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是文革后期参加工作的一代，也是学习欲望日升的一代，更是“学以致用”最悉心、最笃行不怠、追求不止的一代。确实是大家公认的共和国的长子“知青”一族。
记得，那年在江城日报社《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的采访实训中，我有意选择了自己所在的电石厂的原料基地明城石灰石矿，还有我高中班同学费维杰在双河镇插队的地方，来做为“工”与“农”的两个采访点儿。
去明城石灰石矿，除了要了解留用日本人酒井喜作的矿山管理和有效布局掌子面的技术外。更要弄清当代工人如何使用半自动化机械，开发附近“元宝山”的优质石灰石。
在费维杰那里，是他日夜值守的瓜地在吸引我。我们放开肚皮吃香瓜、啃西瓜。他告诉我离开学校的第一个“学以致用”，就是在瓜田里种植鲜花和香草，使瓜味儿香甜可口，我们吃的感觉确实如此。更管用的就是他自己装了个“半导体”，虽然“土”了些，可为白天的巡视和夜间的打更，添加了许多乐趣和信息。老兄这种不拘泥于书本的笃实精神在感染着我。我则把自己厂里的事告诉了他，电石厂里有中国知名化学专家，吉林大学老教授、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唐敖庆先生，正带领他的工作团队，在我厂冰醋酸生产车间开展非汞触媒实验研究。成功之后将彻底解决工人和厂里的汞中毒问题。我在跟踪采访和食堂吃饭的有意交谈中得知，大家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需要在意和把握。
企业文化是在开发职工队伍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同步提升的实践过程。回到电石厂革委会宣传组后，受教益最深的就是，陪同新华社吉林分社资深记者易正之，采制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将要使用的中国影像实录资料，证明我国在大型化工生产中，是如何治理“废渣”“废液”“废气”和如何变“废”为宝的典型事例。采制中我看到，每到一处只要说明来意，职工都那么配合、那么给力，到处洋溢着工人阶级爱岗敬业，努力为国争光的主人翁责任感。
在电石厂生产的龙头《密闭电石炉》车间任副政治指导员期间，我和工人同吃食堂、同住倒班宿舍、同在一起甩大钎子通炉眼、出炉放料，以放下车间领导干部身段，用“三同”的方式采写成的《来自电石炉旁的报告》才会写得有声有色，被《吉林日报》副刊栏整版刊出。
吉化恢复公司建制后，我被调到公司《学大庆办公室》工作，分批组织四批各企业中层干部去大庆现场参观学习，在卧里屯基地和让胡路采油场，我深深地感受到，大庆人的艰苦和大庆精神的动人所在。在报道本公司学大庆典型人物李国才、侯德武、桂纯和染料厂百号车间事迹的过程中，我由衷地意识到：自己就置身在共和国最具主人翁精神的阵营之中。古语说：“蓬生麻中，不扶且直”，何况自己也是要强、进取、勇于攀登的这批人。
在染料厂搞基本路线教育回来后，做公司政治部调研员，为文革后的企业首次大规模调整工资工作当参谋助手，为调资领导小组进言献策。后来又为企业“大干快上”替公司领导当“婆婆嘴”，白天跟于万夫、伊世铭等同志办《简报》，一早一晚轮班陪贾庆礼和郭崇隆。我吃住在公司办公室，不时地陪着职工们口中的“贾贪黑”和“郭起早”，上工地、下车间、下关键生产部位去查岗、巡访，随时对上至厂领导、直属公司经理；下至工段长、班组长问询、问责。促进生产管理上水平，推动各项工作创优争先、化工设备升级换代 ，以彻底解决当时障碍企业发展的各种问题。就这样，我从两位司局级经理身上，领略到了带领国有大型企业发展进步的呕心沥血。
企业进一步扩大自主权后，市场化经营程度越来越高，公司把各厂供销科收归凝一，成立了一体化的《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供销公司》，我在办公室先是负责文秘工作，后来主持全面工作。身负连续三年的《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最佳秘书》的盛名，还对“企业档案工作”，“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企业经济技术保密工作”以及“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使用公车”等，分别做出了跟进努力，打下了较为良好的基础。
到工会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从建设“企业文化”入手，全方位、多渠道地激发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供销公司工会所筹划的几届职工代表大会还被市总工会命名为《最佳职代会》。在“打铁先得本身硬”的过程中，不单采取“项化”“量化”法，把工会日常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有效地对接起来，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吉林市模范工会干部》；还在提炼企业精神的过程中，主动和党委书记一起协调党政办公室主任、秘书，反复推敲和提炼供销公司的企业精神，最终以四句话，概括出了供应工作“主人翁责任感”的精神风貌：
千山万水不怕难
千言万语求货源
千方百计保生产
千辛万苦作贡献。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