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史事说易
照传统的划分,易学研究分为两大派:象数、义理。
义理派又分出以史证易派。
四库馆臣曾指出:“王弼尽黝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而胡缓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四库全书总目·易类》
四库馆臣言义理派变至李光、杨万里“参证史事”,其实,在他们之前早有以史事说易者。
如汉末郑玄“论《乾》之用九,则取舜与禹攫契咎陶在朝之事,
论《随》之初九,则取舜宾于四门之义”《四库全书总目·用易详解提要》。
论《否》九五纣王囚文王于羑里之事,
论《临》卦“殷著兴衰之戒”,晋干宝以史学见长,并以丰富和详细的史料来揭证《周易》所蕴含的大义。
尤其能以殷周变革之史参注释卦爻辞。如今台湾学者简博贤所言:“爱推殷周鼎荣之事,用附易爻之象。
故凡文王囚羑里、武王克纣、而金滕之诚,管蔡之乱,悉当爻义;所谓传诸人事,证诸前世已然之迹也。”(《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106页)。
据清儒张惠言统计,干宝易注,“仅存者三十卦,而又不完,然其言文武革纣、周公摄成王者,十有八焉。”
这说明了干宝以史注《易》的特点比较突出明显。总观干宝以史注易具体地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以殷周史实注《易》。
《周易》成书于殷周之际,其卦爻辞的写成根植于当时社会生活,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
从政治上看,此时商朝因纣王荒淫残暴而导致内部矛盾激化,周朝的兴盛,“小邦周”取代“大邦殷”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故成书于此时的《周易》展现了这一历史变革的过程,有许多卦爻辞明确记录了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周易》作为卜难之书被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易传》在追述《周易》形成时曾对这一问题作过说明:叹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系辞下》
干宝沿着这条思路对隐藏在《周易》卦爻辞和《易传》中的殷周鼎革之事作了阐发。如他以文王施仁德和被拘于姜里等事释《易》。
注《乾》初九“潜龙勿用”云:“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注《乾》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云:“此文王免于姜里之日也,故曰利见大人。”注《蹇》九五《象传》大蹇朋来以中节也”，云:“在险之中而当五位.故曰大蹇;此盖以托文王为纣所囚也。承上据四应二,众阴并至,此盖以托四臣能以权智相救也,故曰以中节也。”注《震》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云:“震来虩虩,羑里之厄也;笑言哑哑,后受方国也。”注《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云:“此盖文王反国大赘其政之日也”。注《乾·文言》君子行此四德者”云:“四德者,文王所由兴。”注《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云:“文王忠于殷,抑参二之强,以事独夫之纣。”注《升》九二“孚乃利用禴”，云:“文王俭以恤民,四时之祭皆以禴礼,神亨德与信,不求备也。”注《革》初九“巩用黄牛之革”，云:“此喻文王虽有圣德,天下归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是其义也。”注《震·彖》'震惊百里”，云:“殷诸侯之制,其地百里,是以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幸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故以百里而臣,诸侯也。”注《震》六二“震来厉亿丧贝”，云:“此托文王积德累功,以被囚为涡也;以喻纣拘文王,阂夭之徒乃于江淮之浦求盈箱之具而以赂纣也。” 以纣王残暴荒淫之事释《易》,注《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色玄黄”云:“纣遂长恶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于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义也。”注《屯·象》“宜建侯而不宁”，云:“殷周际也,百姓盈盈,匪君子不宁,天下既遭屯险之难,后王宜荡之以雷雨之政,故纣侯以宁之也。”云:“坎,十一月之卦也。又失其位,喻殷之执法者失中之象也。来之坎坎者,斥周人观毋于殷也。枕.安也,险且.枕者,言安忍以暴政加民而无哀矜之心,淫刑滥罚,百姓无措手足,故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注《夬·象彖》告自邑”，云:“殷民告周以纣无道。”注《井》卦辞“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德来井井,赢其瓶,凶矣”，云:“改殷纣比屋之乱俗,而不易成汤昭假之法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二代之制,各因时宜,损益虽异,括囊则同,故曰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也。当殷之末,井道之穷,故曰讫至。周德虽兴,未及革正,故日亦未橘井。井泥为秽,百姓无聊,比屋之间,爻受涂炭,故曰赢其瓶也。”注《井》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云:“此托纣之秽政不可以养民也,旧井谓殷之末丧师也。”注《丰》上六“丰其屋,蔀其家,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云:“丰其屋,此盖托纣之侈造为璿室玉台。蔀其家者,以记纣多倾国之女也。社稷既亡,宫室虚旷,故曰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然则璿宝之成三岁而后亡国矣。”注《序卦》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云:“《易》之兴也,当殷之末世,有妲己之祸,当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武王兴兵伐纣之事释《易》。注《乾》九四“或跃在渊”云:“此武王举兵孟津观毋而退之爻也。”注《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云:“此武王克纣正位之艾也”。
