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中的代表，坐落于北京西郊。它是由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任皇帝督造，始建于1707即清康熙四十六年，历经150余年建成的。人们口中的圆明园，实际是园明三园，即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由其精美设计、宏大规模，以及中西结合的造园形式而闻名。圆明园被王致诚称为“真正的人间天堂”，被维克多.雨果称为“理想与艺术的典范”。这座先后被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和法国大文豪传颂的建筑，在1860与1900年即咸丰十年和光绪二十六年中，先后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所损毁。圆明园在人们的认知中，有许许多多的误解之处，有必要加以辨析。
作者简介： 吕文艳（1996—），女，辽宁大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学。; 吕思维（1996—），女，黑龙江海伦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学。;
西洋楼景区是长春园中著名一景，是欧式的宫苑建筑群，蒋友仁、王致诚和郎世宁共同设计了它们，建造者却是中国工匠。“耶稣会传教士是圆明园的设计者与建造者”，这种错误观点的源头是法国人莫里斯·亚当。此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中国海关工作，他曾多方收集圆明园的相关资料，并进行整理。在《圆明园：18世纪耶稣会士的建筑作品》一书中，却并未提及西洋楼景区具体的建造人员情况，只重点描写了建筑史，将圆明园归类为了“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建筑”，从书名就可见一斑。这本书的影响深远，以至于“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了圆明园”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并对其后的书籍主观思想奠定了基础，如《圆明园的欧式宫殿》和《圆明园及居住其间的皇帝的历史》、《寻找现代中国》，书中都将耶稣会中人作为了圆明园的设计者和建造者。
西方学者并未正确认知到圆明园相关的建筑和设计人员是谁。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所设计的是西洋楼景区，而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的一角，建造者也是本土工匠。对此有正确认知的西方学者是德国人约翰·拉贝，他在《我眼中的北京》一书中对于真实情况进行了描述。圆明园中除西洋楼景区外其他建筑群的设计者是中国的“样式雷家族”，建造者也是中国工匠。清代雷家是世袭的宫廷建筑师，被尊称为“样式雷家族”。他们主持设计督造200年间的诸多建筑，颐和园、圆明园、紫禁城和皇陵都是他们的杰作。
“康熙夏宫是畅春园，清朝皇帝的夏宫是圆明园”，西方人提出了这种说法。欧洲人将“夏宫”即the old summer palace作为了圆明园的英文名字，并将其视为了中国的凡尔赛宫殿。这种观点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帕律是法国海军上尉，他在《1860年远征中国记实录》就将圆明园视为了“夏宫”。此外，法国人保罗.伯希、约翰·拉贝、卡罗尔·马伦、史景迁等人，在诸如：《通报》、《我眼中的北京》、《清朝之北京夏宫史》中也如此认为，甚至部分现代国人依旧将圆明园视为清朝皇帝夏日避暑的行宫。
事实上，圆明园具有避暑功效，但是它的主要使用功能并不是避暑。因此，不能因为其存在避暑功能，就将圆明园贴上“夏宫”的标签。清朝皇帝往往一年中大半都会在圆明园中度过，期间从春天，更有甚者从正月十五到腊月之间。圆明园中的勤政殿和正大光明殿是为了皇帝处理政务使用的。康熙帝在圆明园避暑之余，也要笼络蒙古上层人士，所以在塞外先后建立了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康熙帝、乾隆帝、嘉庆帝都会在二处避暑、理政。据历史记载，康熙帝、乾隆帝会在四月到十月之间去往塞外，嘉庆帝每年大约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往避暑山庄，避暑山庄最后也成为了嘉庆帝的驾崩之地。所以比起圆明园来说，避暑山庄更像是清代皇帝的夏宫。咸丰帝是雍正帝、道光帝之后唯一去过避暑山庄进行避暑的皇帝，且在1860年9月22日被英法联军逼迫进入避暑山庄，1861年8月22日病逝于烟波致爽殿。
圆明园具有诸多建筑群，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其中一角，大概占据园中面积的百分之二。所以将西洋楼景区等同于圆明园的想法是错误的，这种思想在西方比较普遍。皮拉索里特·梭史提梵斯--一名法国学者，在研究圆明园历史的论著中也延续了这一错误观点，这意味着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人的认知还停留在这一层面上。
我们就这一观点的产生衍变进行分析，看看”西洋楼“是如何等同于”圆明园“的。
葡萄牙于1753年，即乾隆十八年遣使来京。乾隆帝下令服务于宫廷的西方传教士建造西洋楼景观，以便于展示天朝的无所不有。景观的设计和实施负责人是传教士郎世宁，其后，增加助手：法国神甫蒋友仁。项目参加者有：建筑师利博明、传教士艾启蒙、王致诚、神甫杨自新和中国的样式雷家族，乾隆皇帝对最终的建造方案进行定夺。传教士们将圆明园建筑、西洋楼的设计过程和最终形象等做成铜版画图像，用书信的形式送到西方。西方人由此认为西洋楼是传教士设计的，渐渐的，西洋楼景观在西方人眼中等同于了圆明园。也就是“传教士设计了圆明园”的由来。
圆明园中建筑群大多是中式建筑，采用了木构架，在英法联军的焚烧下几乎焚烧殆尽。但西洋楼景观是用西方的建筑形式建造的，主体材料是石材，在焚烧下得以留存，成为景区，吸引中外游客进入参观。20世纪初期，圆明园中只有西洋楼景区才有部分断壁残垣能够看到。美国人甘博、法国人莫里斯.亚当、德国人奥尔末等西方学者游览其中，他们拍摄的照片流传于世，西洋楼景观也在世间广泛传播。西洋楼景观深入人心，使得人们想到圆明园脑海中就会出现西洋楼景区。直到现在，“西洋楼遗址”在“百度百科”中依旧被认定为圆明园的标志。事实上，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一角，它也不是园中的主体建筑，也就更不能称为圆明园的标志建筑了。
所谓文化交流，是两种文化间的互动，文化的融合和碰撞产生的美的产物。西洋楼既不存在理性思维下的文化交流，也没有文化间的双向互动，只是嫁接或者说移植了西洋的建筑。西洋楼所采取的建筑形式全部是西洋文化，而中式建筑的特点，例如：木构架、斗拱等均不在其中体现，可以说西洋楼的产生不是为了文化的交融，而只是满足皇帝的外交、整治需要，和对异国文化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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