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底，因为Nathalie Charraud夫人之邀，我曾参加ECF的图书馆研讨会，期间了解到Gault先生等在青岛的工作，并且阅读了下面的这两个个案。最近因为卡特尔工作中提到青岛的朋友，突然想起，于是找出来翻译给大家。
一、个案ML:两种言说方式
作者Jean-Louis Gault
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事业学院分析家、他日语很好，很早就开始前赴日本交流，促进了日本拉康派精神分析的发展。
本文发表于：弗洛伊德事业学院与世界精神分析协会期刊《Lacan Quotidien 》73期，2011年10月29日，
本内容记录于秋季中某一周的研讨会课程上，是由南特弗洛伊德事业学院（ACF）的临床部门第四次在青岛举办的临床演示。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都会进行病例演示。面谈以法语进行，并由一名翻译人员协助完成，他们确保用中文开展同声翻译。今年，曾毕业于青岛大学并在布雷斯特学习过的毕业生也在场。下午将举办关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研究的研讨会。我们选择介绍和评论的是鼠人案例。作为交换，每年有四到五名中国精神科医生被邀请到法国南特去学习一周，参加我们的实践、临床和理论教学，并参加临床部门的一次会议。
中国山东省青岛精神病医院（安宁医院），2011年10月24日星期一，医院精神科医生张绍利（音译）医生介绍了她的一位患者名字缩写为M.L.先生的观察，我们见面了，他是一个有50多岁的男人，在过去的九年里，他一直在为他所谓的“抑郁症”提供咨询服务。
这是他的第六次住院治疗。在他之前的五次住院期间，他都停留了几个星期，在他的药物作用下-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让他变得好起来，但是一旦回到家中，“抑郁症”就逐渐重新占领他。在每次住院治疗时，有必要改变他的药物以改善他的状态。这一次，他已经服用了四个月了，尽管有一种新的处方，他仍然处于“郁闷”状态下。在访谈过程中，针对我们关于住院治疗动机的初步问题，患者解释说他患有“抑郁症”，并期望他的药物可以治愈他。然后我们迅速决定放弃这种去质问疾病的方式，以便严格来说将我们的兴趣引向他的生活。
他是三个男孩中的最后一个。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几年，他说在此期间他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因为他的父亲曾是红军的高级军官。
在六十年代初期，他的父亲决定放弃军事生涯，以回应他自己母亲的愿望，这位母亲为了这个长期解放战争的审判而导致经常痛哭流涕。她不再希望他冒险再接触到另一场冲突。他离开了陆军并成功地转业到工厂工作，但他的资产阶级身份在1966年被盖上，他属于土地绅士，他受到红卫兵的复仇，被驱逐到这个乡村，抢走了他的财产，遭到殴打并受到自我批评的羞辱。虽然仍然是小学生，但我们的病人会将父亲的错误归咎于自己。每次他必须在学校填写行政表格并表明他父亲的社会出身时，他都感到羞愧。当他写“富农”这个词时，“富有的农民和土地所有者”，他感受到了一种在责备他的凝视的重量。他开始把自己与那些戏弄他害怕的同学隔离开来，这绝对源自于父亲不是一个贫穷的农民。
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发生了一次事故，一次是向他的医生报告的，但我们从中没有成功地提取真正的主体性的源泉来。
这是个夏天，他在海滩上，在一群孩子中，收集着各种贝类。突然间，暴风雨爆发，雷声翻滚，受惊的孩子们分散了。然后，他让两个孩子躺在沙滩上，然后逃离海滩，与母亲一起在家中避难。她告诉他，这两个孩子已经死了，被闪电击中。这部戏剧性的记忆是追求他好几年，直到高中结束之前他才会成功忘记它。从他小时候就开始害怕狗，他至今仍然如此。他害怕被咬，特别是被乡村遇到的狗咬伤，他把这种恐惧归咎于当他得知父亲被羞辱和殴打时所感受到的恐惧;但在访谈中没有解释这种恐惧症。
