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江水东迳广都县，汉武帝元朔二年置，王莽之就都亭也。李冰识察水脉，穿县盐井。
广都县，西汉元朔二年(前127)置，属蜀都。治所在今四川双流县东中和镇。《晋书·李特载记》：永宁元年(301)，李特“进攻成都。……(赵)廞独与妻子乘小船，走至广都，为下人朱竺所杀”。即此。东晋移治今双流县东北十里。后又移今双流县。隋仁寿元年(601)改为双流县。
“......李冰识察水脉，穿县盐井”，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察水脉，穿广都盐井、诸破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又载有“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铁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富足，以富相尚”。结合上述所载，刘广志等学者认为大致说明了两点：一是肯定李冰入蜀后才穿广都盐井；二是自此以后，家有盐铜之利，而不全依赖于解盐入川。 开凿广都(今成都市双流县境)盐井以及治理都江堰水利，应该治水利在前，开凿盐井在后。这些措施都是在一个地区比较平和安定时实行的政策。在司马错于公元前316年进蜀后，过5年才置蜀郡，一年后又诛蜀相壮；9年后即公元前301年，蜀侯辉反，司马错再次定蜀，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又以蜀攻楚的黔中。当时的黔中也包括今川东、重庆市一带。公元前277年，蜀守张若又攻打楚，并取巫郡及江南设立黔中郡，这时则包括今川西川东及重庆市。几十年中，征战不断，是一个不断扩张和巩固的阶段，待秦灭六国及周后，李冰为蜀守，方进入建设治理阶段，也是秦治巴蜀的百业待兴的转折时期。更主要的是，李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具有兴修水利和开发地下盐业资源的知识和才干，才立下了千秋不灭的功绩。有些学者认为，广都盐井具体位置有二处：一是根据《华阳县志》所说在双流县文星场南杏花山下有地名“十八口”，认为是古盐井遗存地名；二是根据《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剑南道下·陵州》说：贵平县，本汉广都县之东南地，平井盐井，在县东南七步。而贵平县在今仁寿县境内。盐井的掘凿技术，主要是依赖当时的铁器工具，并推广了北方中原的掘井技术，从“广都盐井”可能产盐的地质条件看，也可能是位于白垩系彭灌组与芒硝共生的盐层，岩石较软，主要是红色泥页岩及砂岩，易于掘进，埋藏很浅，往往10~30m即可见盐层。因此，发现盐水和成井工艺技术在当时条件下是能够成功的。但硝、盐的盐水质量不好，炼制中必须与“胆水”(主要含氯化钙)经过化学置换后方可。至于在某些局部地质构造上会不会在自流井群或香溪群内凿盐井，还有待考实。[0]
胡砺善在《四川盆地自流井天然气开采的研究》(1957年)中云：“李冰已经有'识齐水脉’的地质知识”“认识了地下盐水的规律，于是在成都一带(双流)钻成了盐井”(胡砺善《祖国石油与天然气史话》1957年)。周国荣编《中国钻探发展简史》(1982年)释道：“识齐水脉（亦作“识察水脉”），就是考察卤水脉的意思。”申力生主编的《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 (1984年)谈道：“钻井，首先要确定井位。……识'脉’，也就是要根据地质条件来确定井位”“李冰了解盐卤水的脉络……在广都开凿盐井”等等。综上所述，刘德林等学者认为“识齐水脉”“识察水脉”“认识了地下盐水的规律”“考察卤水脉”“识脉，也就是要根据地质条件来确定井位”“了解盐(卤)水的脉络”，虽说法各异，但基本释义一致。“识齐水脉”，也就是李冰应用其渊博的地学知识，识察地下卤水(或盐水)脉络分布的规律即卤(盐)水富集地区，然后在卤(盐)水富集地区或富集地带，选布井位，开凿盐井[1]
江西有望川原，凿山度水，结诸陂池，故盛养生之饶，即南江也。又从冲治桥北折曰长升桥。城北十里曰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将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后入邛蜀，果如志焉。“江西有望川原，凿山度水，结诸陂池，故盛养生之饶，即南江也”，据地方史志学者考证东汉时成都还在外江水系开凿了一条人工河溪，叫望川原。历史上，它又叫流江、酸枣河、阿斗河，元代叫马坝渠，以后又称温江，即现在的新开河、新江，又名江安河、江安堰河等。望川原的起水口在都江堰市城南十里马耳墩，从外江分流为江安河，经土桥流入温江区称为温江，经悦来场、吴家场、夏家场，再南流经悦来场至温江城区东北，过邹家场后，由升平场南流入双流，绕县城东北，经马家寺、金花桥，复南流入华阳，经谢家渡、胡家滩后，东南流至中和场汇入府河。史载广都县“江西有安稻田，穿山崖过水二十里”。江西，即郫江下游府河之西。安稻田，指望川原在经过今双流县文兴场附近牧马山尾。东汉人凿崖石而开溪，类似都江堰宝瓶口，历经千年而不变，故称“安”，安稳不变也。又说：“江水东经广都县，李冰识察水脉，穿县盐井。江西有望川原，凿山度水，结诸陂池，故盛有养生之饶，即南江也。”南江，这里当指望川原与成都城附近的“二江”相比为南，同时也可以说此外江分水南行。