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羊毛或我是如何结束分析的（四）

Wool-Gathering or How I Ended Analysis

Dan Gunn

译者：付子芮 精神分析方向在读硕士   

联系方式：18781901592

 

11月25日 星期六

耶稣纪年（公元）1963年，我悄悄地关上了门，前往我不知道的地方。那时我五岁，我的父亲在前一天晚上去世了。在那之前，我和我的父亲几乎是通过暹罗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而我才刚刚开始意识到的这个父亲，由于突然的心脏病发作，给了我一件不可估量的礼物，一件难以形容的大礼。

“你一定要勇敢”，我的母亲告诉我。

我在她的膝盖上蠕动着，被所有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吓坏了，他们尴尬地盯着她，盯着我，或者盯着窗外。

“你一定要勇敢一点，因为你父亲去世了。”

我从她的膝盖上跳下来，不顾她的反对——她想让我留下来，感受她滴在我头皮上的泪水，和她、和我的哥哥以及那些西装男人们呆在一起，毫无疑问，他们想要抚慰我，但他们没想到我已经在那一瞬间超越了所有的安慰和抚慰，或者它们超越了我。它们是我无法得到，也不能给予的东西。我不是靠垫、手帕或让人安慰的人。我必须站起来，走出去，上我自己的路，即使不知身在何处。

走进大厅，我立刻意识到我那微薄的五岁时光。我试图计算出我比大卫·包弗尔开始他的冒险之旅时年轻多少（这是我父亲前一天晚上从《绑架》上给我读的），然后我想到，我好像还没学会怎么做减法。在我短短的生命中，几乎没有几分钟独自一人，每天都跟着父亲，坐在他的捷豹里，当他大步穿过建筑工地，向他的木工和瓦匠提供建议时，我就紧跟在他身后。

然而，我也意识到，如果我在那些西装男人和哭泣的亲戚中间呆得久一点，我可能永远都逃不掉了，我将不得不吸入他们的痛苦，这些痛苦将迅速填满我的肺，我会永远无法将它们完全排出。哦，当然，我的意识并没有用这些话来表达——当时我只有五岁，我还无法分辨出我的喉咙和我的肺。我只知道我在窒息，我必须打开门，逃跑。

“你要去哪儿？”我母亲问我。

我没有回答，只是对她笑了笑。我应该带上我的宠物仓鼠，或者我最喜欢的一些乐高积木吗？但我害怕它们会让我变得引人注目。所以我静静地打开前门，想象着父亲是否在楼上，也许在他的棺材里。然后我走了出去，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并不是说我自由了，就像这个词意味着的那样。但我出去了，而且我走了，我还会走得更远。我开始跑，然后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笑得喘不过气——是的，我笑了。

当时震撼了我的笑声从未再停止过，所以只要回想起那一天，我就能感受到它在脸颊上和在我肺里的痒，它填满了我的亲戚们试图在那里注入痛苦的空间。它的声音就像秋天的树叶一样沙沙作响，像一个松果滚落，它冷酷，无耻，不近人情，它横穿过阿威湖结冰的湖面。 

当我在日记中潦草地写下这几句关于逃离的话：“我从悲伤之家的逃遁”，我是真的以为我能把它们发展成一个故事。一次旅行，一次流浪汉的冒险，目的是表达我小时候没有走过的那条危险的道路，其中的狂喜和无常，与我所承担的责任和内疚正好相反，而这在近三十年后促使我进入分析。

但当我试着想象续集时，我意识到，当我的主角男孩决定逃跑的方向时，他就成了它的囚徒，他自己的新故事的囚徒，一个可能比大卫·包弗尔被绑架并扔进船舱时，或者当他在高地阳光下滚烫的石头上被炙烤时更为强制的力量的囚徒。我的年轻主人公不会逃跑，而我也没有逃脱。

当我开始分析时，我并没有真的期待能对自己有一个新的更好的理解。幸运的是，正如我试图离开我对罗伯塔的痴迷一样，我经常被导入混乱的矛盾和时序之中，并常常以一种几近无法描述的，同时性和同义性的复合形式结束。我厌倦了读过的那些理论书籍，厌倦了我自己发展出的一些我喜欢的观念。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无意识的黑暗地底世界，他在《释梦》的引言里借用维吉尔（Virgil）的术语，称之为“阿切伦塔”（Acheronta）或“地狱区域”——这些区域将放弃它们的诡异和怪诞的想法，在我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取的。他们只会派出假象或间谍，而将它们的指甲挖向更深。

