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中的金钱
By Antonio Quinet
译者:蔡丹
从症状获益
症状就是神经症者无意识展示的钻石。神经症者就像对挚爱一样热爱它们。它们是神经症者报酬丰厚的投资机会,也是力比多第一国家银行不断累积的储蓄账户。这是弗洛依德所说的症状的“主要获益”,也是拉康所说的,症状的享乐。
神经症者从这种力比多经济中获得了双重的好处(利润)。主要的好处是,症状带来了力比多满足:主体将把他们的力比多风险资本投资到带来最好红利的这个极好的初创公司:症状有限公司。难怪弗洛伊德说,生病需要精神力量。当精神冲突出现时,疾病是阻力最小的途径,也是最便宜、最方便的解决办法。人们不可避免地从精神疾病中获得某种优势和利益。疾病和症状是处理力比多冲突最简便的方式,但从精神上讲,它们太昂贵了,因为它们要付出代价---遭受苦难和痛苦。
第二个好处可以在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中看到。起初,症状让人觉得是异物的闯入或者是弗洛伊德的“不受欢迎的客人”。随后,主体会在其驱力满足之外找到充分利用症状的方法。
弗洛伊德对次级获益的隐喻精确表述为金钱利益。作为一个个案研究,他描述了一个人,由于一些不幸,腿瘸了,成了个乞丐。在第一个冲动中,乞丐拒绝接受矫正手术,因为他将失去乞讨为生的好处。然后症状就带着这个好处来到了主体间区域,并找到了一个舒适的位置,在那里乞丐可以继续他有利可图的乞讨。因此,对于瘸子来说,他少掉的那段腿在与社会大他者的关系中代表了同一个主体。任何想要恢复他行走能力的矫正措施,都会恰恰抵消掉那个东西---即代表主体的
这一新发现的流动性(mobility)。弗洛伊德非常直接地将次级获益与经济收益联系起来。
金钱的转移
在分析中,资本的转移发生了,从症状到一个客体:分析家。分析者必须为症状付费并将资本转移给分析家,而不是为其症状“被付费”。此外,金钱的转移需要一种力比多转移,在后者之中,分析者爱上了分析家。
分析治疗期间的第一个效果是打破,是施压,通过要求主体付费,对先前蓬勃发展的享乐经济施压。我们都知道,让分析者增加会谈次数有多难,这或许意味着要给分析家付更多钱。尽管这种固执可能与日常需要的迫切性有关,但它无疑是纠缠在力比多和症状享乐层面上的。弗洛伊德把他最初的抵抗概念归因于主体的意识立场,它抵抗对无意识的分析性解读,然后弗洛伊德继续揭示它的主要动力不再位于自我之中。后来,他发现最强大的抵抗来自本我,以拒绝放弃享乐---根植于疾病之中---的形式产生抵抗。这种强有力的态度可以轻易阻碍分析的有益效果,甚至破坏分析的纽带。
分析中,主体付费将资本从他们自己可靠可信的第一国家症状银行转移到一个完全不知名的机构,我们称之为分析家。他们有什么保证吗?无论分析家多么有技巧、多么有名气、多么有人情味、多么有同理心,大他者都无法保证、承诺或者确实不能担保分析中哪怕是最轻微的事情。难怪主体不愿意付钱给分析家,因为对于在症状上的投资,主体已经有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尽管金钱可以很好地将主体的力比多转化为资本,治疗费用(超过需要的基本水平)却不能降低。只有当主体支付的价格很高时,他们才会将这个价格与症状的代价等同起来(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分析家不能向每个分析者都收取一个固定价格,因为这也许会使他们的实践从力比多水平---在最严格的弗洛伊德意义上---转变为单纯的服务,即拿一小时的钱,做一小时的事。
付费
如果症状是主体对力比多资本最容易和最直接的投资,那为什么又要约见分析家呢?
