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按照“力量建设与使用”的逻辑解码《孙子兵法》，并将其十三篇流程化，每一篇结构化，开发出了每一篇的操作实务、方法、工具或模型的操作体系。
但始终感觉这背后应该有一套思维方式存在，本质上是《孙子兵法》这套思维方式赋予了它实战的生命。
前不久，看到了李泽厚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评论的一段话，被触动了，直觉告诉我，《孙子兵法》操作体系背后的思维模式，就是其典型的中国先秦时期的实用辩证法。
他是这样说的：“中国古代的辩证法重点在揭示对立项双方的补充、渗透和运动以取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而不在强调概念或事物斗争成毁或不可相容。”
就是说，先期时期的辩证法是实用的辩证法而不是概念的辩证法，对立的两端是互补的、可以相互转化的辩证法，这与《矛盾论》所讲的辩证法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多次学习《矛盾论》，系统学习并写体悟写了两次，思考孙子兵法实战辩证法的过程中，也不断参考其观点，故本次整理按照《矛盾论》的框架来完成。
历史是无情的，春秋战国时期那么多兵书皆失传，孙子兵法却能够流传两千多年，而且得到中外各国各领域人士的高度关注，显然不是某种人为力量的推动，而是它自身内容所散发出来的强大势能。
孙子兵法内容的“势”，我想必然来自于它的实战性，只有在它六千言里体悟到能够打胜仗的东西才会学它、用它、传它。
然而，它的实战性一定不仅仅是原则原理性的东西，而是用活这些军事原则，这在孙子兵法中叫做“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上说：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就是说，主观认识要与客观现实相符才能打胜仗，才能发挥这些军事思想、原则的作用。
而很多人读《孙子兵法》的过程中容易陷入教条主义中不能自拔，军形篇有“胜兵以镒称铢，败兵以铢称镒”、虚实篇有“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的说法，有人就像“龙场悟道”一般，似乎突然豁然开朗一样地认为，孙子兵法讲的就是十个打一个，而不是一个打十个。
集中兵力这是个兵学常识嘛，大家都懂，关键在于怎么用，蒋百里当陆军学校校长时，有一次问学员“一个打十个怎么打？”
结果这些学员一脸懵，不知道该怎么打，蒋百里说：“很简单，一个一个地打。”
蒋百里给出的方法，看似平淡，实则既没有偏离集中兵力原则，又基于现实条件运用了兵法。
可见，《孙子兵法》并非倡导以多胜少，也没有强调以少胜多，而是要我们基于现有物质条件，最大程度、高效的发挥作战力量的效力，即识众寡之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
这也体现了“识众寡之用”的思想，有什么样的物质条件就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而不是去考虑超出这个物质条件限制之外的事情，那样得到的往往是空想。
因此，战争中很多战术都基于现实、现场条件而产生的，战场上如此，企业做市场也是如此。
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抗美援朝，双方不断针对对方的战术而调整自己的战术，以最大化的发挥自己的优势，来抵消对方的优势。
战场上，很大程度不是武器装备的比拼，而是战术体系上的较量！
所以，学习孙子兵法切忌机械的、教条的学，要立足于现场、战场上彼我双方的形势和物质条件，不犯主观错误。
这个认识，应该来自于对矛盾普遍性认识。
矛盾普遍存在，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是我们认识战争、认识军事规律的问题。
孙子兵法中所强调的矛盾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都是相对概念，没有绝对的强，也没有绝对的弱，没有绝对攻，也没有绝对的守，没有始终的正，更没有一直存在的奇，分合、虚实、利害、久速等也是如此。
而且孙子兵法辩证法的存在或成立，是基于对手的存在而产生，比如攻守这个矛盾，如果没有对手存在，它只是一个概念，没有具体的进攻或防守，或是攻守之间的转化。
这也体现了矛盾双方的斗争性，或者说，矛盾双方的斗争性是基于对手的运用而产生，它有处于静态时数量上的变化，也有动态时质的变化。比如，两军对垒时，各种行动属于内部的运动，相对静止，只是数量上的变化，而当某一方出现失误，或调动对方出现我专敌分的时候，战机出现了，就到了质变的临界点，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讲，我想孙子兵法每一篇都有其核心辩证思想，我们试着做个梳理。
①始计篇的辩证思想是“强弱”，篇中虽然没强弱的字眼，但“五事七计”的战斗力生成模式体现了其“强弱”的思想，这里首先要学会己方战斗生成模式，然后才能评估出对方的战斗力生成模式，以此知力量之强弱。同时，既然清楚其战斗力生成模式，自然也就可以审势察机了。
②作战篇的辩证思想是“久速”，久与速体现的是战争消耗的本质，资源消耗与补充（重要一部分取决于战场形势）决定了战争的久或速。
③谋攻篇的辩证思想是“全破”，全与破是从军事目标角度而言，针对不同对象的目标不同，而且这些二者还相互呼应，相互起作用，这里的破，可以推动那里的全，那里的全，有利于实现另一个战场的破。
