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碰我的母亲

 

 作者：帕丝卡尔·阿苏 Pascale Hassoun

我想用一个例子来展示，当与“病理性代理”之间的关系直接复制在转移关系中时，精神分析家的工作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关系是在不为分析者和分析家本人所知的情况下上演的。病人悲叹他有一个病理性的父母，但事实上，甚至在治疗这个地点，他都在复制这个父母，以及他与这个父母的关系。他无意识地想以某种方式留住他抱怨的这个父亲或母亲。如果分析家意识到了这一点，揭穿这个“把戏”也毫无收效，如果分析者还没有具备接受的能力的话。无论如何，这么做都不可能是不粗暴的，因为这已经涉及到要放弃与生命源头的一个连接了。而且这样的粗暴会转回到分析家身上，分析家本人就必须自己构建出一个“空掉”的位置。

每一个人通过所有的认同，归属感，离去的内疚，爱恨的矛盾，理想化和抛弃，想要寻求的，正是要构建出一个内在私密空间。

那么既然只有在大彼者的地点才有主体，又如何在大彼者的地点---此处是在母亲的地点---来自我构建呢，一边把她构建为客体，爱的客体，同时把自己也构建为客体呢？

这个客体制作需要通过在大彼者地点的，建设性的一种空来进行的。这个空在已有的，需要重复的满足中可以被忘记。这正是当我说病人在他与分析家的关系中引入了这个病态的父母，而他恰恰说想要与其分离时，我想要描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要谈论的不是转移，而是重复。

因此分析家的位置就得是在大彼者地点上的这个空掉的保证。

我要告知你们一个治疗的片段，那时这个空掉似乎丢失了，我们就一度处在重复之中，如果没有开始做分析，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于是在这期间，这个空掉不是重新找回的，而是找到的。从那一刻开始，私密空间和身体才能够开始得以构建。

       “ 我自我-气馁. ” 我可以这样来定义我和我的病人不断碰壁的状况。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分析到不可分析和不可结束的，对于男人来说是女性的问题，对于女人来说是抑郁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在这个病人身上，就是一个自给自足论的运作。哪怕她对我为她做点什么的所有呼唤，哪怕我所做的为她做点什么的一切尝试，什么抓力都没发生。总是回到同一个点上：她自我抵御掉彼者介入的所有可能，才是更好的。

这种自我抵御，给我们的相遇赋予了算得上是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因为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开始交流，她传递给我了她的心理状态，对此我有了一个想法，她能把当下的事件与个人历史联想起来，她做梦，在分析中她讲她对事物当时的体会。她也能跳跃到回忆和某种精神形式中去。但实际上，她对朝向这一切都维持着一种关闭。

乍一看来，她呈现的主要特点是她的受虐，乐于不幸，对她被抛弃和不公正地虐待情形的宽容。

可是一旦我形成了这个“诊断”后，我就再不能往前走了，我对这个主体的任何解读，都不能让我感到稍稍不那么孤单，也不能给我哪怕一点点线索。

她让我听到的是这样的：比如，在一个梦里，梦中她的前情人对她很施虐，她却找他找得更急切，哀求他，寻求他的爱，却适得其反。

她跟我说，在这种关系中存在极为痛苦的某种东西，她在关系中就是个受害者，寻找着爱的证明，总是走得太远，也只能找到一点点爱；这也惹恼了对方，激起他的施虐。

她跟我说，她越是被抛弃，就越寻找存在，可得到的却适得其反。她还说，她把抛弃的原因加以了变形，原来她是将之归于比如对方的不可能，而现在她归因到自己身上。她说，她认为自身是抛弃的原因，这代表了每个人存在方式的形成，这个指引着她的行动，让她变得盲目。

让她变得盲目，这完全就是我被她所安置的位置。她让我变得盲目，是在这个意义上：她将我置于她问题的中心，在这个赫赫有名的中心，太阳光得以聚焦，形成了一个黑斑点，一个盲目的斑点。我是如此地处于中心，以至于全都知道，可我却一动都不能动，完全地丧失了效能… 这个却正好是关键所在，可怕的关键：让那个我们求助的人变得完全地丧失效能。

