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庄,我们专班还有一个任务:开群众会。目的是了解情况,解答政策,交流看法,把问题和意见一股脑地摊开在桌面上。我作为班长,必须要说上那么一小段的。这是规定动作。
几场群众会上,轮到我说的时候,我的第一句都是:“不是开会。我跟老少爷们一起,嗑嗒嗑嗒。”
我这么说,满屋子都是笑声。有的说,“还是嗑嗒好。”看来,他们对“嗑嗒”很熟悉。一听“嗑嗒”,皖北的村人就来劲了。三几老哥们,围坐在一起“嗑嗒”,半天下来,都不带歇歇子的。
从前农闲时,尤其是冬天,皖北乡村的老辈人之间,“嗑嗒嗑嗒”是常态。也就是叙闲话,拉家常,聊聊天。东北人叫唠嗑,皖北人就唤作“嗑嗒”。而“嗑嗒”的内容,五花八门,古今中外,无所不有。既有家长里短,也有国家大事;既有历史传奇,也有熟人逸事。想到啥,就“嗑嗒”啥。往往有人无意中提起了一个话头,顺着这个话头,能“嗑嗒”半天都不过瘾。等到自家的孩子来喊吃饭,还不肯罢休,以一副不舍的模样作别。
这是白天的“嗑嗒”。晚上呢,如是漫天飞雪的夜晚,更是他们“嗑嗒”的好时辰。一盏煤油灯,泛着昏黄的光。一张小方桌,几个小凳子,旁边还有个烤火盆。一边喝白开水,抽旱烟叶子,一边尽情地“嗑嗒”。他们都管这叫“黄嗒嗒,黑爷爷”。不知道这个名堂,是怎么叫来的。想想看。屋外,是落雪的沙沙声;屋内,是老哥们的“嗑嗒”声;火盆里,时不时跳动着红红的火星。这不就是皖北乡村版的“围炉夜话”吗?
我父亲因为是教书先生,他特别喜欢“嗑嗒”。他那时候不过也就三十几岁,跟人一“嗑嗒”起来,就没完。在我妈看来,他就是得了“嗑嗒病”。
但我父亲跟人家“嗑嗒”,是要分对象的。我记忆中,他经常“嗑嗒”的对象,一个是村中间的王老先生,一个是最北头的范治平。
王老先生念过私塾,张嘴就是“之乎者也”。他那时在生产队养牛,住的是晒屋。这项工作相对轻松一些,冬日里也清闲一些。我父亲就常在那里,跟他“嗑嗒”。到饭时了,找不见人,我妈就叫我去晒屋喊。喊过了,好长时间父亲才回来。我妈就烦他这样,闲的时候也不着家。父亲就跟着解释,说他这是跟老先生学文化。他学来的一句话,是“人有冲天之志,无运不能自通”。这句话,父亲在我家重复说了好多年。是感叹,也是无奈;说自己,也说别人。
范治平年轻,小我父亲十来岁。他先是在大队部跑腿,后来当了青年书记。我父亲喜欢跟他“嗑嗒”来“嗑嗒”去。也有说法,那就是:想从他那儿,听新闻,听时事,听些新鲜事。毕竟,人家在大队部那里干一份,消息来源多,且权威一些。那时候的村小不行,就几间破房子,月把二十天都不送一回报纸。
那几场群众会,我原先预想,只说十来分钟该可以了。结果,因为有“嗑嗒”中的互动,我跟他们“嗑嗒”的环节,总也停不下来。每一场,不知不觉就将近一个小时了。看来,我也沾染了“嗑嗒”的古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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