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小石潭记
编辑︱村庄物语
清明时节,皖北的春天正艳。林庄村北边的农田里,林士海从东头走到西头。他内心里盘算着,即将到来的午收,能收获几万公斤小麦。
「清明不见穗,土地爷有罪。」在当地,一直流传这样一句农谚。它说的是,清明前后,皖北的冬小麦就开始陆续打泡、抽穗了。清明扫墓这一天,就能见到麦穗——哪怕是早抽穗的大麦也行。正所谓「节气不饶人」。如果到了清明这天,不见穗,农家人盼望着的年成就会有问题、出问题。
林士海弯下腰,扒拉着路边的麦子。果然,一株,两株,三株。绿莹莹麦穗,麦芒在春风中微晃着直朝天空。他咧开嘴笑了。
祖辈务农
林庄村是皖西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落。这里北距颍河1公里,南距淮河2公里,一马平川,是个种庄稼的好地方。
林士海祖辈在林庄生活。打他记事起,爷爷和父亲就是种田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大家子人,种地七八亩左右。每一年的午收、秋收,都是爷爷最高兴的时候。
他记得,午忙季时候,如遇阴雨天气,或者突发暴雨,最后一个进屋的,一定是他的爷爷。爷爷把晒场上散落的麦粒儿都拣起来,收拾干净,才能避雨。只不过,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进屋来,衣服上,一拧就是一把水。
自小,林士海就懂得农人种庄稼的不易。一季庄稼,从种到收,基本上都得半年几个月。这中间,就靠汗水和勤劳托着。田里少了肥力,就得施肥;长了草,就得锄草;旱了涝了,或者抗旱,或者清沟沥水。爷爷说的话,林士海都能「记一辈子」:「没有哪一粒粮食,是不掏力气不流汗换来的。」
还在上学的时候,林士海就跟着长辈学种地。地里头的活,晒场上的活,他都样样通。随着年龄的增长,从犁地、耙地,到耩地、撒种,几乎每一样农田作业,他都能够「拿得起来,放得下去」。
有一年午收后播种大豆。父亲有意考考他的体力和眼力头,让他一个人独立完成一亩多地的耩地任务——也就是叫他「独抱把」晃耩子(耧车)。那时候正是初夏,炎热的阳光下,每走一步,每晃一把,都是大汗淋漓。
等到一块地种完,还是中学生的林士海,已是「浑身都散了架」一般。父亲对他说:「是个种庄稼的好苗子。好多年轻人第一回晃耩子,都撑不下来。」并且要他记着:「不论啥时候,耕田种地都是庄稼人的根本。」
「拾」地种
兴起于1980年代的外出打工潮,在1990年代成为很多农村人的时尚。1980年代,基本上都是在家「没办法」的人,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去闯荡。而1990年代,「谁家要是没有出去打工的人,几乎就抬不起头来」。
这一现象,在皖北的林庄一带,同样演绎出一幕农人致富的乐章。
2005年后,林士海也像他的很多乡邻一样,外出谋生。他去的地点,是上海。
在上海的几年中,他干过的事情有好几样。在工地干临时工,进过工厂,在街头拾过废品,在一个亲戚开的车辆修理厂帮工。但总感觉不是很适应,一年下来,也没见挣的钱有多少。
很多个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满脑子想的,都是种地的事。林士海自己笑说,那几年,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人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上海滩,心里面却念着家乡的几亩地。
每想至此,林士海都自己跟自己开玩笑:「我就这样没出息啊。」
那时候固定电话已经普及。在与家里人通电话中,他得知了一个消息:在家乡,很多外出的人顾不上几亩地,能种地的多是「老的老,小的小」,很多田地眼看就荒芜了。
祖辈务农的林士海,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决心「回家种地」,重操旧业。
2005年的秋天,他怀揣着挣来的不到一万块钱,回到林庄。
先是把自家的几亩地打理好,种上小麦。再就是跟五六户乡邻取得联系,想租他们的地种。在商量租金的时候,人家都说,「还说啥租金,种就是了。反正俺家又没有人种得动。」
当然,最后林士海也没有「白」着人家。庄稼收成后,到年底,总要给人家一袋小麦,一袋大米,算是「有那个意思」。那一年,他总共种了小麦20亩。林士海说,就这个「租金」,不就等于没费多少力气,「拾」来的地种嘛。
第二年的午收,是个大丰收。20亩小麦,亩产都在500公斤以上。当最后一亩小麦收上来的时候,他对爱人闫敏说,「真过瘾啊!」看着头一回收这么多粮食,闫敏自然也高兴。但她总觉得,一个是累,再一个没有在外面打工挣钱快,内心里边对种庄稼有着一种不情愿。她没好气地「回敬」林士海——
「我看不是过瘾。你那是种地种上瘾了吧。」
累,并快乐着
到2020年的秋天,林士海“拾”来的农田,已有50亩上下,算得上小有规模了。
但他种地,一不弄那些花里胡哨的「名堂」。比如「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之类的称呼。二不搞非农经营。他就是一门心思地种地,老老实实地种庄稼。而且都是「大路货」:一季子小麦,一季子水稻,间或少种几亩玉米、红芋(红薯)、大豆、芝麻。
在林士海看来,农民就该种庄稼,打粮食。虽然他没经历过饿肚子的苦难岁月,但在老辈人的谆谆教诲中,他懂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不论社会如何发展,时局怎样演进,人,总归要吃粮食。如果农民都不种地了,都去打工,或者发展经济作物去了,那么,一个国家的人一日三餐要吃的粮食,从哪里来?
