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半农
科学家屠呦呦因从植物中提取青蒿素，为疟疾治疗作出贡献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后，众人对青蒿素的认知度一下子提高了不少。据介绍，提取青蒿素的植物叫黄花蒿。
黄花蒿是一年生的菊科类野草，各地都有，上海郊区路边荒地原来也到处有它们的身影，在我居住的小区里，也曾看到过。这种野草由初时的细嫩小苗，后来枝高可超过一公尺，又因上下分枝横生，致使体态臃肿。枝叶嫩时绿色，老后呈黄褐色。其叶互生，分裂极细，看上去很美。夏秋时开花，头状花黄色，很小，球形。全株有特殊刺激性气味，民间叫它苦草，这同中草药书上记载相吻合:黄花蒿“土名臭蒿、苦草、野苦草、香苦草”(《上海常用中草药》1970年5月版第102页)。
上海郊区的黄花蒿在民间一直是当作中草药用的，但它的功用不是防治疟疾或其他病，却是孕妇产后煎汤喝的，可以说，此野草是专为产妇准备的。以往的日子，在农村，哪家如有孕妇，家里人，尤其是她的婆 (方言中不称婆婆) 在生产队劳动时，看到路边有苦草，就会割下来扎好，挂在屋檐下的篱笆上，让它自然风干。待产妇分娩后，立即将苦草洗净入锅煎汤，加入红糖后让产妇趁热喝下，据说对去除恶露很有效用。
这个习俗不单在我家乡莘庄有，其他地方也有，可说自古以来如此，这从上海历代地方志记载可得到证实，如“苦草，味苦，芳香，性破血。白露清晨收藏之，产后煎汤饮。”(清嘉庆 《法华镇志》 卷三);再如“苦草，自生田野，妇人产后煎服下瘀血。”(民国七年 《上海县续志》 卷八)。我在阅读民国上海滩小说时，也会看到书中时不时出现苦草与产妇有关的情节，如《新歇浦潮》 在一回中就两次写到:“有一天早晨她就嚷肚子痛，筱溪以为她就要临盆了，赶快请老娘，拜祖宗，炖参汤，煮苦草，乱了一天。”“筱溪自己装好香烛，磕头祷告已毕，走到灶下，见星火全无。问他们参汤、苦草在哪里煮的? 回言炭炉还不曾烧着呢。”(第32回)
法华镇后来逐渐城市化，其地域涉及今上海长宁、徐汇、静安等区，而 《新歇浦潮》 描写的全是大城市的生活，但那个时候产妇都在用黄花蒿煎汤喝。如此看来，即使从清嘉庆年间算起，让产妇喝苦草汤的习俗，在上海民间也有两百多年历史了。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农村称苦草的野草有三种，但它们的长相、气味、功效都不相同，农民绝对不会分不清的。第一种苦草是专用作青团材料的，植物名叫泥胡菜，《上海植物志》 称其别名之一是“苦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下卷460页)，二年生，长期贴地而生，只有到第二年春天抽苔开花时才向上拔节，但体态永远苗条。而此时，黄花蒿才出生不久，这样的两种“苦草”无论如何是不会将它们混为一种的。
可能会混淆的是一种叫益母草的野草，有的地方也叫它苦草，从“益母”二字就可知道，它同产妇也有关。从地方志记载也可得知，前人把它们区分得清清楚楚。如《法华镇志》 卷三、《上海县续志》 卷八中，都既记载了名叫黄花蒿的苦草，又记载了“产后要药”的益母草，前者的苦草明显不是益母草。且益母草有开红花和白花两种，药性也不完全一样，曾经看到有本中药书说过，女用红花种，男用白花种。
记得在老宅居住时，比我大三十多岁的堂哥，有好几年常到我家自留地边上采集益母草上的白花，说吃了可补身子，是他自己吃的，而黄花蒿只能用于产妇。
有趣的是，对黄花蒿的药用功能，从《上海的野生植物》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 到 《上海常用中草药》 和《赤脚医生手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0年版) 等书中虽提到可治疟疾，但都从清热解毒角度着眼的，也主要是用于暑热发痧、胸闷腹痛或疥疮、风疹块的治疗。等到 《上海植物志》 出版时，其介绍就明确提到黄花蒿全草含“青蒿素”( 下卷307页) 了，这或许跟青蒿素研究进程有关。提取青蒿素开始时也是在其他各种植物上试验，在经过无数次失败后才定位于黄花蒿的。但不管是哪本医药书，都不曾提到黄花蒿可在孕妇产后煎汤喝。是否据此可以推测，民间认为黄花蒿用于“妇人产后煎服”，其含有的其他药用成份尚未被科学家们发现? 这也许可成为下一个研究目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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