在第一阶段,主体意识到就成本/收益比率而言,他们在为其症状付出高昂代价。事实上,症状是无意识的承诺和无意识形成。症状享乐是矛盾的:它既带来了快乐也带来了痛苦(它是对不可能的欲望的满足)。但当承诺被打破,痛苦带来力比多经济失衡时,就会让主体去寻求(但并不总是)专业帮助。然而,仅靠第一阶段是不足以获得成功的。
于是第二阶段成为必然:主体选择尝试去理解这个大难题,并假设正在折磨他们的症状中确实存在一个加密的含义。最后,第三阶段:主体意识到他们的问题不是生理或宗教问题,而完全是主体性问题。
我怎么强调主体这一意识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即主体意识到需要解读症状的问题,和理解关于他或她自己作为一个主体在生命中的位置、关于性、欲望和请求等这些密码的本质。这一假设将引导主体对意义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个阶段可以等同于拉康在第十一个讨论班中称为异化的因果操作。因此,主体选择去解读由大他者那里来的能指引起的自身的异化。它始于这样的问题:“我到底怎么了?”或者“为什么我的内心如此痛苦?”随之而来的会是对痛苦的意识,由此,个人会接受付费给分析家来解决他或她的个人问题的想法。
临床中最初的有益效果可能是想象界的,象征界的或实在界的,或三者的结合。当然,其中一个积极影响是分析者在分析中感觉轻松释然。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
l想象层面通过爱的转移来表达---遵循互惠原则,即爱与被爱的行动---在这种转移中,主体爱着,并感到他们的委屈被倾听,他们的痛苦得到了同理性的理解。
l象征层面通过自由联想跨越了能指链,在自由联想中,分析家被等同于大他者,成为主体能指的目标指向。
l实在层面是力比多的重新排列。实在的效果将症状的痛苦转化为付费的痛苦。在这里,主体付费给一个客体---分析家,以便去生产和消费分析家,而金钱是支付的手段。主体为分析家付费,就像主体会为了他们想要享受的某个好玩意儿付费一样。分析家最初也会把自己作为一个有价签的客体,一个可兑换的商品/服务进行销售,在单次会谈付费的基础上。
分析家因此成为一个在力比多水平上被赋予的消费者客体,并同意接受现金以换取这种地位。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这也是无意识与力比多网络的经济功能的视角。通过转移,分析家成为某种可以购买或雇佣的东西。他们为作为乘客的主体驾车。这里没有节俭、小气或吝啬的余地,因为产品越便宜,享乐就越便宜。这意味着小气的吝啬鬼心态可以等同于一种阻碍,它打破了自由联想规则:如果我们保留某些东西,就会折断自由联想的翅膀。
做分析的唯一方法是投入你的全部。没有什么可以保持在分析领域之外而不使其弄巧成拙的。时间和金钱的花费反映了那些与享乐的大量逸出相对应的力比多,以及力比多同时对分析家的转移。总之,分析除了是能指的转移,从资本和金钱角度来看也是力比多转移。
为什么分析家要收费
“如果不收费,我们就能进入阿特琉斯和提耶斯忒斯的剧本,那是来找我们倾诉其真理的所有主体的剧本”(Lacan, 1964, p. 257)。不收费让我们可以自由进入分析者的悲剧;这就好像我们保存了一封偷来的信,而我们想要扔掉它。但收取费用可以让分析家跳出这个游戏,还能继续处理悲剧 (Lacan, 1964, p. 267)。
克里比隆十八世纪的悲剧《阿特琉斯与提耶斯忒斯》展现了一个包含在诗句中的特定主题:“命运如此悲惨,阿特琉斯如此,提耶斯忒斯亦如此。”剧中,阿特琉斯先是被自己的兄弟出卖,后来又被他公认的却不是亲生的儿子谋杀了。至于提耶斯提斯,他吃掉了自己的儿子。
这个古老的传说讲述了两兄弟因为争夺迈锡尼城的王权而互相争斗的故事。他们是骨肉相残的兄弟,在狡诈残忍的母亲怂恿下,残杀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的父亲与一个仙女通奸生下的那个孩子。
在古迈锡尼城,当王权空置,神谕告诫人们选择两兄弟中的一个做国王。他们俩打了个赌:提耶斯忒斯提议,谁能拿到金羊毛,谁就立为国王。阿特琉斯立刻同意了,因为他的羊群中就有一只金羊毛的羊,他随即吩咐宰了它并保管起来。阿特琉斯并不知道他的妻子与提耶斯忒斯有奸情,她偷了奖品(羊)并送给了她的情人。当提耶斯忒斯得意洋洋地把它拿出来时,阿特琉斯输掉了赌注,但丝毫没怀疑到妻子的偷鸡摸狗上。
正如众神常做的那样,宙斯同情阿特琉斯,悄悄对他说,他应该提出自己的赌注:真正的国王应该是那个能改变太阳运行路径的人。宙斯施展了超自然魔法,多亏了这位天上的朋友,阿特琉斯成为国王,提耶斯忒斯被放逐。
直到后来,阿特琉斯才意识到兄弟的背叛,他谎称既往不咎,把提耶斯忒斯传唤回宫廷。与此同时,阿特琉斯秘密杀死了提耶斯忒斯的三个儿子,像屠夫一样把他们剁碎,用其肉糜为庆祝他的浪荡子兄弟归来准备了一场盛宴。提耶斯忒斯在迈锡尼最好的牛排馆吃饱喝足后,阿特罗斯才扔出了兄弟的三个儿子被砍下的头颅,并再次驱逐了他那背叛者兄弟。
克里比隆的悲剧就此结束,但根据传说,提耶斯忒斯到了锡安,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自己的女儿佩洛皮亚跳进了麻袋,使她怀孕,并有了一个儿子名叫埃癸斯托斯(!)。后来佩洛皮亚嫁给她的叔叔阿特琉斯时,乱伦加剧了。阿特琉斯让埃癸斯托斯去干掉提耶斯忒斯。幸运的是,埃癸斯托斯很快发现他的亲生父亲是提耶斯忒斯,所以他回到迈锡尼,杀死阿特琉斯,并把王位交给了提耶斯忒斯。这是真正的古希腊肥皂剧,让我们的家庭剧看起来是如此小儿科。
