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家的行动（中）
在精神分析家的行动（上）的基础上，我们继续讨论，由于本部分内容稍微较多，我们计划分为三个部分（1分析内外的行为的动力机制；2自杀及其干预；3欲望图阐释分析内的分析家的基本话语到行为）来讨论，下面的内容是第一部分：分析内外的行为的动力机制。
一、分析家的基本行为
在我们讨论分析者参与会谈的时候，我们总是强调自由联想、梦的分析和移情。在讨论分析家的这边的时候，对应的乃是悬浮注意、解释与分析家的欲望。然而，这三者紧密地联系着弗洛伊德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中立。为什么分析家需要中立？这关系到另一个根本的伦理问题。弗洛伊德曾提到恶的思想是否是罪的问题，在法律层面，只有行为抵达一定程度的恶才能构成犯罪，然而，我们无法禁止一些小的过错，更无法对思想进行控制（除了在斯大林时代或者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以外，这些时刻，是官员本身的迫害妄想造成的。）。
与此同时，对思想之恶不加判断在于分析家的欲望：即我们仅仅关注分析者发生了什么，尤其无意识的向度如何产生这些思想及其相关的超我的罪恶感，这些冲突构成了焦虑和症状。也许有人会说所有人都会有判断，分析家也不例外，显然如此，但并不因此就怀疑一个分析家本身的伦理位置：一个律师可能对某些客户的行为有看法，但却不得不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如果一个分析者的思想或者过去的行为是罪恶的，并不妨碍分析家那支撑了解无意识真相的欲望——尤其分析家自己接受个人分析，了解一切意义诞生于毫无意义的混沌和冲动的世界之后，这样，任何偏见导致的乃是所谓的反移情，甚至是对分析的阻抗，此时，分析家应该进入控制分析，以免阻碍他的工作。
在这同样的位置上，我们回到一个来访者因为某个问题而进入分析室，他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处理某个问题和缓解某种冲突，分析家说因为无意识的向度，你需要忘记自己的问题，而仅仅让思绪被完全地报告出来，不管对错善恶和价值。因此，分析者并不是透过追问自己的问题，却能找到答案，在控制分析中也是如此，正是受控制的分析家自己离开自己焦虑的问题以及分析者，透过自身的无意识反倒能找到答案。忘记问题可以找到答案，这契合的乃是悬浮注意，还有与此密切关联着的分析家的解释。与我们前一篇牵涉到唤起无意识的分析话语为背景，这二者便构成精神分析家的行动的具体操作。
二、悬浮注意与移情阻抗
悬浮注意，即不注意基本问题反倒能发现答案的方法，因为不是我们找到无意识，而是无意识本身具有起伏的律动，无意识的欲望真相总是处于隐遁与展现之间，分析家的功能在于透过移情造就波浪，击荡海岸线（littoral）。这种悬浮的能事，在于分析家处于废弃的位置上，它并不仅仅是对任何看似有价值的事物的忽视，对那些看似没有价值的事物加以考证，而且也是对不管没有所谓的分析性价值的事物的非节奏性的忽视，分析家的这种废弃性的功能和偶然联系（这里的辩证基础均出于上一篇文章），这是因为无意识的符号化过程，本身紧密联系着移情：当分析者致力于讨好分析家讲解梦和进行自由联想的时候，对无意识的工作就趋向于封闭。