注《讼·象》“君子以作事谋始”云:“武王故先观兵孟津,盖以卜天下之心,故日作事谋始也。”注《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云:“……故易位以见武王亲征,与师人同处于野也……上六为宗庙,武王以文王行,故正开国之辞于宗庙之艾,明己之受命,文王之德也。”注《革·象》“己日乃孚革而信之”,云:“武王陈兵孟津之上,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国,皆日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未可也。’还归。二年,纣杀比干、囚箕子,尔乃伐之,所谓己曰乃孚,革而信也。”注《丰》勿忧宜日中”云:“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以周公摄政平叛之事说《易》。注《坤》用六“利永贞”云:“是周公始于贞崖南面以先王道,卒于复子明辟以终臣节,故曰利永贞也。”注《蒙》初爻“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云:“此成王始觉周公至诚之象也……此成王将正四国之罪,宜释周公之党,故曰用说桎梏。既感金滕之文,追恨昭德之晚,故曰以往吝。”注《比》六三《象传》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云:“管蔡之象也。比建万物,唯去此人,故曰比之匪人,不亦伤王政乎。”注《革·彖》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云:“革天地,成四时,诛二叔,除民害,天下定,武功成,故日大矣哉。”注《未济·象》:“濡其尾无枚利,不续终也”云:“言禄父不能敬奉天命,以续既终之礼,谓叛而诛也。”注《未济》六三《象传》“未济征凶,位不当也”云:“禄父反叛,管蔡与乱,兵连三年,诛及骨肉,故曰未济征凶。平克四国,以济大难,故日利涉大川也。以六居三,不当其位,犹周公以臣而君,故流言作矣。”注《未济》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云:“以六居五,周公摄政之象也,故日贞吉无悔。制礼作乐,复子明辟,夭下乃明其道,乃信其诚,故君子之光有孚吉矣。”另外,他还以成王继位、禄父受封,高宗伐鬼方等史事说《易》,此不一一赘述。所谓其它史事,指殷周以外的史事,它包括殷周之前和殷周之后的史事,用这些史实说《易》大多不是揭示隐藏在《周易》文辞中真实含义,而是借用历史事实将一个深奥的道理通俗化,或证明易理的深刻而又切近人事,故它与以殷周之际的史事注《易》有着明显的不同,带有浓厚的义理派的气息,兹以易注证明之。他注《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云:“尧舜一日万几.文王日昃不暇.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注《师》上六《象》“人小勿用,必乱邦也”云:“楚灵齐阂,穷兵之祸也。”注《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云:“固有如桓文之徒,罪近纂就,功实济世。……六三,桓文之爻也。……俯列盟会,仰致锡命,故曰告公用圭。”注《节》上六“苦节贞凶悔亡”云:“以苦节之性而遇甘节之主,必受其诛,华士、少正卯之爻也。”注《系辞》“文不当,故吉凶生焉”，云:“事不称义,虽有吉凶,则非今日之吉凶也,故元亨利贞。而穆姜以死,黄裳元吉,南蒯以败,是所谓文不当也。”
古代先贤将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与四时、四方、五色、五味、五声等联系起来,然后又赋予他们生克旺相休囚等义,形成了一整套五行理论,用以解释自然界纷纭繁杂的事物的形成、结构、变化。不仅如此,还有的思想家将五行的理论引进社会,说明历史发展是一个五行生克转移的过程。如战国时代的邹衍就用“五德转移”、“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发展和王朝更替。《七略》云:“邹子有《终始五德》,言土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选·魏都赋注》李善引邹衍之言云:“五德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周火。”《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注》邹子“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封禅书》邹子关于五德的思想,后人又有修正,把五德相克改为相生,如,《孔子家语》云:“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五帝篇》干宝取五德相生说注释《周易》,他注《屯·象》云:“水运将终,木德将胜,殷周之际也。”注《井》云:“水,殷德也;木,周德也。”《井》上坎为水、下翼为木。注《丰》云:“殷,水德,坎象尽败,而离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丰为坎宫五世,下体由坎变离,坎水离火,以象殷周。由此可以看出,干宝采取种种方法,找出水、木二象,以比附殷周,揭示殷周之爻替是符合五德移转的规律,达到以殷周史实注《易》的目的。这就是他以五德转移循环论注《易》的方法。总之,凡《周易》中涉及或暗含着历史事实者,干氏皆能一一揭明之,而且许多解释也比较恰切,尤其表现在以殷周之史释易则更为明显。这是汉儒所不能及的,但也应当指出,干宝有些解释,也不切实际,令人不能信服,如他把以言卦序为内容的《序卦》视作帝王之史,“文王,周公所遭之运,武王、成王所先后之政,苍精受命短长之期,备于此矣。”(《杂卦》注)更令人不解的是,将《杂卦》之末错简看作是夫子独心匠运,故意改其例,以说明历史变革,帝王改制的必然性。他说:“夫子又重为《杂卦》,以易其次第,《杂卦》之末又改其例,不以两卦反覆相酬者,以示来圣后王,明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也。……总而观之,伏羲黄帝皆系世象贤,欲使夭下世有常君也。而尧舜禅代,非黄农之化,朱均顽也。汤武逆取非唐虞之迹,莱封之不君也。伊尹废立非纵顺之节,使太甲思衍也。周公摄政非汤武之典,成王幼年也。凡此皆圣贤所遭遇异时者也。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教文,文弊薄,故春秋阅诸三代而损益之。……足以圣人之于天下也,同不是异,不非百世,以侯圣人而不惑一以贯之矣。”(同上)从这里,可以看到,本来是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而干氏以史注之,将这个问题复杂化。与其说他在注《易》,倒不如说他借《易》阐发其史学观。一曰受《系辞传》`《易》之兴也当文王与封之事’一语之影响。”“三曰《毛诗大小序》以史解《诗》之影响。”(《魏晋南北朝易学书一考佚》九)黄先生只分析了客观原因,而忽略了主观原因,如前所言,干氏对史学有着精湛的研究,曾作《春秋左氏之外传》、《春秋序论。还撰写过“咸称良史”的《晋记》,受其影响,往往站在史学角度来思考和探讨一些学术问题,其易学研究亦不例外,他在注释《周易》时,或是以历史知识印证之,或是用史学理论或方法阐发之,从而使以史注易成为干氏易学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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