“穿山崖过水”即是“凿川度水，结诸陂池”，将堰水引向丘陵蓄水灌溉。新开江东流，经过牧马山后汇合于府江。府江就是郫江下游的府河。望川原在牧马山麓汇入郫江，其地在郫江之西，故称“江西有望川原”。在这牧马山麓的丘陵地带，用“长藤结瓜”的办法引取新开河的水进行灌溉，故说是“穿山崖过水”，或是“凿川度水，结诸陂池”。望川原系一较为大型的水利工程。在东汉豪族势力高度发展的背景下，要在地方上兴建这类水利工程，必须依赖强有力的官府谋划协调、组织管理。当是官民共建。成都自李冰之后，水利大兴，代有发展，此即为一。与外江水系其他引水溪相比，历史上新开河的水灾相对较少较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水经·江水注》述此事时将其接于李冰事下，后世遂有人认为望川原是李冰时开凿。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云：“若此神功，要非李冰不能。”实际上，这是东汉工程，当然也属于都江堰水利系统，但此工程的修建与李冰无直接关系。[2]
升仙桥，升仙山在清代成都县北十里。升仙山，一般认为即驷马桥北约二里的羊子山。升仙水上有桥，名升仙桥，桥边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在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年)以赀为郎时，路过此桥，在送客观下题其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可见升仙桥在西汉早期已存在。[3]
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故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桥连星间。汉自广都，乘胜进逼成都，与其副刘尚南北相望，夹江为营，浮桥相对。公孙述使谢丰扬军市桥出汉后，袭破汉，汉坠马落水，缘马尾得出，入壁。命将夜潜渡江就尚，击丰，斩之于是水之阴。
“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最早记录成都七桥位置及名称的文献，是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这七桥的桥位与天空中的北斗七星相似，既富有神秘色彩，又使人难忘，因之对成都人来说，这七桥是成都最久远的记忆。在早期的城市决策者看来，城市规划与占星学、风水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之，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篇》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地上的建筑物包括城市都与此相关，才能求得吉运。罗开玉先生在谈到七桥时观：“战国秦汉间的五行思想流行把神秘数字与五行、方位、家人、城邑，甚至与国运相联系。”这“两江”与“七桥”，是“二与七为朋，居南方”的具体表现。李冰还计划利用天人合一的风水观念治蜀：“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以天地。”此外，两江上的七桥，还具有“关锁”之意，欲将吉气、旺气、财气留在成都。但不管如何，这七桥的来历总不是随意就兴建的意思。枕山、环水、面屏，是古代城镇风水理论的重要模式之一。成都城经多次兴废、扩建、变革，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记录下了七桥的情况：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日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吴汉入蜀，自广都令轻骑先往焚之。桥下谓之石犀渊，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后转犀牛二头，一头在府市市桥门，一头沉之于渊也。大城南门曰江桥，桥南曰万里桥，西上日夷里桥，下曰笮桥。南岸道东有文学，始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又从冲治桥北折曰长升桥。城北十里曰升仙桥......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江水又东至南安为璧玉津，故左思云东越玉津也”由此可知成都七桥的大致位置：郫江之上共有五桥，郫江包围成都城区之西面及南面大段，而流江上仅有两桥。至汉代，七桥演变成两江九桥。冯汉骥教授曾记王建永陵：“出南门为江桥(员星桥)，过江桥即万里桥(长星桥）。郫江，江桥所跨。万里桥跨外江（流江)与江桥相值。沿江桥西上为市桥（玑星桥)。渡市桥南跨外江者日夷里桥（夷星桥)，此南面两江之四桥也。出西门曰冲治桥（冲星桥)，再西北曰长升桥（尾星桥)，再西北曰永平桥（曲星桥），此西面郫江上之三桥也。”据以上，是郫江上之员星、玑星，与流江上之长星、夷星，组成象征北斗之斗勺，更由郫江上之冲星、尾星、曲星作为斗柄，北斗七星于以形成。”此桥名虽不尽相同，大致可以看出其流变。这里且看长星桥：长十余丈(约三十四米)，高三丈(十米)，宽一丈五尺(五米)，七孔石板桥，势如饮虹，当时名“长里桥”。