因此对她来说，让我变得没有效能，是比得到帮助是更为重要的。那个帮助她的人变得无效，比起有效来是更为重要的。

还有，我是盲目的，而我并不知道。我自认全都看到了，都理解，都承认，都抱持– 上帝才知道我有没有抱持– 除非不得已. 从她有一个严重抑郁的母亲的童年期痛苦开始，我什么都听到了。我说严重，是因为严重不在于她母亲抑郁，而在于母亲费尽心机让这一点不被人发现。母亲受不了孩子的生机，却用沉默来掩饰这个受不了，效果就是孩子感到被否认了。我听到了一切，从童年的痛苦开始，她自身抱持着一个抑郁的母亲，在抱持这个术语的两层意义上，也就是说，牵着她，撑着她，试图帮助她，另外，还在自己身上装着她，毫无意识地装着她。

 随着分析的进展，她意识到母亲的这个抑郁，但认为这是久远的事物，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应该加以重视。这也就是一个意识化，除此无他。她所经历的，妨碍她生活的事情，是她的事情，她的问题。她完全看不到，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可以在她现在的状态中发生某种影响。她完全看不到她极为困难地回忆起的过去，是可以帮助她得以变化的。她不想碰这一块儿。这件事，她对我说得很清楚，甚至她还让我明白，她也不想我去碰它。

我们越是往前走，她越是后退。她所做的“分析”丝毫没改变她自我贬低，没有希望，不去希望的行为，到了让我认为她占据这个位置，是对此有一个享乐，一个次级获益… 这样一想，从我内心让我变得更加僵化，批判，尤其是更有距离，好像我不愿意被这个不幸的享乐捕获其中似的。对此她是同意的，但她想把我卷入其中，不。我抵抗着，不让自己被卷入，在我的想法中形成了我们大家都学过的对享乐的切割的概念。显然，这个想法是很诱人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到了超我那一边，如果我这样做的话，而且也会毫无效果，除了增强超我和罪恶感之外。

特别地，我在思考这个异化的，受虐的享乐对她有什么好处，如此地妨碍着她去过一个女人的生活。我越来越觉得这应该别有所用，不是为了她自己，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享乐模式。我认为这应该别有所用，也就是说为了保存她的母亲，把一个既虚弱又累人的母亲围起来维护。

 渐渐地，想到我如此地接近她，在我站在她这一边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并不怎么在理想的一边，我对解放的理想，对抵达的理想，因此我就不那么在意她所是和我希望她是之间的差距了。我接近了她，陪伴着她最虚弱的步伐，甚至她的退行。

是什么使得我能够改变立场，站到她这一边呢？一种厌倦，她触动我的那种方式，她的躯体化，她对自己的过度严厉？站在她这一边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我可以被她的游戏捕获其中。怎么站在病人一边儿不感到被捕获在其游戏之中，而不产生反转移的防御机制呢？

我在她这一边，但并非就此走进了接近，而我跟其他病人能有这种接近，这个接近，在温尼科特发展出的理念中，想念，首先是想念两个人，这是建立在母亲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借给孩子这个基础上的。在她这里，她不允许我这么做，就像我跟你们说过的那样，运作，是自我运作，自我泄气。

一点一点地，这个以前的耳聋的懂得（耳聋意味着沉默地，也意味着没听到）过渡到了两方面的懂得。我懂得了，她这个小孩，不仅仅是在与一个内在母亲作战，还把我放在了那个母亲的位置上。我懂得这一点，是在她以一种愤怒的口吻对我说：“别碰我的母亲”，就好像我是她的母亲，这是她第一次反抗，她不再听人摆布。

她是一个小女孩，而我是那个母亲，她终于对那个母亲吼了出来：“别碰我的母亲。”我成了那个实在的母亲。

阿苏女士关于中国精神分析发展的著述《躺椅上的龙》

是我的哪个干预让她有了这种反应呢？

她从父母家回来，来跟我说，从她姐姐到那儿开始，她母亲就对她表现出怎样的冷漠来。用另一个女儿来做依靠，她母亲嘲笑她，贬低她。而我的这个病人，什么都没说。因此母亲表现的是她真实的面孔：跟女儿之间的含恨竞争。

在分析中，她立即开始讲别的事情，好像要抹去，删掉她刚讲的东西。同时我自己在衡量，到底是什么都不说地跟随她，还是标注一下呢？我不得不对抗我自身的压抑欲望，我自身不想知道的欲望，跟她的欲望足够地平行，可是，在这个情况中，却是我自己的欲望。如果解除压抑之后出来的是对病人来说很难得东西，我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个困难，似乎压抑一直在起作用，尽管我做了那么多年的分析。但是也需这个压抑的解除碰触到了我自身的私密性。