同样，对于来自分析者的阻抗，最差的办法就是分析家愚蠢地迎战，一个稍微有经验的分析家会开始发现比较好的办法是以矛为盾，以守为攻，等待时机，如弗洛伊德所言，我们应在分析者自己快要找到答案的时候帮他一把；但是，一个长期工作的分析家会逐渐发现，真正高明的方法，乃是分析家的风格。分析作为某种主体间的无意识律动的艺术，该艺术围绕对象a。此时，分析家作为对象a的外壳（semblance）持续地让无意识在可以控制的移情范畴内工作，这样，分析者的行为就处在移情的轴线上，而即不是异化，也不是真理的位置。很多初学者可能会惊讶于分析家并不在找寻无意识真理，然而，是无意识告诉我们真理，并且由于它固有的阻抗，分析家才处于这种立场：根据弗洛伊德的比喻，我们是答案的接生婆。而不是生产答案的人，只有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会生产他人的答案，分析家正是接受了阉割而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以及为何不知道的那个人，也是因此，他有很多的问题，这构成精神分析最根本的解释之一。
三、进出分析的行为与分析者激越行为的动力学框架
如果有不务正业的大师们致力于开课出售雕虫小技，那么我们的做法正相反：既然我们把分析家本人的风格（style）摆在最前面，那么，我们就应该从无意识的动力原理出发，把进入会谈前和离开会谈（分析者脱落）的两种情况，作为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借此界定精神分析家的行动及其功能，这是精神分析工作中最最重要的，如拉康所言，我们对分析的根本概念的反思，赌上的乃是我们的余生。
分析者前来分析处于一种急切的状况下，他也许知道为什么，也许根本就不知道，然而，他提出了请求，该请求必须以行为上演（acting out）来看待。
3.1 焦虑抑制症状的基本动力图示
由于主体行为的复杂性，我们不得不摆出拉康第十个研讨班对行动最最基本的动力元素的图示出发（此图在用于精神病结构的主体时需要修订）：
随着困难轴的程度，作为病因核心的焦虑是最核心的困难，而自我的抑制作为功能的，放在最轻的维度，而固着的症状放在中间，因为症状本身会引发焦虑和抑制去避免焦虑，这个位置是恰当的。在运动的轴线上，抑制过度会产生功能的严重丧失，即症状，而症状过度，会引发焦虑，我们也可以反着说，因为症状过度也就是说症状作为妥协的屏蔽焦虑的继发产物的失败，继发产物的失败和焦虑引发抑制续而产生症状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因此，拉康的图示具有可逆转和循环的动力结构性，就如莫比乌斯带一样。
在第一平面上，当抑制达到一定程度，即不能简单意识不想使用的时候而加以撤销，这导致前进后退的十字路口：阻碍，抑制产生了好处，避免了焦虑，但阻碍了自我功能的另一项；而如果阻碍过度，即弊大于利，成为鸡肋，主体就陷入“窘迫”的情境了。因此，从强度来看，阻碍如同症状，居于焦虑和抑制之间，前后不能，而窘迫更接近于焦虑那可恶的情感而非功能的维度。当一个小学生在课堂上，想要看窗外的蝴蝶，他抑制住了，因为老师的目光，但是当要上厕所小便，作为男生，就可能处于被老师阻碍的状态，而如果腹痛难忍，就非常窘迫了。
为了通过横轴去到纵轴，我们必须把“困难”轴就此确定，即困难是来自于自我的欲求的增加和外部的一种势力的角斗。这样在纵轴：运动轴上，拉康安置了不安与惊惶。我们以类似的例子说明，当小朋友想要看窗外的蝴蝶，被老师的目光抑制了，然而，当蝴蝶飞走了，小朋友已经回神听课，老师还是看着他，他就开始不安了，盘算着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此时，要是这老师以愤怒的表情突然提到小朋友的名字：小白！小朋友将立刻惊慌失措。即自我的欲求并没有增加，而是外部的彼者增加了某些东西进来，而由于这种东西首先是未知的，因此产生了强度的增加。
这时候，我们再回到横轴是有益的，小朋友在不安的时候，心理也许会想：肯定是我的不专心（即看窗外）被他识破了，因此，对这个老师要小心一点，以后这门课不仅蝴蝶，窗外都不要看了。这里不安被限制起来，和自己的欲求绑定，形成一个结：所以拉康把症状比喻为一个扭结！
为了继续，我们继续以这个小白为假想例子：小白第二天又上这门课了，他的胆战心惊被规规矩矩不看窗子的症状限制了，但是今天约好了下课要和小红见面，小红也许不知道自己的教室，他有重要的话要跟小红说（一个更为强烈的欲求），于是小白不得不开始关注窗外，开始冒冷汗，看还是不看，角逐很久，看了一眼，虽然他没有看老师，但老师那凶狠狠的目光却以十倍速闪现脑际，小白哇地一哭，奔跑出了教室。（行动宣泄：跳出本来的幻想的场景——自己与老师角逐的场地）
