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历代龙纹特征，对1980年应县木塔一层台基出土的特大柱础石所雕盘龙形进行多重校验比勘；初步推证其应属北魏遗存与典型的北魏石刻盘龙形及云冈石窟第6窟返顾龙的形态等较为接近。而与这两块巨型柱础石相关的北魏皇家大型建筑（群）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今应县木塔一带，亦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因为北魏初期的“京师”（首都）就是在今应县城东八里的繁畤古城。
关键词：应县木塔、特大柱础石、北魏龙形、繁畤古城
1980年整修应县木塔一层台基时在西南角西到中部距地表约1米多深的条石下,发现有两块紧挨的特大柱础,柱础外方内园并突起雕饰盘龙,一块圆径1.33米、厚0,43米,已残为两半（如今仅剩下残裂的多半块，见图一）,另一块圆径1.42米,厚度相同,已残为三块（这块如今已残裂为四块，见图二）。 张永权先生认为这两块特大型柱础石被置于台基下面代替了石条,实属废物利用。既然是废物利用,这样大而重的东西,不可能由别的地方运来,一定是此地原来就有大的殿堂毁后留下的,而且这个殿字建筑相当宏伟。[①]
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关于这两块大型柱础石的相关研究报告。而笔者亦仅从马良先生文中（详马良：《应县木塔建筑年代与始因疑问》，《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看到这两块大柱础石很可能与北魏时灅南宫有关。
对于这两块柱础石的断代问题，笔者亦一直存心，曾多次在不同的专家学者群里，求教于方家，但要么无人问津，要么答案五花八门，有认为是辽代风格的，有的甚至戏谑是清代的，均未见有令人信服之判定。有鉴于此，笔者决定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历代龙纹形式的笨办法，去寻找与柱础石龙形风格最接近或最类似者，然后对号入座。
华夏五千年文明，龙文化源远流长。
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由于对自然环境的诸多现象不理解，从而需要一种可信的说法来解释自然界的强大与神秘以便安抚内心的不安，使精神得以寄托，原始宗教应运而生，在原始宗教创作的动物形象中，便出现了最初的带有龙特征的动物纹饰。
最初的龙图腾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原始图案，被称为原龙纹。显然，原始龙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龙形象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由下图l可以看出，鲵鱼纹的形象十分接近四脚蛇，而蟠龙纹表达的更加明显，细长圆滑的躯体，斑斓的花纹等，俨然一副蛇的派头。从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龙形象中已能窥见其后世端倪，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原始时期的龙纹仅见于陶器、玉器、蚌塑等为数不多手艺，然而其重要的装饰意义却由此开始显现，并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图1）
龙纹的演变是一个从古朴典雅到精致细腻、从抽象到写实的过程．这与当时的艺术风格演变息息相关，展现出了中国式意韵与形式的结合发展。
商代早期，龙形多见于玉器，整体形状较为简单，侧身来看仅为卷曲的表现形式，且短小，躯干也会出现纹样装饰，到了公元前900年左右，首尾相接，两首相对的纹样形式较为多见，多出现于青铜器，其形状也演变成鳄形龙、蛇形龙等。为了增强效果，龙角也呈多样性变化，商朝末年，龙纹的变化又呈现出左顾右盼的形式，还有双头龙的形式。周朝延续了商代很多装饰艺术风格，龙纹装饰也不例外，但龙形变得更加细长，也出现了无足的表达方式，整体的装饰效果趋于复杂。