④军形篇的辩证思想是“攻守”，两种相对的作战样式，在孙子兵法的思想里，侧重的是攻守兼备，同时也强调攻守的转化。首先基于战场形势确定攻守的侧重点，然后通过“机”来实施攻守之转化。
⑤兵势篇的辩证思想是“奇正”，这是运用力量的两种相对的方向，正是显性的，是吸引敌人的兵力，奇是隐藏的，是打击敌人的兵力，奇正之间的转化在于奇的打击效应成立，即由奇变正，而这时候正的兵力或部分兵力又会转为奇，如此奇正相生，始终在创造效应，放大效应中实现着量的积累，直到达到质变的临界点，获得最终的胜利。
⑥虚实篇的辩证思想是“虚实”和“专分”，有所有余、有所不足构成了虚实，也为专分提供了依据。
⑦军争篇的辩证思想是“分合”，分合的运用为了抢占先机，需要配合兵以诈立的行军方式“后人发、先人至”的抢先到达战地，实现具有较强作战形式的攻势防御作战。
⑧九变篇的辩证思想是“利害”，利害之变，既有误导敌人误以为“利”是“害”，或者误以为“害”是“利”的“示形”思想，也有战场态势利害之转变的“因变”思想。
⑨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的辩证思想均以地为中心的“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既有自然地形之险易、广狭的辩证使用，也有人为所创造之高下、远近，还有战场形势之死生。这些处地的辩证变法，也非绝对，死地虽然危险，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转化条件。
⑩火攻篇的辩证思想是“阴阳”、“寒暑”、“时制”，这是借助天时而作战的思想，其用一方面取决于条件是否具备，另一方面取决于政治上或军事的目的是否需要。
⑪用间篇的辩证思想是“先知与未知”，知与未知作为孙子兵法中一条重要线索，它决定着其系统的应用，尤其是先知的价值，可以制定合适的目标，匹配的兵力配置，恰到好处的力量使用。如果是未知，则需要战场上对阵形的观察，对现场侦察信息的判断等来决策，让胜负充满变数。
以上所讲矛盾对立项，仅仅是孙子兵法中的小部分，我认为的各篇中心辩证思想，涉及到具体操作还有很多，比如勇怯、治乱、进退、先后、动静、向背、予取、隐显、方圆、安危、劳逸、迂直、饱饥、刚柔等。
有人统计说，孙子兵法中有108对矛盾体，我没有详细统计，但直观感觉几十个对立项是存在的。
就是说，孙子兵法中辩证法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对立项之间都有矛盾、共存与转化的关系，它们都会在一定条件下共存，一定条件下又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这就告诉我们，面对战场形势，要能够辩证的看待，在不利形势下，能够看到转化的条件，看到转机，尤其看到众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如果稍有不利形势就只看到消极的一面，那么战损崩溃点就太低了，战斗意志就太脆弱了。
我讲孙子兵法时始终强调，读孙子兵法要用阴阳法，这也是一种辩证法，既要从己方角度掌握建设力量和运用力量的方法，又要从彼方角度分析和评估力量构成因素与状态。
所谓特殊性，就是因为构成力量的具体要素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组织，在孙子兵法中，虽然战斗力的基础要素是“道、天、地、将、法”，战斗力生成模式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可是具体的构成要素不同，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不同，故战斗力也不同。
因此，也就是有了不同的组织特点，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就像红军时期，训练的重点是射击精准和体力，这是当时战斗力生成的主要模式，弹药不足故需要精准的射击来提高战斗力，战术上的游击战法需要体力与敌人周旋。
其“训令”重点讲这两个点是当时形成战斗的关键，读粟裕传记也讲，在浙江打游击时，每天早上跑上山，再跑下来，然后再吃早饭，这都属于针对性的“士卒孰练”。
故我们看待事物要从一般规律看到个体的特殊性，也要由特殊性发展到一般规律，道、天、地、将、法这五经，是战斗力的普遍要素，到具体组织的时候，就要基于它具体的要素而形成独特的组织。
所以，我们不能照搬“五事七计”这个战斗力生成模式，要结合组织自己的特点、优势，所处阶段，行业态势等形成自己的战斗力模式。
就像我们学习一个成功的战例，或一个成功的企业，可以从这些特殊矛盾中找到一些普遍的因素，发展成一般规律，但你不能照搬这些一般规律，也不能照搬这些特殊规律，要再进入自己所处的特殊性当中，运用这些一般规律。
军形篇的“地生度”制阵之法，也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一般性的规律是基于地形特点，地形容量配置兵力、兵种，实现人地平衡的称胜。
如果按照这个模式，这个一般规律，任何一支军队到同一个地形中都会制相同的阵形？
显然不是。
因为每个组织的兵力、兵种特点不同，即便在相同的地形上，也不可能使用相同的兵力配置，它不仅有自身的约束，还有对手的制约，面对不同对手，也要琢磨他的特点进行配置，否则被对方一眼看出虚实，则面临战败的风险。
抗日战争时，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中，就有他与日本指挥官阿南惟几心力上的较量。
很多时候，当两个指挥官经验、经历、指挥能力差不多的时候，比拼的就是他们的心理素质。