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故事?如果分析家不收费,他会作为一个有价值的秘密的保管者进入阿特琉斯和提耶斯忒斯的剧,无法让秘密循环流动起来。强制付费允许分析家把属于命运的东西变成交换客体,因为分析家允许分析者通过有必要地重复讲述悲剧事件的恐怖来解读这种享乐。在这里,命运表现为乱伦享乐的血腥放纵,至少,这是这类故事的讲述者所经历的。
主体讲述他们的罪行,让这些话语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以一种开始清除象征性债务碎片的方式。收取的费用也是分析家出售的一段旅程,它将主体带入象征界。
对付费的请求表明,分析家不是来兜风的。分析家并非在为某种含糊其词的利他主义理想而工作。分析家在那里不是为了暗自发笑,也不是为了被病人的血腥、性爱故事吓得目瞪口呆。剧场观众会享乐于倾听主体的悲剧,但这不是分析家的享乐。通过对倾听行动收费,分析家表明,他们在那里不是出于爱、利他主义、“有价值的事业”或任何形式的享乐。
这是关于爱的转移的关键点,在爱的转移里---如同我们在爱的临床中看到的那样---爱是想要被爱。爱的转移发生时,它也遇到了对爱的请求。在爱的转移之外,实际上真正紧要的是爱的核心,它在这个问题中冒出来“作为大他者的客体,我是什么呢?”正是在这里,分析家被召唤到把主体作为客体来享受的大他者的位置。作为能指的付费意味着分析家对主体作为客体不感兴趣,分析家在那里是作为主体高度有价值的精神叙事的受托人。分析家接收金钱,这样他们就可以像患者一样行使选择客体的自由。
分析家成为受托人,他不会突然在自己的桌子上发现被偷的信,而是以最严格的保密和披露条款接受委托一份珍贵的人生故事。我们收到的费用部分抵消了递送这些信所带来的责任承担,因为强制付费中和了这种亲密转移带来的单方面责任,并把它与能指---金钱---合并在一起,这个能指具有消除几乎所有意义的权力。
分析者应预先支付费用,并亲手把它交给分析家:这是把分析家作为存储和保护病人疾病和物品的保险箱所要求的价格。价格“[...]的作用是无限阻隔某物,它(某物)比用钱付费更危险,后者包括欠某人东西”(Lacan, 1964, p. 267)。
分析者和分析家彼此给予了对方什么呢?分析者给出他或她的爱---爱的转移。在爱的动力学和给予的辩证法中,爱意味着给出你所没有的:比如,在没时间的时候给出你的时间,或者像安德烈·纪德对他的玛德琳那样给予永恒。爱的转移是分析者对分析家提出的不及物请求的效果(译者注:动作没有对象,只是表示某种状态):“只是给出你的存在!”或者“除了你我什么都不要”。
那么分析家呢,他能给予分析者什么呢?拉康在《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一文中,说明了分析家如何在三个不同层面付出:象征界(S),想象界(I)和实在界(R):
l象征界S---付出话语---分析性的解释/加密/解读密码。
l想象界I---付出人格---一经把自己移交给转移现象,分析家就放弃了自己的独特个性,他们的“我( 主格)”,“我(宾格)”或“我的”。
l实在界R---付出存在---在一种自我隐没的行动中,分析家清空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的个人历史、欲望、痛苦和快乐的主体,以便去解释客体小a的貌似物 (Lacan, 1966, p. 597)。
分析中,爱是无法回报以爱的。如果爱是给予你所没有的,那么分析家就没有什么可以给出。拉康还说“[...]即使连无他都没法给出”。矛盾的是,分析家还必须为这个“无”收费,否则分析者不会认为这是有价值的或把它找出来(Lacan, 1966, p. 610)。作为爱的大他者---分析者的请求指向的地点,分析家之所以被珍视,是因为他们假设拥有分析者欲望的宝贵的客体原因(a)。分析家假设拥有的正是这个无价的客体---阿珈玛(agalma),但这种误解源于无知:客体不是分析家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所能拥有的或能给予的。分析者为一个不存在的客体付费:分析家的行动旨在揭示这个压倒性的现实。下面的环状数式是表达这一点的一个环面:
在研讨班XI中,拉康总结了这个压倒性的现实:我爱你,但同样,我爱你身上的某个东西---客体小a,比爱你更多,对此我也说不清,于是我毁坏你(Lacan, 1973, p. 241)。分析者真正感兴趣的是他或她定位在分析家身上的这个无价的客体小a。
分析家的欲望和行动引领分析者窥见欲望的客体原因。关于欲望的因果关系的这一瞥可以成为分析者生活中的一个分水岭。这就是分析家给与分析者的:一张登上名为欲望的有轨电车的票。这样一张票无疑比世上所有的资本、钻石、金钱和小玩意儿都值钱。这张票有个名字:仍然无法命名但永远无价的客体小a。
译者简介:成都精神分析中心预备分析家,四川省心理学会精神分析专委会会员。接待成人、儿童与青少年。居住地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