春秋战国时期，龙纹开始出现了清新的艺术风格，自由而不凌乱．春秋时期的龙形象，云形耳多见，显得更加飘逸，臣字眼，蘑菇形角等强调风格的装饰图案明显减少，战国时期的龙纹造型更为磅礴大气，片状表现、镂空工艺使龙体造型更加立体，强劲刚盈而不失秀美，龙体装饰更为丰富，为了烘托整体效果，空白部分也采用纽丝纹，花蕾纹等多种纹样装饰。战国时期，龙纹图案开始出现在帛画、刺绣、服装中，并含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代表男性，与凤组合象征宫廷昌盛，姻缘美满等。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发展，经济得到了繁荣，龙趋于分类化，出现青龙、苍龙、蛟龙等不同种类的龙形，不同的龙逐渐被赋予不同的寓意．龙的种类划允基于其风格表现，因而汉代也成为龙纹样式的定型期．秦汉时代运动、气势与古朴的主流艺术风格，深深影响着汉代服饰及其装饰纹样，这些特点在该时期龙纹的变化上得到了体现。
六朝时期，战乱四起，佛教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寄托，龙的造型变得更有灵动性，更加飘逸，腾空飞舞，不可捉摸。
隋唐时期，经济更加繁荣，百姓生活富足隐定，龙纹也随之发展成熟，龙形基本上固定了下来。具体形式为：较之龙身，龙首更为巨大，头顶类似鹿角，长形云耳，覆盖毛发；眼型细长、内勾外翘，开合内睛有神．龙唇上翻，略显张力，龙口呈怒吼状强调力量．后腿长且强壮，覆盖毛发，呈现一定弹性，足为三爪．躯干呈蛇形，覆盖网状鱼鳞纹，有灵动惑，游走自如，背脊带鳍．为表现龙之有力．灵动．亲和等特性，伴龙常现火焰珠、流云，水草、山石等纹样图案。
宋元时期，龙纹开始向规范化、艺术化方向发展，并跨入纯艺术领域．虽龙形似唐，但造像更为多样，且随雕件依附成型，或云或水或花草，呈现行龙、飞龙、卧龙等有一定生活气息的造像．其中有龙形化为刚劲有力。神态肃穆、有统治感，造像的整体表现区别于其他龙，逐渐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辽代有坐龙和鱼龙。元代龙细颈肥身（更像唐而不像宋）以四爪为主，因为五爪龙纹为皇室专用。尽管辽金元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艺术风格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但受中原风气影响，总的来说，该时期主要体现出宋代的典雅、质朴，严谨含蓄，服饰与纹样都流露出一种清淡静远之美。
明代龙纹逐渐向皇权专用或权利专用转变，早期延续宋元晚期玉龙的表现手法，浓眉凤眼，颈细身租，龙首毛发飞舞，凸显其-神韵．晚期，双目呈更有力的圆形，出现龙须，配合发须，无怒自威．躯干细长，覆有鳞纹，颈、腹。尾等宽，足为四、五爪，整体观感更加肃穆、成熟，但也缺乏活力，由于明朝服饰趋向崇尚繁丽华美，追求粉饰太平和吉祥祝福，因此该时期的服饰格外华丽，十分重视装饰，在盛行的吉祥图案中龙纹常与凤、鹤组合出现，
清代龙纹使用有严格规定，凸显权力感，延续明代风格，但更显细腻秀丽，技艺和装饰运用已非常成熟，但缺乏神韵和气势，更为苍老权威。在形态上可分为团龙、蠕龙，行龙，翔龙．清朝又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翔龙．清朝又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而其艺术风格却可谓融合了满汉之所长．这一时期的服装追求烦琐，精致的装饰效果。清代的龙纹以曲线为主，颇具舞姿，并且每一个鳞片的排布，每一根线条的刻画都相当精细。
应县木塔塔基出土的大型柱础石之（残存雕龙莲花图者）及其局部龙形图，摄于2018年8月27日
应县木塔塔基出土的两块大型柱础石之二 摄于2018年8月27日
首先，我们将上述残存雕龙图案柱础石的局部龙形放大图与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龙形象图（一）和历代龙纹形式图（图二）逐一作比对勘验，不难发现与柱础石局部盘龙形类似的仅为图二中的北魏石刻龙形图。（二图比对如下）而其余的龙形图纹中汉代画像砖龙形风格古朴而简略，唐代金银器上的龙形则呈现出较复杂的风格，至于其他朝代则差异太大几无可比性，故不再赘述。不难看出图二中的北魏石刻龙形及上述应县木塔柱础石上的盘龙形态很显然是处于汉至隋唐的过渡风格。
VS
北魏石刻龙形图VS应县木塔出土柱础石两处局部龙形放大图
其次，南北朝的龙纹图案中，自然地吸纳了佛教文化的一些元素。如属于北魏时期的山西大同石家寨司马金龙合葬墓出土的石础，上面就既雕有体长肢健、蜿曲盘绕的双龙，也雕有合掌念佛的童子及莲荷座等。在河南洛阳龙门古阳洞、河南巩县石窟寺的北魏佛龛上，还出现了口吐莲花的龙的形象。而莲花是佛教的主要象征物之一[③]。而应县木塔塔基出土大柱础石上大莲花与盘龙交相呼应的雕刻图纹，也进一步印证了当时佛教文化与龙纹融合的特征。此外该柱础石上的龙形也与云冈石窟第6窟返顾龙风格（比对如下图）上亦有类似之处。
