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明
小镇医院有澡堂,烧锅炉的那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算得上一种福利。
从前没有。镇上的居民,习惯了在家洗身体:煤球炉上咕嘟咕嘟烧一壶水,门窗一关,塑料布一围,随意擦几把,算球。洗头要另烧一壶水。1979年后,小镇陆陆续续来了些暂时回不了城的上海知青,不少是卫生院的医生,“群众呼声很大”。于是专门拨款建了这澡堂,还聘了个锅炉工。每天下午四点,澡堂准时开门,一直开到热水用光,拉倒。
楼上女宾,楼下男宾。男人洗完澡,风里抽一根烟,等女人。要过很久,女人才端着脸盆下楼,脸蛋红扑扑的,湿漉漉的头发贴紧雪白的后颈。男人摁掉烟头,跟在女人身后。塑料拖鞋踢踢踏踏,慢慢悠悠荡回家。
澡堂的设施只能用简陋来形容,水泥地,白瓷砖,换下的衣服直接扔在长椅上。装莲蓬头是后来的事,当初是铸铁水管,烫人的水柱笔直地砸在脊柱上,像挨了一拳。男澡堂有个水池,只在夏天蓄水,男孩子闭着眼,捏着鼻子,缩成一团往下跳。扑通一声,溅起巨大的水花。
有一阵,锅炉工忙着谈恋爱,水温也跟着阴晴不定。恋爱进展顺利,放出的水滚烫,叫人洗得酣畅淋漓;恋爱不顺,水也温吞,不到六点半,热水几乎没了。晚来的人一边哆哆嗦嗦地洗,一边咬牙切齿地骂娘。某一回,澡堂干脆关门三天。大家猜测,八成是锅炉工被人家甩了。几个老阿姨叹息着,七嘴八舌,要给锅炉工张罗新的对象。
澡堂只对医院职工和家属开放,原则上。锅炉工烧完锅炉,拉一把藤椅,坐在门外拦人。外单位的人想来洗澡,得请医院的朋友带着,递上一支烟,说几句客气话,也就进去了。有一日,素来凶悍的女班主任摸着我的头,笑眯眯地说,你们医院的浴室不错。回去跟我妈一讲,我妈心领神会。往后每个周六下午,我妈都和班主任结伴去洗澡。于是我遭了殃———两个女人家,总要说点什么吧。班主任便把我那些破事———上课讲话啦,调戏女同学啦,逃避值日啦———添油加醋,娓娓道来。我妈回到家,像个京剧武生那样“哇呀呀呀呀”地叫,到处找趁手的兵器。刚洗完澡,筋骨疏通血液顺畅,下手也就格外毒辣。
澡堂是个众生平等的地方。院长,副院长,科室主任,刚来的实习医生,统统脱得一丝不挂,有时还互相搓个背。场面毫不尴尬———都是医生,见多识广,对肉身有比较高的觉悟。只是在孩子眼里,还是不免要比较一番。健壮的,瘦弱的,年轻的,衰老的肉体,一具具,像生命的切片,赤裸裸地呈现出生老病死。那是我最早的生命教育,比半夜救护车的鸣笛更具体,比重症病房的号哭声更直接。
最早,是爸妈带着去洗。三单元的小黑皮很有名,据说他六岁时,他妈妈还带他去过女澡堂。后来,我们一帮坏小孩围着他,恶狠狠地逼他回忆,到底看到了啥。长大一点,就自己端着盆去澡堂。有一阵我特别迷恋街机,常常是冲到澡堂,脸盆往架子上一放,直奔街机房。三国志、街头霸王、合金弹头……玩得不亦乐乎。半小时后奔回澡堂,换上干净衣服,回家。我妈一端详,小畜生的脸是油的,手是黑的,头发顽强保留着起床时的造型,耳朵下一摸,搓出一根泥条子。我妈大怒,除了痛心于我的自甘堕落,还因为她一会得多洗一套衣服。我爸及时递上了凶器,耳语道:速战速决,小畜生一会还有篇作文要写,题目是“记难忘的一天”。
那个时候,男孩挨打是家常便饭。父母的爱和恨都来得暴烈。而我们,小小的男子汉们,有了早期的自尊心,一开始咬紧牙关,像课本里的革命志士一样一声不吭。忍着,忍着,终于受不了,嚎,崩溃,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第二天上澡堂要注意遮掩。小伙伴见了会坏笑,竹笋烧肉味道好吧?
一个暮春的傍晚,空气中仿佛弥漫着淡淡的洗发水味道,我在澡堂门口遇见隔壁班的女孩。她刚洗完澡出来,一缕湿发搭在额头,眼睛黑亮,皮肤白里透红,有一种不同于平常的明艳动人。我每天上学都看见她,却从未意识到她有多美。目光交错的一刹那,她抿嘴笑了笑,随即低下了头。那天,男澡堂只有我一个人,我把所有的水龙头都打开。滚烫的水流猛烈地冲刷着我十四岁的躯体。热气蒸腾,我闭紧眼睛,大声唱着跑调的歌。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觉,那浅浅的一笑,是我漫长青春期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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