬运到自己的课堂中。 但是,我要问一句:语文教师,你关注到学生真实的需求了吗?你有办法准确探知学生的需求吗?你能够依据学生的需求为学生提供适切的帮助吗? 据2014年5月28日的《新民晚报》载:上海交大的工科博士李宏烨放弃专业研究,转而研究相声理论。他把材料工程学中的“有限元”理论运用到相声艺术中,研究相声的搞笑原理。他探讨了相声的包袱、笑点、节奏等元素,分析了700个相声案例,按照搞笑机理归类、分析,总结出一整套关于相声创作和表演的数值模拟理论,得出了“笑果预期总公式”。据此,李宏烨能准确判断观众“什么时候笑、笑多久”,然后在观众可能笑的阶段铺设必要的包袱以制造预期的“笑果”。 他的专著《相声的有限元》因此被誉为相声界的理论奠基之作。 读此报道,不由感慨万端:相声产生已有数百年,无数相声大师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最终却是一个“跨界”者准确而犀利地剖析了相声的内在机理与运作机制。其实,我们的写作教学一直以来也都是模模糊糊的,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始终都在写作胡同里暗中摸索,什么时候语文教学界也有一个写作研究上的“有限元”理论呢? 于是,我要问一问:今天的语文研究,为什么还充斥着那么多“我以为”“根据经验”“基于常识”之类的论调?今天的语文研究,又有多少能够在大量实证分析基础上得出结论的“主张”与“体系”?为什么我们那么多语文教师,一辈子走不出自己经验的疆域?是不是语文教师队伍中还缺少李宏烨们的研究路数? 在此,我有一番骨鲠在喉之语,必欲一吐为快:语文教师行列中,“文青”太多,“酸度”太高;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正如席勒所言:语文教师罹患了严重的“感性理性分裂症”。质言之,语文界太需要相声界中的“李宏烨”了。 我绝不否认经验与感性的作用,也绝无贬低“文青”之意。我相信经验是教师教育阅历的积累,是教师内在秉性、学识和经历的综合体现;而“文青”也是语文教师的基本素养之一。 当有相当数量的语文教师在一味主张“尊重经验”“尊重常识”而将理论视为“不接地气”的“屠龙之术”的时候,李宏烨们在“语文研究”领域的价值就显得弥足珍贵了。邓彤,特级教师,教育学博士,任职于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出版有《红楼梦导读》《邓彤讲语文》《文本阅读与文体写作》等专著,著有博士论文《微型化写作课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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