VS
应县木塔塔基出土柱础石局部莲花与盘龙交相呼应的雕刻图纹VS大同司马金龙合葬墓出土的石础蟠龙及莲荷座等
VS
应县木塔塔基出土柱础石局部莲花与盘龙交相呼应的雕刻图纹VS云冈石窟第6窟返顾龙
第三，龙角在隋以前多弯转飘逸,但不分叉,到隋唐时继续飘逸,且开始有明显分叉[④]。而由上述应县木塔一层台基出土柱础石局部龙形图可较为清楚地看到龙角并无分叉，应属隋唐以前之风格。
此外上述龙形大多是张口、圆眼、小耳、弯曲长角，这些都是北魏龙的基本特征[⑤]。
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龙”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寓意，除了吉祥意义外，它的宗教性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升级，逐步深化成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代表——皇权象征；“龙”最终从为宗教服务转化成为皇权服务[⑥]。而应县木塔一层台基出土的这两块雕刻着莲花和盘龙图案的特大柱础石，很显然也透漏出了不同凡响的皇家气息。
诚如当年张永权先生所论：这两块特大型柱础石被置于台基下面代替了石条,这样大而重的东西,不可能由别的地方运来,一定是此地原来就有大的殿堂毁后留下的,而且这个殿字建筑相当宏伟[⑦]。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2018年8月27日将这两块柱础石图片在朋友圈发布后，远在美国的姨哥穆映东[⑧]看到后称：记得当年应县党校[⑨]拆建的时候曾挖出龙柱和这个风格有些相似。而当时的应县党校院与应县木塔直线距离亦不过300米。故此初步揣测北魏时期的这个大型建筑（群）的大致位置约分布在今应县木塔院至旧党校院一带。
综上所述，本文初步推证应县木塔一层台基出土的这两块特大型柱础石很可能属于北魏时期皇家大型建筑之遗存。
可能有学者会提出异议：北魏的政治中心是平城（今大同市），应县当时不过是京畿之地怎么可能会出现宏伟的皇家大型建筑（群）呢？
其实北魏初期的政治中心不是平城（今大同）而是位于今应县城东的繁畤[⑩]。
穆皇帝三年（310年），拓跋猗卢从晋并州刺史刘琨手中得到雁门郡陉北的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地[11]；应县桑干河以南的肥沃土地也划归拓跋鲜卑。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晋雁门郡繁畤县巨商莫含，因颇受穆皇帝的器重与善待，独家留了下来[12]。（马良先生认为：莫含是应县境载入史册的第一位历史人物[13]。）建国元年（338年，是拓跋氏有年号之始），19岁的什翼犍在繁畤[14]北即代王位。（按《魏书·序纪》卷一：昭成皇帝讳什翼犍立，平文之次子也。生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长八尺，立发委地，卧则乳垂至席。……十一月，帝即位于繁峙之北，时年十九，称建国元年（338年）[15]。）
繁畤（应县城东八里古城）因其独特的地缘优势[16]，逐步发展成为拓跋鲜卑的重要战略据点。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甚至一度时期曾定都于繁畤。所以李凭等学者认为：北魏最初的政治中心并非平城而是繁畤宫所在地繁畤[17]。
据《魏书.太祖纪》载：正月，辛酉，车驾发自中山，至于望都尧山。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车驾次于恒山之阳。……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畤宫，更选屯卫。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三月……征左丞相、卫王仪还京师[18]……
著名历史学家李凭认为：这两处所谓“京师”之地，既不是盛乐，也不是平城，而是繁畤。中国社科院历史地理研究室孙靖国主任认为：从什翼犍到刘库仁，再到道武帝，都曾在繁畤城及其附近活动，繁畤在道武帝时期甚至一度成为首都，这期间大同盆地都未建立起郡县体制，魏都繁畤必定是沿用汉晋繁畤故城，不可能有迁徙之事。而在北魏迁都平城之后，繁畤一样是重要的城邑，神瑞元年( 414)与皇兴二年(468)，明元帝与献文帝都曾到过繁畤城[19]。
