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里的碣石

△碣石山在辽西临渝县南水中也。

大禹凿其石，夹右而纳河，秦始皇、汉武帝皆尝登之。海水西侵，岁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

碣石山，谭其骧在《碣石考》一文中认为：魏武以及秦皇汉武所登的碣石山，就是今天昌黎县北的碣石山。但山前的地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在发生变化[1]。而黄盛璋则认为《水经注》所描述的碣石现象与实际不符且碣石是碣立之石而不是山；并推析秦汉碣石应在今金山嘴附近[2]。按《地图集》所示碣石应即今昌黎县碣石山[3]。而按《水经.濡水注》中所述碣石山方位“濡水又东南至絫县碣石山….《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成县西南”则大碣石山应即今昌黎县碣石山[4]。《水经.濡水注》中郦道元所描述的碣石：“今枕海有石如埇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状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韦昭亦指此以为碣石也”则大致可理解为黄盛璋先生所谓的碣立之石[5]。故碣立之石似应与大碣石山（即今昌黎县碣石山）区别对待；但郦氏却将其混为一谈。（备注：黄盛璋认为《水经》最末的《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似是出于魏晋间人所附益[6]）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认为碣石的位置，历来纷纭不一，各书所說的碣石，也确实不是属同一地方。但一般认为，《禹贡》的碣石即在今日渤海湾北岸的附近一带，其《导山》篇:“太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就表明了这一点:《史記》将“勃碣”连称，也是佐证。在碣石入海的河，东周时发生了一次大迁移。因此《水经注》云;“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定王河迁，黄河迁离碣石，专行漯川至山东入海，渤海湾形成了适合贝类繁殖的条件，第一道贝壳堤应当开始形成于这时期……按《水经·河水注》卷五:“昔燕、齐辽旷，分置营州，今城届海滨，海水北侵，城垂沦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无证矣。”又《濡水注》云;“昔在汉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广，当同碣石，苞沦洪波也。”《禹貢山水泽地所在》篇云“碣石山在辽西临榆县南水中。”郦注云:“大禹凿其石，夹右而纳河，秦始皇、汉武帝皆尝登之。海水西侵，岁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等郦注所述碣石相关内容等综合考量，他们认为郦道元的这些话肯定了汉代发生海侵的事实。而也只有这样的海侵，才能造成较大规模的地理变迁。从文字记载分析，这次海侵发生在汉武帝登碣石以后，但叙述这次海侵的王横是王莽时人，因此海侵应当发生在武帝以后到西汉末年这段时期内。这与考古工作者见到的古文化遣址的年代特征也是相符的，即只见西汉早中期的遗物，不见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的遗物。而长期争议中的碣石沦海，就可能发生在这次海侵中。[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