通常而言，战术上会更多研究对方将领特点，始计篇的“八权”，九变篇的“将之五危”，地形篇“六败”都因将领特点而变化，而在战略上往往考虑将领会少些，比如抗美援朝战场，我们并不知道会换掉麦克阿瑟，更多是考虑己方谁统兵更合适。
由此看来，我们要在孙子兵法一般性的操作体系中，找到适合自己组织的抓手，变成我们自己的兵法，才是真正的读懂、学会了《孙子兵法》。我们读《孙子兵法》切忌教条式地读，切忌带着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去读。主观性完全以自己知识体系、自己经验范畴来理解，片面性是抓住孙子兵法中的某个点就无限地放大；表面化是从字面意思上解读，忽略了流程法、结构法、阴阳法的角度去深入解读。
作为孙子兵法系统操作的军形、兵势、军争、九变、虚实这几篇，它们的核心辩证法都需要演变成特殊性，变成某个组织独特的战法，形成独特的风格，比如攻守之转化，奇正之变，分合之用，利害之辨，专分之形成等。
之所以对李泽厚关于中国古代辩证法总结有感觉，就是因为他点到了《孙子兵法》中辩证法的核心特点，他们对立统一，相互转化，又相互补充、渗透、运动以实现系统的动态平衡。
在兵法中，这种辩证之转化、渗透或补充，最终在古典军事思想中找到了一个词，即诸葛亮说的“因机而立胜”之“因机”。
这个“因机”高度概括了孙子兵法辩证法矛盾项之间的转化、渗透、补充和运动。
何为因？
《吕氏春秋》有一篇专讲“贵因”，所谓“贵因”，就是重视凭借、利用外物，顺应客观情势的意思。
《吕氏春秋·贵因》讲，禹因水之力，而成功治水；舜因人之心，而成功接受了禅让；汤武因人之愿，而成功取代了前一个朝代，实现了朝代的更替。因此，故因则功，专则拙。意思是，顺应、凭借外物就能成功，专凭个人的力量，就会失败。
这就是是《孙子兵法》所强调的外部环境约束和利用，从己方的力量特点、地形、地利、敌情角度展开。
始计篇有“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作战篇有“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虚实篇有“因形而错胜于众”“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火攻篇有“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用间篇有“因间”，而每间必有“因”，如“因其乡人而用之”“因其官人而用之”“因其敌间而用之”。
因，是凭借、利用、顺应，它更是变、适应，依客观、现实情况而变，因现实而动，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现有资源出发。
何为机？
《兵经百字》中定义说：“势之维系处为机，事之转变处为机，物之紧切处为机，时之凑合处为机。”
这是说维系战局运转的决定性要素是“机”；事态变化的关键点，使事物积蓄量变发生质变的方向或临界点是“机”；关系事物发展的要害部位是“机”，就像打蛇打七寸；各种时间差的种种有利战机是“机”。
吴起还从当时战争条件中总结了四个方面，他说：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
这给我们审视战场形势，研究孙子兵法辩证之机上找到了参考的方向。
从孙子兵法形势两篇可发现两个角度，一是形篇之见机，二是势篇之创机。
第一，见机。
以虚实论形，从对方的布阵、兵力配置中发现静态的“机”，“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就是见“机”的功夫，是发现攻守转化之“机”的洞察力。
第二，创机。
奇正组合的攻守之形，奇正相生的运作，分合为变的行军，专分之用的避实击虚，都是孙子兵法创造“机”的方法。
当然也必须有军形篇的“古之善战者，胜于易胜，……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的无失误执行。
需要注意的是，“机”也是重心，或说决定胜败的主要矛盾，是矛盾双方质的转化的临界点，就是打破战场平衡的关键点。
战场平衡体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精神方面是敌人士气被打掉，没有了战斗意志，达到了崩溃点；物质方面是组织上的混乱，已经由“治”到了“乱”的状态，这种情况多是我方冲破了其组织，失去了健全的指挥系统。
孙子兵法之所以极具实战性，与它本身所具有的辩证法有直接关系，从十三篇体系中可以教我们如何正确判断战场形势，辩证的认识战场客观情形，正确的部署力量。
同时，又从十三篇系统的辩证思想中通过核心矛盾攻守、奇正、分合、利害、专分、虚实的灵活运用与有机转化，高效的运用力量，发挥现有力量的最大效力。
在实际操作中，走进了孙子兵法战术的研究，后来在研究中发现，孙子兵法是组织和指挥团队的艺术，故而战术就是孙子兵法的逻辑起点，战术兵力的运用，也是战略布局的缩影。
就像一个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军，他可以在局部战场巧妙的运用战术，也可以站在全局指挥整个战役，按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观点，战略是生成的，不是与生俱来的。
最后，这篇文章也算作《孙子兵法战术体系》的总结，希望也是在它基础的上拔个高吧，至于有没有拔起来，还得大家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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