经过宣泄，他立马避免了焦虑，知道这不是大事情，为了继续研读拉康，我们就让他处于惊慌的状态吧，他出了教室，立马舒服了，但是同学奇怪的眼神，老师走了出来，他惊慌失措，怎么跟老师说呢？撒个谎吧！老师，我心慌，早上可能吃错东西生病了，我要去拉肚子。一个行动表演？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关心的姿态随着这句话，突然严肃起来：“李老师说他昨天上课的时候，你也这么说？小白，你这不是撒谎吗？”小白脑袋一空，无所适从，焦虑发作。
在这翻讨论之后，我们把完整图示展现出来，见下图：
3.2 回到行动宣泄
首先我们澄清下行动宣泄（passage à l`acte）,行动表演（actingout 在拉康那里也包含分析室中的行动，被英美学派称为acting in的事物：例如边缘人格的行动化和对分析家的攻击）。下面我们请出弗洛伊德的个案来处理别的元素性的关联：
弗洛伊德的女同个案，跟某名声不好的夫人一起上街，此时是做给父亲看，就是想看看父亲看到会怎么样（行动表演），结果父亲抛过来厌恶的眼神，女同立马处于窘迫之态，而父亲接着拂袖而去，事态立马升级，极度窘迫降临，女同旋即跑到有火车的桥上，纵身跳了下去，逃离这个焦虑的场所，行动宣泄。我们再看看杜拉姑娘，杜拉和往常一样跟K先生去了河边，让K夫人和自己的父亲相处，（幻想基础的行动表演），然后K先生此时按耐不住跟杜拉表诉衷情，并且为了证明说了一句：K夫人对我早就什么都不是！杜拉立马甩了他一耳光。为什么呢？老弗跟我们说：正是父亲对K夫人的欲望让杜拉着迷，既然父亲已经性无能，那么他爱K夫人什么呢？而K夫人嫁给了老K，那么老K如果爱我，那么我也许就有父亲爱的那东西，但我搞不清楚，于是继续跟K先生出去（即作为幻想为基础的行动表演），但K先生竟然说K夫人什么都不是！那么，她也不可能从K先生这里得到一个结果，自己意识到这种窘迫，续而给了对方一耳光（行动宣泄）。在杜拉那里，行动表演在于弗洛伊德分析的时候进行了很久，关系破裂很快，而在女同那里相反，女同行动宣泄后，被家人带来找弗洛伊德看看这个孩子怎么了。
因此，我们简单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根据Gorog先生的讨论班，我们为了理解，把横轴定位：担忧；纵轴定义为：请求；即困难在于主体有对自身欲望的担忧，而这是由于来自大他者的请求。这两轴因此具有莫比乌斯带的结构。为了澄清这个关系，根据上面的例子，似乎一切和焦虑的降低与增加有关，因此，主体的尝试就是去降低焦虑，那么焦虑是否是一个极限，即通过行动宣泄或者行动上演无法抵达的理论性的位点呢？我们认为不是如此，试想，一个人被羞辱至极，此时已决定要和对方一决生死（行动宣泄），结果对方是个彪悍的怪兽，此时行动宣泄，除非死掉，否则无法减少焦虑，又或者，行动宣泄后，如激情杀人，事后惶惶不可终日，无法成眠，比如担心对方报复等等。因此，九个概念在横轴和纵轴都是可以循环的。在精神病急性发作或者躁狂状态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行动宣泄，行动上演和焦虑高频率地存在，而在神经症那里则是症状，行动上演和不安等等较为温和的状态；一般宁静的生活可能就处于抑制、阻碍到不安这些范畴内浮动。
3.3 精神病的行动宣泄
我们前面提到精神病的相关问题需要透过一种不同于上面图示的方式开展。实际上，行动宣泄是一种激越的行动之路，它一直是精神病学和犯罪学的一大难题，也是两个学科的分野，激越行动包括自杀，他杀，各种过激行动，很多人也许认为自己控制力好，不会产生这样的行动，而恰恰产生这些行动的人在发生过激行动前都肯定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后果大家都没想要承担，更别提能否承担得起。很多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家对此有诸多研究，有很多的讨论。在警察局下属精神病急诊工作过的拉康从未忽视过这样的事件，他把它安置到情感的维度。
