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
李健吾先生，我只见过一次面，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来，我应该多见到几次，多向他请教的。查三十多年前的记事本，1981年9月，我因郑振铎研究之需，从上海赴京查阅书刊资料和访问文坛前辈。26日上午，振铎先生哲嗣尔康老师带我去李先生家。可惜老先生却正好去上海了。第二年我又去北京，9月8日上午又由尔康带我去李老家，不巧李老又外出了。李夫人抱歉地要我们明后天再去。后来哪天去的，本子上漏记，仍是由尔康带我。一见到李先生，我立刻就想起了自己在上海常去请教的另一位郑先生的老友赵景深先生。觉得他俩长得很像，同样长圆的脸，同样的一副眼镜，同样的和蔼可亲。(后来我从书上看李老照片，却又觉得不大像赵老了。但当时我就是觉得非常像。) 我那次请教了些什么，现在几乎全忘了。只记得老人家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对我研究郑振铎极为赞赏和支持，并表示欢迎我今后常去和常通信。临告别时，我忽想问李老家的电话号码，不料尔康微微向我摇头使眼色，不让我问。出门后，忠厚的尔康老师告诉我，李老家没电话。原来，当时电话还很稀罕，连李老这样有名的老作家老学者竟还不够安装“级别”，尔康怕我问了会令老人尴尬。我回上海后仅一两个月，正想给李老写信请教，竟突然在报上看到李老病逝的消息! 李老经常外出活动，身体看上去还挺好的呀，真令我惊讶痛心不已! 从此，我只能通过读李老的书来向他请教了。
后来，我撰写出版的 《郑振铎年谱》 (1988)、《郑振铎传》 (1994) 等书中，多处写到了李老。再后来，我读到山西作家韩石山写的 《李健吾传》(1996初版、2006修订版)、《李健吾》(1999)，都写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李健吾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聘任为宣传部编审科长。这些书中还说，当时李健吾曾征求郑振铎意见，“郑说身在公门好修行，有个自己人担任此职，对进步文化事业或许有益，不妨先答应下来”。我最初看到这一记述，是相信的，就引入了2008年三晋出版社版 《郑振铎年谱》 修订本。尽管当时自己脑子里也转了一下：这好像有点儿像郑振铎指示李健吾乘机潜伏到国民党机关里去的意思了，尽管郑本人也不是地下党；那么，李为何只干一个月就不干了，岂不有负于郑的指示和期待？ 但我也没有多往深里想。直到后来，我看到了李健吾自己写的文章，才知道所谓“郑说身在公门好修行”云云，是绝不可信的!
李健吾在1950年5月31日 《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我学习自我批评》中写道：“我对政治一向是不求甚解，……一碰到政治问题，我就不肯深入一步考虑。所以，我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以后不久，胜利光临上海，像我这种根本不在政治是非上坚定自己立场的书呆子，自然就盲目地乱兴奋一阵。所以国民党市党部约我帮忙搞文墨，我以为‘大义所在，情不可却’，明明自己和他们不相干，答应了帮忙一个月。九月一日，我正式踏进那座富丽堂皇的大楼，乱哄哄不像办公，忽然半个多月以后，我偶尔看到重庆一通密电，大意是防止共产党人员从重庆来到上海活动。当时报上正在宣传统一战线，眼看毛主席就要飞到重庆，而事实上却密令各地防止共产党活动! 我生平顶顶恨的就是阴谋、捣鬼，自己本来不是国民党，何苦夹在里头瞎闹，夜阑人静，我深深地为自己的糊涂痛心，回到‘明哲保身’的小市民身份，混到九月三十那天走掉。……担心自己再走错路，我就决定赶紧回到本位工作。……接受朋友们的提携，跟朋友们编《文艺复兴》这个前进的杂志……”李健吾在这里明明白白地说，他糊里糊涂当了一个月的“官”是“走错路”，根本就没有过郑振铎的那些“指示”。他说他退出衙门后“接受朋友们的提携”，就是指他接受一生最佩服的“老大哥”郑振铎的“提携”。《文艺复兴》这个“前进的杂志”，就是郑振铎请他一起编的。
近时，我读2016年最后一期《新文学史料》 杂志，又看到1969年4月21日，李健吾在一份亲笔自述中说：“我搭吴绍澍约定的第二批船回上海。……回到上海，我住在朋友陈麟瑞的家里。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我去伪市党部拜谢吴绍澍，正好朱君惕、毛子佩都在，还有一个吴崇文，先拦住我，说估计我该到了，便你一言，我一语，拉我帮毛子佩的忙，在伪宣传处做编审科科长。……做到九月底 (我说过只做一个月的话) 退出伪市党部，原因有好几个。一个是受到老朋友郑振铎的责备，说我回到上海，不先看他，投到吴绍澍底下，轻举妄动。一个是不能搞剧场，我无所借重于国民党市党部。一个是我在伪宣传处看到一个通知，说要注意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我看到以后，决计不要再待下去了。”可见，李先生当初去“当官”时，不仅根本没有得到过郑振铎的指示，相反，郑先生“责备”他“轻举妄动”。好在李先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马上认识到“自己的糊涂”，立即就退出，追随郑先生投身于进步的文化事业中去了。
由此事，我深感严肃治学之不易。稍有疏忽，便会上当。现在，我正要出版第二次修订增补的 《郑振铎年谱》，当然必须更正这一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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