另一个报告的场景，是导致他住院治疗的当前事件的开始可以追溯到九年前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当时他是他所工作的小组的一个分支动员委员。他以诚挚的态度和成功的事业而闻名。事故发生当天，他与工人举行会议，鼓励他们提高工作效率。按照惯例，为了汇集人员并培训他们以获得更好的结果，人们为公司的荣耀而祝酒，伴随着喝掉相同数量的啤酒。当他离开会议以便回家并骑上摩托车时，他已经喝了很多。他没有开得太远。他突然失去了对他摩托车的驾驶，并跌到了一堆石头上。他失去了意识，下巴被弄破，面部受伤。当他在医院醒来并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全部情况时，他严厉地责备自己并害怕受到惩罚。
但是恰恰相反。他的上司打电话给他，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在没有任何责备的情况下关照他。他从伤病中恢复了过来，但没有克服他的罪恶感。他既不能睡觉也不能回去工作。他终于被转移到了精神病科室，导致他今天与我们的相遇。
在某些时候，病人告诉我们他的事故仍然存在的后果，解释说他的脸部有手术，然后将手从脸上移过来向我们展示。事实上，没有疤痕是可见的，愈合似乎是完美的。但他继续并准确地说出了他想说的话：“我为这次事故感到羞耻，我已经失去了脸面”。我们祝贺他找到了这个表达，这个表达正是他所遭受的，因为他的事故“他失去了脸面”。
我们补充说，我们不认为他患有“抑郁症”。他高兴地欢迎这一消息，但他补充道，他想知道他是否应该继续服用他的药物。我们并不反对这一点。我们鼓励他和他的医生谈论这种失去面子的感觉。
在讨论期间，有必要证明使我们对他说他不是“患有抑郁症”的原因。对此我们回答说，患者确实提出了一个状态的所有迹象，我们可以认为是抑郁症，但问题更多的是关于了解导致他的状态的应该是什么。它是否可能患有生理疾病，例如结核病，可能通过药物治愈，还是可归因于其他原因？然后，我们回到拉康的教导：“一个人因为放弃了一个人的欲望而感到沮丧。当人们再次找到欲望的方式时，一个人就会从抑郁症中走出来。”
我们试图通过参考每一个人的经验来回到这个严格的表述，根据我们在公共或私人生活中的承诺，我们去考虑我们必须去做的事情。主体的责任的这一维度并没有逃过研讨会的参与者们。为了说明访谈的这个维度，我们利用了中文的参考，并强调了两种言说方式。
在黑板上，我们画出了中国式的道路，即“道”，它的名字源于一种特别引起拉康注意的传统。因此，我们说，有两种接近病人的方法。见下图：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生理疾病。从患者的回答来看，它希望收集一系列倾向于客观性的事实，并从中根据身体的原因了解病情。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我们所提出的疾病、称为道德疾病，其中主体涉及到他的责任。这导致了一种疾病的概念，即一个人因为所做的事情或者从未做过的事情而遭受的痛苦。我们强调，患者已经对这个道德记录作了证词，在那里发生了他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戴在脸上的后遗症很大程度上是这次事故造成的后果，但这并没有刻在身体上。他们属于道德维度，这让他说他因为这次事故而“丢脸”，他为此感到负责，这就是他如此苛刻地责备自己的原因。
我们的结论是，两种言语方式中的一种和另一种之间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与患者面谈时可能获得的内容。如果一个人遵循自然疾病的方式，就必须在客观数据的研究中保持某种类型的话语，其中患者的反应必然会找到登记，但患者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所谓的道德疾病的方式导致患者的暗示。因此，要让患者代表他自己去言说，不是为诊断调查提供有用的信息，而是为自己判断他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
下面的案例翻译自Lacan Quotidien 91期，2011年11月16日
二、Me phunai：一例强迫症状的精神病结构的个案
【这个标题的三个音节估计应该是下面提到的闽南口语的音标】
Jean-Louis Gault