林庄的普通农民林士海和闫敏夫妻两个,一年中就能生产小麦接近3万公斤,生产水稻接近4万公斤。这在念念不忘粮食安全的政府那里,该又是多大的贡献?
但闫敏却有着另外的苦衷。
虽说现在基本上都是机械化作业了,犁地、耙田、施药、收割等环节,都交给了拖拉机、收割机,但种庄稼,付出比别的行业更大的力气,还是少不了的。他们虽说还不到五十岁,但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老辈人常说,「一岁年纪一岁人」「年纪不饶人」。他们已经试得到滋味了。
闫敏几年前就患上了高血压、高血脂。每一年,雷打不动地,在午收和秋收之前,都要到村里的诊所挂水。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冲水」。冲一冲,血流才能顺畅。这也是为忙季做准备。
而且儿子儿媳妇都在大上海讨生活。虽说他们的收入还可以,一年能有十来万的进项,但却无力负担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为此,林士海、闫敏夫妇,在种地之余,还要照看两个孙子。
——大的已上小学,小的正上幼儿园。好在学校中午管饭。不管农田里多忙,不是寒暑假和双休日的时候,林士海都要用自家的封闭三轮车,把两个孙子送去学校。早上送,傍晚接。孙儿的上学,一天都没耽误过。
也正因此,他们都觉得身体累。作为「男子汉大丈夫」,加上身体的底子好,林士海能忍。闫敏就差池一些。累的时候,就有意见,甚至是怨言。她埋怨林士海「拾」了这么多地,埋怨一家老小做饭洗衣服都是她一个人做,吃不消。
但意见归意见,埋怨归埋怨。农田里的活,还得照样做,家里的一大摊子事还得照样管。尤其是林士海,每到闫敏「火气」大了的时候,他就用下地走走的方式冷场。
「他不跟我吵架,还嘴。他一走,我一个人嚷嚷几句,觉得没意思,就过去了。」闫敏说。
庄稼收上来了,晒干了。粮食贩子就上门来。谈妥了价钱,一袋子一袋子拉走上车,一沓子一沓子的票子到手了。掰着指头算起来,扣除成本,还是有剩余,「心里面会好受一些,原先的累,原先的乏,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2021年的春天里,林士海站在绿油油的麦地里,向闫敏「发布」他盘算已久的「十四五」计划:2021年水稻发展到60亩;2022年,他打算再从邻居手里「拾」地,总地亩不少于100亩。力争到2024年,年产小麦5万公斤,水稻6万公斤。
说完,他笑着向闫敏「征求意见」:「咋样?」
「啥咋样?反正你说了算。你才是当家的。你不是早就种地有瘾了?」闫敏笑嘻嘻地回答。
结语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今天和明天,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
可以说,「谁来种地」的问题,不仅是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道「必答题」,也是像林士海这样年过半百的农民一直在思考,并身体力行试图在「破」的题。很多地方在试行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并已见成效。但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苗头性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其中之一,就是耕地的非农化。企业家以一定的代价把耕地集中起来,却不一定做农业、做粮食的事。他可能用来种植经济作物,搞所谓的「观光农业」,也可能从事挣钱快速的所谓「农业开发」。但庄稼怎么办,粮食怎么办?
事实上,中规中矩的粮食生产,就是要有像林士海、闫敏这样种庄稼「上瘾」的人来做。他坚持种庄稼,坚守着传统的农田作业,也许是为了父辈曾经的一句教诲;也许身无长技,种地是他们唯一熟悉的行当;也许是为着一亩地挣那么几个钱。
但恰好就是他们的坚守,他们对种地「上瘾」,不觉间契合了「谁来种地」的世纪一问。
也许他们种地的方式是粗放的,他们的技术与现代农业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林士海们对土地有感情,对庄稼有感情。而这一份几乎与生俱来的感情,恰是新时代新型农民的必备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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