应县一带为北魏京畿重地；北魏帝国在南池（约今应县薛家营水库一带[20]）周边构建了规模宏大的都市苑囿，使得应县一带成为与魏都平城并驾齐驱的都市级区域。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前田正名先生指出：南池附近集中了灅南宫、桑干郡、巨魏亭、黄瓜堆上的新平城、汪陶故城、早起城、日中城、日没城、繁畤宫等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景观日趋复杂，在㶟水流域呈现出一番特异的景观……….特别是在灅水（今黄水河）南岸，“面夏屋山，背黄瓜堆”，构建起的灅南宫及新城邑，使得这里成为大同盆地内与平城并驾齐驱的具有都市景观的地区[21]。
综上所述，北魏前期特别是北魏初期大抵是应县历史上最为辉煌靓丽的时期。一度时期（天兴元年即公元398年）今应县城东八里的繁畤古城甚至扮演了北魏帝国的“京师”（首都）角色；虽然短暂但却是不可磨灭的史实。
故此在应县木塔一带发现北魏时期皇家大型建筑之孓遗也就不难理解了。
[①]张永权：《应县木塔台基年代考》，山西省考古学会等合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1,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10,第206页
[②]吴晓菁：《龙纹图案的演变及其在现代服装上的应用》，《中国美术教育学术论丛》，2011年，页126-129
[③]庞进著,《中国祥瑞---龙》,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06,第153页
[④]庞进著,中国祥瑞 龙,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06,第155页
[⑤]摘自：古顺芳：《一对北魏时期的龙形金耳饰》一文
[⑥]吴晓菁：《龙纹图案的演变及其在现代服装上的应用》，《中国美术教育学术论丛》，2011年，页126-129
[⑦]张永权：《应县木塔台基年代考》，山西省考古学会等合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1,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10,第206页
[⑧]备注：穆映东，1990年应县一中毕业后考入清华，现定居美国。
[⑨]二姨夫穆功喜当年曾为应县党校副校长，姨哥是在应县旧党校院长大的
[⑩]繁畤即今应县镇子梁乡城下庄村东北之古城
[11]《魏书.序纪》卷一：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刘）琨求勾注陉北之地。琨自以托付，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
[12]代国时代的雁门郡繁畤人莫含，“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刘琨为并州，辟含从事。含居近塞下，常往来国中。穆帝爱其才气，善待之。及为代王，备置官署，求含于琨。……含乃入代，参国官。后琨徙五县之民于陉南，含家独留……其故宅在桑干川南，世称莫含壁“ （《魏书》卷23，第603 -604页）。
[13]马良：《史海应迹》，三晋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14]繁畤即今应县镇子梁乡城下庄村东北之古城
[15]《魏书·序纪》卷一
[16]按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应州：州南控雁门，北接云、朔，地势平衍，易于驰突，守御要区也。（而应州城东8里处的繁畤故城显然亦具有类似的地缘特征）
[17]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51页
[18]《魏书.太祖纪》（卷二），第31-33页
[19]孙靖国：《桑干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13页
[20]杨年生：《<水经注>㶟水(朔州段)新考》,《先秦秦汉史》公众号，2017年10月29日
[21]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96页（前田正名认为灅南宫在南池附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