我想要的是改变，停止重复，找到新的词语和方式去存在，去行动，去创造，去感受我试图在我故事的开头所描述的自由。我想重新去看待这个世界，把它和我自己区别开来，清楚地看到它，是的，比起看见我自己，更多地看见它。

雅克·拉康给了分析的目的一个定义，对于一个如此不谦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谦虚的定义。患者因为对自己说话而开始分析；通过对分析家说话，但谈论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人而让分析继续；但是，当他将与分析家谈论他自己时——他将在这一事实的影响下改变自己——那么分析就将要结束了。

只是，我发现了一些我想补充到拉康谦逊的建议中的东西，一种对于随着谈论自己而产生的改变的观念的润色，那是最后由和罗伯塔一起玩橡胶玩具的奇异和悖论性的魅力所释放出来的东西。

我意识到，为了用一个人自己的语言去说他自己，就必须用一种新的语言，或一门外语。

是什么让我和罗伯塔在一起的那短短几天如此让我兴奋和不安？事实上，从我第一次打电话给她，邀请她到秋天的奥斯塔山谷，我说的就是一种我不知道的语言——意大利语。我不是说这是我不知道我知道的，而是一个我知道我不知道的语言。

我拿起电话，说了一整句邀请的话，直到那时，我的意大利语也只有几个结结巴巴的词。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用我最无力控制的词语、短语和表达方式交谈。显然，这和我从出生起就一直在听的英语不同，它也不像我的法语，它永远地被学校的记忆所玷污了，在我到法国的时候，已失去了它的异域风情。不，这次是一些我从未听过的词从我嘴里流出。

奥斯塔山谷的小屋只有一张单人床。罗伯塔主动提出和我分享，虽然还没有任何私密的话语发生在我们之间。我紧张地坐在床上，她旁边。下面就开始了，我以为我在试图表达的意思。

“Cosí”我结结巴巴地说：“dormiamo insieme.”

她睁大眼睛看着我。

“Anzi, facciamo l’amore！”

她忍不住笑出了声。

当然，的确是因为我说了一些可笑的东西。比如说：“所以我们就睡在一起了——而不是，我们要做爱/反之，我们做爱吧！”

但它的确奏效了。即便她可能会说，“不，放开我，你这个文盲。”（或者是用意大利语来说这句话），这仍是一个成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狡猾的词：“anzi”。（anzi在意大利语中做介词表示“而不是...”，做副词时表示反之，相反地。）

任何学过一门外语的人——尤其是长大后才学的——都会对这种兴奋感有所了解。性欲与智力的步调一致，这是一件罕见而令人振奋的事情。但这同样也是因为语言，它自说自话！

一年后，为了结束分析，为了圆满地束分析，我决定，用这样一种语言说话，或者被这种语言说，以一种完全个人化却又深刻地无人称的方式。

对于一门外语来说，这种兴奋是无法持久的，罗伯塔从我生活中的消失无疑与我对意大利语越来越熟悉，并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知识联系在一起。而在其他的地方，当定义爱的目标而不是分析的目标时，还是那个拉康，他引用了柏拉图的一个定义，并将其表述为给予一个人他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而与罗伯塔一起，简而言之，我“说了一种我所没有的语言。”

为了结束分析，我告诉中士，就是要用这样一种语言跟他谈论我。“fuite”（水遁）这个词是就是在这个新的语言中最早出现的词之一。如果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还没逃走的话，那么它也让我——即使是在那个时候——可以去想象逃走意味着什么。实际上这种想象已经是一种逃避。

每当我不只是在啜饮着一杯令人厌倦的温热的茶，当我感受着内心的悸动，想象着写一本新书，触摸一个新的女人，在托斯卡纳的夏夜睡在橄榄树下，或在严寒的冬日清晨登上本·洛蒙的顶峰，想想普鲁斯特或奥德赛（想想那些书吧，就像所有伟大的书一样，让我重新感到新鲜和自由），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失去的遗产。它也是那些发自内心的话语遥远的回音，这些话可能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也可能那不是我的，它们的声音和措辞显然是成年人的——“去你妈的，我走了！”

为此，我现在想感谢我的父亲。

我也为此感谢中士吗？

这还有待观察。我真的会离开他吗？他会站在我身后，叫我回去，还是愤怒或默然地转身离去，与我的继任者握手？我离开时他的门会一直开着，还是会被砰地一声关上并牢牢地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