我们以最近上映的传记改编的电影《至爱梵高》中的梵高的情况为例子。文森特 .梵高从小无法获得母亲的宠爱，因为母亲在生下他之前有过一个男孩，但是夭折了，这第一个孩子文森特.梵高是母亲的最爱，而生下画家梵高后，她也希望新的孩子能弥补这个已死去的孩子，因此把第二个孩子梵高也取名文森特，然而，死去的孩子在母亲的罪恶感下构成母亲对该孩子的理想化，梵高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和一个死去的人竞争，因此，他的努力总是失败，母亲总是去第一个孩子的墓地上坟，而忽视梵高所做的事情。这种身份，使得梵高构成精神病性抑郁（melancholie）之核，即梵高认同了这个母亲丧失的孩子（作为对象a），主体性因此被缩减。梵高的弟弟（母亲的第三个孩子）也对此看在眼里，长大后，梵高事业的节节失败，却最终走向绘画的领域，弟弟于是尽全力帮助他。
这个基础上，他在弟弟金钱支撑的基础上在法国绘画，最终安顿在南方的小镇，然而，在那里，他首先和另一个同时代的著名画家好友高更闹翻，非常伤痛；此后，他和一些富家子弟以及妓女混在一起，爱上了其中的一个妓女，由于他很穷，有一天他问妓女要他的什么时候，后者随口说要他的一只耳朵，梵高切下了自己的耳朵送给对方，这一举动把这个妓女吓得半死，跟他断绝了往来；
另一方面，他在这个举动下，引发了镇上人的关注和歧视，当地的邻居、混混以及小孩子都对他越发攻击，这最终导致他第一次精神病的发作。由于他对绘画投注的热情，在恢复健康后，又出来继续绘画事业，然而，由于弟弟因为结婚生子，家境越发困窘，在一次过节的时候，弟弟带着家人前来看他，然而他明显感受到弟媳妇的恶意，此后，因为买画布等费用问题，又与弟弟发生争执，在这个状况下，偶然地与他的精神病医生发生了争执，后者也热爱绘画却一直是很普通的爱好者，由于他说该医生是没有追随自己的天性，该医生感觉被他侮辱，由于这个医生同时知道他弟弟的困境以及弟弟还隐瞒有严重的病情，他把这个事情回敬给梵高，说这就是你认为的你的艺术献身，背后其实带有其他人的牺牲。第二天，梵高于是搞到一把枪，自杀了。
在这里，梵高的举动必须从这种被极度减缩的主体性出发，才能区别于神经症（如杜拉或者女同个案）的同等行为。在这里，由于最初母亲的这种对夭折孩子的过度投资，梵高处于无法透过母亲欲望建构主体的层面，同时，这也是阻碍梵高职业生涯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最终透过弟弟支撑的绘画事业，在当时也没有获得即刻的报酬的情况下，与妓女的关系，直接透过对方的话语“要他的耳朵”直接牵涉到的是实在的维度：透过真的切下耳朵来作为爱的表示，而不是神经症的隐喻或者诗歌的方式（比如那个妓女也许仅仅知道他没有钱，而调侃他或者仅仅觉得他耳朵长得很好看或者很有趣等等随口而出的）；在最终付诸行动的时候，梵高终于丧失所有的主体可能，直接认同了死去的对象，跨出了最后一步，结束了生命：他不能拖累自己的弟弟，然而，这里的前提是，他那卓越的努力正是试图去弥补和填补根本就无法超越的母亲严重的夭折的哥哥。正是这种张力，构成了这出命运的悲剧。
行动上演和付诸行动（行动宣泄）本身并没有精神病和神经症的差异，恰恰背后的主体性的结构构成了这里的核心。对此的讨论，请见我们关于精神自动性的研究。
在本文中，我们看似废了如此多的口舌来讨论分析者的行动以及背后的动力学，实际上，为的是接下来，我们对分析者自杀的干预及其伦理，以及分析中分析者行为的成因——欲望的灾变做好充分的理论性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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