《华阳县志》记，桥下有一笃泉，故又名“笃泉桥”。万里桥故址即今老南门大桥，在成都历史上，这座桥是成都名桥，文人雅士所写的诗词歌赋很有不少，如岑参《万里桥》：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楚客过此桥，东看尽垂泪。这里的维扬即扬州。吕大防《万里亭》：“万里桥西万里亭，锦江春涨兴堤平。拏舟直入修篁里，坐听风湍彻骨清。”盖唐宋时，成都人出行，多从万里桥码头上船，古为送客钱别之地，酒家特多，商贸繁荣，这可以说延续了旧时长星桥的余韵。现在所知最早索桥是笮桥，它建于秦李冰任蜀守之前(公元前二五一年)，距今二千二百余年，跨城南面的流江，又名夷星桥，是当时按北斗七星形状建成的七座桥中的一座。西汉王褒在《益州记》中载，笮桥在司马相如宅院南一百步，建造时用三个大铁锥来系桥柱紧竹索（现今铁锥仅有两个)。《晋书·桓温传》记载，永和三年（三四七年)桓温伐蜀进攻成都时，曾与李势战于笮桥，可见，时隔两六百年后，笮桥仍在....流江是从都江堰流下来的河流，水质最佳，蜀锦织成，在江中漂洗后锦色更鲜。这才有汉代在笮桥南岸设立“锦官城”管理织锦手工业。到了唐代，这里又为居民制造彩笺的地方。这也就是后来成都西南至杜甫草堂前一段江流称为浣花溪的由来。七桥的名字并非是固定不变的，《益州记》云：“一长星桥，今名万里。二员星桥，今名安乐。三玑星桥，今名建昌。四夷星桥，今名笮桥。五尾星桥，今名禅尼。六冲星桥，今名永平。七曲星桥，今名升仙。又冲星桥，市桥也。”由此可见，除了名胜之外，七桥就是成都的地标。晚唐时修筑罗城时，郫江改道，江上五桥遂被弃置。这些桥记载了成都人的城市地理和文化，只能供后人加以凭吊了。而唯一在今天可看到的就是万里桥了。成都城除了两江之外，还有四座因修城而挖的池塘。城北为龙堤池，其具体位置在今市内青龙街一带。魏晋以来即相传，扬雄故宅就在池畔。龙堤池也被人们认为是扬雄的洗墨池，简称“墨池”。又，城东千秋池，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这一时期的成都水系发达，也是可以想见的。汉代成都城区并不大，东部是大城，为官府区，西部小城，为居民生活区，我们可以设想正是由于这样的居住和商业的分离，两江之上的七桥带给成都人的是生活便捷，两江沿岸构建的都市生活，凸显出成都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在《蜀都赋》中，可看到西市和南市所构成的商业圈，使成都在全国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七桥如今俱已消失，但从旧日文献中我们可以感知其应有的温度，也正因如此，这古桥遗韵成为成都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已深深地融入到成都人的生活当中去了。[4]
江北则左对繁田，文翁又穿湔氵臾以溉灌繁田一千七百顷。江水又东绝绵洛迳五城界，至广都北岸，南入于江，谓之五城水口，斯为北江。江水又东至南安为璧玉津，故左思云东越玉津也。
繁田，兴文教之外，文翁在其他方面同样卓有建树，特别是水利方面。文翁是李冰之后第二位在成都平原大兴水利的蜀地最高长官。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文翁“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就是开凿湔江分渠，导湔江水入青白江，灌溉今日彭州、新都等地大片农田。这一水利工程，成为都江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代造福着成都平原。[5]
五城，三国蜀汉置，属广汉郡。治所在今四川中江县东南。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五城县，郡东南，有水通于巴。汉时置五仓，发五县民，尉部主之，后因以为县”魏灭蜀后废。西晋咸宁四年(278)复置，太康六年(285)废，次年(286)又置，仍属广汉郡。南朝宋改为伍城县。
玉津，在今四川眉山县东岷江上。《清一统志·眉州》：玉津“在州东四里，宋陆游有诗”。
[0]刘广志主编,中国钻探科学技术史,地质出版社,1998.12,第11页
[1]刘德林，周志征，刘瑛著,中国古代井盐及油气钻采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07,第467页
[2] 罗开玉，谢辉著,秦汉三国（蜀汉）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11,第291页
[3] 罗开玉，谢辉著,秦汉三国（蜀汉）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11,第291页
[4] 朱晓剑,闲雅成都,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06,第54页
[5] 许蓉生著,书香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06,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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