我们将继续介绍我们在中国的临床经验，其中一位病人于10月28日星期五由他的主管医生李静医生引入。这名28岁的患者来自中国南方的福建省，距离青岛数千公里。他于8月中旬住进了这家医院。在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患有焦虑和必须在睡觉前进行验证的强迫症状。 1999年，他离开了自己所在的村庄，前往邻近城镇的一所高中，在那里他是一个寄宿生。这就是验证最初开始的时候;他很焦虑，不能再睡着了。而当他进入大学时，焦虑和不眠之夜变得让一切更加地糟糕。在睡觉之前，他必须消除任何可能的噪音源。他需要确信他已关掉手机，并且取出电池。他要所有的门都被锁上了，桌子的边缘上没有留下任何书，以至于有可能在夜间掉下来等等。由于他的症状，他在第三年中断了他的学业。他的医生开了抗抑郁药; 他的状态有所改善了。他去找工作。他找过许多的工作，但他都在一两个星期后放弃了，因为每次他都被他的焦虑所侵犯。
他的家人将他送到寺庙进行祷告，但这也没有效果。有一天，在看电视节目时，他听说青岛医院的一位教授因其在心理问题的治疗方面的成功而闻名。他离开了他的省份来到遥远的这所医院接受治疗。他是四个孩子中的最后一个。
他的父母住在这个乡下的地方，以便逃避在城市中只能有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条例。在这个国家，第二个孩子尚且是可以容忍的，但他们却有四个孩子，而他是最后一个。他认为他本来不应该出生的。
在访谈中，患者解释说，当他进入高中时，他的困难就开始了。而那时候他是一个寄宿生，宿舍里有八个人，他被其他的寄宿生所造成的噪音所困扰。他们一起说话，这是阻止他睡觉的原因。由于他再也无法容忍了，他离开了寄宿的校，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母亲租了一套可以让回来住的公寓。然而，这也不适合他，因为有一个邻近的工厂的工人在吵闹，这使他无法在白天休息，而当时他是想要午睡的。
最终，对噪音的简单理解本身就成为了焦虑的源泉。因此，他必须在睡觉前进行多次的验证，以便尽可能预先消除夜间噪音的任何可能的原因。这是一种意外发生的噪音，出乎意料并突然唤醒他，而这会令他异常地痛苦。
在大学期间，他从事机器人的工程学，但在去年就退学了。童年早期的阶段有他生命初期的重要标志点。他三个月大了，并被委托他的外祖母来照顾。然而他中暑，发高烧，住院，处于生与死的边界。他康复了但后面几年的健康状况都不佳。当他三岁时，他的体重才只有9磅（8.16斤）。即使在今天，他仍然很瘦。他用一种机械的，颤抖的声音在慢慢说话，一个接一个地说出这些事件和人物。有时候他会停下来，寻找一个他并不总能找到的正确字词然后再开始讲话。他的母语是福州地区的一种闽南方言，接近台湾方言。他说的是普通话，但是我们的口译者注意到从他的母语借来的某些表达或转变的短语，因为她没有立即听懂他的含义。在小学时，他的同学因为他病态的外表取笑他。在他的母语中，他告诉我们一些令人讨厌的绰号，其中翻译成普通话的东西就像手指伶仃，瘦骨伶仃，即“瘦骨袋”。
他出生的登记本身就是语言和书写的一种混合物。因为根据中国传统，给定的名字是由父母精心制作出来，它在其意义和书面形式上翻译了他们对未来的愿望。我们病人的父母选择称他为剑鸣，剑鸣，也就是说“像剑一样尖锐的鸟儿的叫声”。名字注册办公室的员工，无疑不愿意去屈服于这些无益的农民的幻想，假装忽视这些复杂的性格，所以立即将孩子的名字命名为jian sheng，建生，建立一种生活“，这名字一直保留至今。由于他很年轻，他很容易与他的小的同桌坠入爱河，但是这种感觉很平静，这种感觉并没有被分享出来，他也因此受到了影响，秘密地爱着这个女生。
有次，他变得大胆了。在大学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由学生经营的剧团。、她让他准备一出戏。他写了一部关于大学生活的喜剧，并在同学中招募演员。渐渐地，当开始表演的时候时候，他已经爱上了她。他喜欢她，因为她似乎来自一个好家庭，受过良好教育而且优雅。他写信给她并打电话给她，但她拒绝了跟他有进一步的进展，当他坚持的时候，被她威胁要将他开除出剧团。
他受此影响很大，导致他选择在沉默中孤立自己。这就是他现在所处的状态。他希望他的医生用准确的话语来与他交谈。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不自信，这就是他要求我们准确清晰地跟他说话的原因。
