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性与女性|导言

作者：Daniele Brun

这个标题涵盖了有关女性本质以及在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不同表现多个思考方向的内容。这些假设部分来源于对治愈癌症的母亲和子女之间涉及的幻想和表象的探索。另一部分则来自分析过程中，通过转移，患者心中关于女性、母亲和孩子的形象得以展开，并在分析情境中被赋予特殊地位。

在此处追求的目标，符合弗洛伊德的模型，即病理学只是正常现象的夸大，是利用一个表面上异常的情境（拥有一个治愈癌症的孩子）与更为常见的分析情境进行对比，以理解母亲与她自己的母亲之间关系和认同动态中的作用过程。这种方法可以展示女性如何在男性和女性身上以不同方式进行，如何在他们各自追求母亲形象的过程中运作。因此，我们看到第一个三角关系的初步轮廓，虽然可能非常原始，但它参与了自我形象的构建，同时涉及了女性和男性的双重极性。因此，强调关于母性和女性的儿童幻想和幻想的源头，并且强调两性中母性和女性动力的发展。这些动力对于女孩发展成女性至关重要，同时也对男孩的精神生活以及成年后对孩子的欲望表达产生影响，而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系统的理论阐述。在它们的多样性中，这些表象反映了儿童性学理论如何在成年人身上保持其有效性。同时，它们也为精神分析学中的关键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无论是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形成，阉割问题，还是关于否认女性的问题。

“一个女人是否会为她的母亲不是男人而感到后悔？”这种幻想在分析过程中的浮现，促使我们在转移的背景下承认精神生活中的双性。这些幻想产生的内容，尽管与当事人的实际性别相矛盾，只有在精神双性（患者和精神分析师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因此，这些幻想有助于在分析中具体展现被压抑的童年欲望。至于涉及无意识中可以联系分析师和患者的近亲性和亵渎性目标的主题，我们发现它们适合于无意识中对母亲的诱惑性动机。

在本书中，经常涉及患者治疗过程中孩子的角色。这些孩子可以是现实中的孩子、未来的孩子、治愈了被认为是致命的疾病的孩子，或者是他们自己曾经是的孩子。许多患者似乎准备把这些孩子的经历分享给精神分析师，尽管他们这样做的方式类似于绕道，甚至是回避了解决他们内心冲突的过程。对于死亡的思考，以失去和分离的焦虑为词，似乎支持这种态度。

在弗洛伊德的最后一篇文章《有终结的分析与无终结的分析》中，他将拒绝接受把女性性同拒绝康复联系起来，将后者归因于死亡冲动的作用。这个观点引发了人们思考，女性性与生命和死亡冲动的双重性并不无关。因此，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女性性和母性不一定会沿着平行的路径发展，也为什么它们有时会相互阻碍。但是，发现女性和母性之间的不协调或不兼容只是探索内部动机的初步阶段。然后，寻找其隐藏的意义将导致同时考虑两种逻辑的存在：一种是同一逻辑，另一种是缺陷逻辑，它们互为补充。因为虽然小女孩或女人被认为渴望拥有与男孩相似的器官，但她们的缺乏女性性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缺陷。因此，在同时考虑到性别之间的解剖差异和幻想活动所产生的奇迹时，这两种逻辑都与弗洛伊德对女性性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复杂认同过程的描述相吻合。弗洛伊德在解释人类幻想解剖学起源时从神话学中借鉴的内容，支持了这些观点，并阐明了女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她的俄狄浦斯情结来源方面。

同样，在关于儿童癌症治愈的评论中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常情况下，对于儿童癌症治愈的消息，父母的不信任超越了冲突本身，揭示出一种潜在的无意识欲望。实际上，对于儿童癌症治愈的宣告，父母往往表现出怀疑，这种怀疑与担心复发或其他不良后果是不同的，因为它是基于否认的过程。这种态度的关键在于忽视自己曾经是一个孩子的呼唤和体验。一个治愈了儿童癌症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一词可以用作泛指成年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受到失去孩子的担忧，并且这种担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被引导着不自觉地重新建立与内在母亲的联系，而她通常没有任何明确的意识记忆。

因此，她面临着以下两种选择：要么在自己内心留下一种试图重建和具有原始俄狄浦斯情结的幻想，其主题是对自己的产前自我进行表象；要么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自己已长大的孩子置于防御机制中，孩子成为这些机制的支持和屏障。保持悲痛的母亲状态将使她无视血肉之子和心灵之子之间的差异。实际上，考虑到这种差异，特别是有助于引导女性接受她的女性身份。

在我们这项研究的结尾，似乎表现出，无论对于母性还是女性，都可以以积极的方式来呈现——不论其中任何一个可能遭受规避或扭曲的情况——但是对女性性应该给予特殊地位。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梦中脐带，总是保留着未知领域，女性性不容易用言语来涵盖。然而，它难道不是女性家族谱记载的特权领域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从女性性的表现中看到每个孩子与母亲之间原始联系的重要痕迹吗？为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追溯弗洛伊德在他的作品中所经历的过程，使他对“拒绝女性性”比对“女性性之谜”更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