于是，我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场景，对她说，她母亲表现出的是攻击性，不仅仅是抑郁。这一来，她就愤怒了，对我说：“别碰我的母亲。”

下一次的分析中，她说她哭得很厉害，甚至都是啕大哭了，她并不认为是因为发生的事情，而是她很孤独。

再一次地，我不让她抹去分析中发生的事情，而是提起来，做了一个连接。

直到那一刻，她在我身上作用的，还是让我感受到她本来应该感受到的：面对一个伪装起来的攻击性所感受到的毁灭，在她母亲那里是用抑郁来伪装的，她身上是用受虐来伪装的。

她一度以某种方式“摘下了”母亲的伪装。她想起了并勾画出了母亲的真实面孔，也就是说不光是一个抑郁母亲的面孔，还有一个攻击性母亲的面孔。不仅仅是一个抑郁母亲的面孔，而且，我会说，一个心理上病态的母亲的面孔。即使她知道这一点，她也不愿意我看见。她摘下了母亲的伪装，同时拿走了她一度投射在我身上的她母亲的伪装。

在“别碰我母亲”的那次分析之后，接下来的分析中，她尝试着讲述，说存在着一种她没法摆脱的全能，尽管她觉得她母亲对她已经无能为力了。她也说，是对超越母亲的害怕让她这么说，似乎那样她就会丧失母亲，她会把她变成一个离她更远的人，她们的关系会变成成人与成人的关系。

“别碰我母亲”的禁令使得看见变得可能。禁令让我和她不在受那种关系的影响变得可能。从这一时刻起，她可以听到，我也可以。

当然，并非是一次分析就解决了所有问题。摆脱捕获也不是一次就成功的，特别是这个算得上是恶毒的内在母亲还非常有样子。另外，所有其他有样子的女人对她来说都是危险的，于是她内化的这第一个样子，即使是自我摧毁的，对她来说危险性都还是要低一些；她赋予了这个样子以最早的状态，不顾一切地在这个样子上牢牢地挂上了某种东西。这样一来，当另一个女人出现时，她就觉得自己没有样子，就想消失。这另一个女人，可以是一个女同事，她会觉得她很恶毒，也可以是我。因此，她不能允许我过于存在，即使同时她还需要我。

她对我的需要，一方面是基于原初完全爱的模式：对于她所做事情的所有提问，都被她视为一种挑剔的评判，一种非爱。我只能在一种无条件的爱的形式中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很难进行。

 另一方面，她对我的需要也用这样的方式：她在一种情形下自我构建为我的成瘾客体。她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她是我的成瘾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成瘾客体，她没有任何思想。正好是一个小插曲让我找准了问题的点：一次分析结束，她管我要一棵烟。我拒绝了她。并非出于分析原则，而是如果我给了她，那我就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下一次分析，她跟我解释，说她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拒绝她，她觉得我的拒绝就是一种谴责。然而她特别地告诉我，她遇见了前情人，告诉她他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他妻子。信息是，在她和他之间，一切都真地结束了，因为位置已经有人占了。我的病人说，她宁愿不接受这一切都结束了，她准备好了，在他合适的时候，去见他。于是我让她注意到，他把她当一棵烟来用，点燃，抽了，扔掉：“事实上，您愿意，您接受他拿您就像拿一棵烟。”

把自己变成母亲的成瘾客体，她既支持了母亲，同时她通过自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来卡住她母亲，这样就不会被她的贬低所伤害了。

她通过这个自我授予的样子来自我保护。这就是我在开始写的：自我泄气。我在阅读Sylvie Le Poulichet的新书《没样子的精神分析》时，看到了制造自我授权的样子这一概念，为了栓牢某种东西，来平衡一个父母亲欲望中的吸力，这个父母亲看不见孩子的特别之处，让孩子不能成形。

           我想要向你们展示，在这个治疗片段里，就在重复的同时，一个呼唤也得以产生，让我空掉的可能性从而凸显，让我从我的位置空掉，也从母性大彼者那里空掉。而这并没有摧毁我投向她的目光，这个目光构建出了两者之间的空间。这个目光甚至从此得以加强。从这一刻开始，转移的连接和空间真正地变成了一个反作用力，一个支撑点，来对抗从贬低享乐产生的力量。

事实上，正是她呼唤着我，她敢于打造一个位置，来让自己变得不同，授权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

巴黎-成都 2003年12月

————————————————————————

译者  骆桂莲：独立执业精神分析家，四川大学应用心理学硕士，现于巴黎第七大学研习精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