他在杂志上看到过这句话。一位日本心理学家解释说，如果患者无法治愈，因为一个人使用了具有不确定意义的词语，他建议开发一个明确的词汇来帮助他们。我们的患者认为这是他需要的，这是他对治疗师的期望。他即将离开医院并返回老家的省份，但事先他想在寺庙里度过一段时间，以便充充电。
在讨论中我们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对病人的爱情生活如此感兴趣。我们的回答是：爱情在主体与言语关系中最为亲密的表达方式。
我们的询问是针对这一精妙点出发的。病人为此作了证词，引起了他宣告出自己感情的困难。另一个问题涉及到他三个月大的时候几乎把他的生命带走的疾病，以及当他年纪太小而无法记住这一事件时，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是如何的呢？我们强调他是知道的，因为有人告诉他了。在这点成为他的事件之前，这对他的母亲来说是一个重要事件，所以她告诉了他这个故事。她告诉他说他几乎死掉了，因为他的祖母没有很好地照顾他。当时她认为她会失去她的孩子，因此，她的孩子成为了她最珍贵的对象，现在她给予他所有可能的照顾。她要留在这个受过度保护的孩子身边，避免来自外界的危险。我们还对他自己的验证性症状的状态提出了质疑，该症状与强迫症登记有关。为了突出患者症状之间的分离，以及对当天下午我们研究对象鼠人的严重强迫症，我们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对比，我们如下地写在黑板上：
我们指出，这种鉴别诊段的主要观点是将第一种主要形成症状的现象，以及外部和内部之间的简单区分。我们的患者最初面临的一种现象发生在他的外面，wai，外，首先是声音的噪音，然后才会涉及任何可能以感知方式侵入的噪音。验证是排在第二位，以防止噪音的发生。弗洛伊德的鼠人处理了一个位于他内心的现象，即他的内心，即他的欲望，因为看着裸女的身体燃烧的好奇心而活跃起来。痴迷是一种抵御压抑欲望的方式。在我们的患者中，症状的来源在外面，而在鼠人则是在内侧。
当一个人被外面的噪音侵入时，另一个人就是他自己的欲望的牺牲品。我们补充说，这种局部差异对治疗的进行有直接影响。在鼠人的情况下，分析治疗和症状的解释打开了获取迄今为止对于主体隐藏的愿望的途径。我们的患者可以直接接触到没有面纱可以掩盖的噪音现象。治疗的目的在这里与鼠人的目标是相反，因为这是患者详细阐述针对这些寄生声音的防御机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没有得到弗洛伊德教学为我们提供的解读症状的稳定支持。
因此，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开启了，患者的独特解决方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总之，我们希望将控制患者生活的戏剧性编织恢复为可能
传递其真理核心的幻想。他的父母选择将他命名为jian ming，鸣是鸟儿哭泣的角色。我们最近听到的一句中国谚语被我们想到。这是一只鸟的故事，独自在森林中，可以听到其他鸟儿在唱歌。人们不知道这只鸟存在是因为他太害羞而不能唱歌。有一天，一个巨大的危险到来，然后他发出刺耳的叫声，提醒所有其他鸟类。直到今天，他还是最著名的鸟类[1]。
我们的病人就是这只鸟，但他还没有发出一声呐喊。他无法承认他真正的名字，并且出生时已经违反了法律。应该从他身上传来的呐喊，表明他在世上的存在，但他还没有听到，因为他被剥夺了他的名字。在他出生后不久侵染他的疾病使他依赖于他的母亲，在那里他只是一只需要保护的病鸟。没有从他的喉咙里出来的呐喊在幻觉的边缘从外面回到了内部。
他本身被命运所切断的这个部分已经被带走，永远带走了。这种建构想要在任何临床进展中去突出这种诗意般的必要努力来作为对一种发明的召唤，借着该发明才能响应任何主体体验中固有的实在的不可能的这个维度。
[1] “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西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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