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会谈，由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系前任系主任、雅克阿兰·米勒的弟弟：热拉尔·米勒导演（官网为：https://www.gerardmiller.fr/），制作后在2009年首次播放于法国三台，旨在透过不同精神分析经历的个体讲述他们为什么要进入分析中去，以及这些分析者和一些分析家会讲述初次会谈的经验。

翻译后的视频已可在B站观看，下文是译者提供的文字稿，我们分为四个部分，逐一发布在此方便大家阅读用。

初次会谈

导演：热拉尔·米勒

制作：热拉尔·朋 热拉尔·拉克鲁瓦

翻译&后期：陈全 校对：何许人 

下文由译者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

热拉尔·米勒：不不，这部电影不会说到莫里哀、拉辛、费多， 

它要说你们，我们，说我们个人的故事 ，

我们经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不自知，

弗洛伊德和拉康有一个论点，

你们可能不赞同：我们的生活是一出戏剧，你所看和听到的都不是真的。

我们在舞台上生活，成长 ，学会爱、 工作、欢笑以及痛苦 ，就好像舞台有很隐秘的幕后一样。

为了像我现在这样成为精神分析家，必须要再回到幕后，经常要很久，

至于我，我在分析中停留了超过八年。

我那时二十多岁  游荡着，没有什么选择，

今天我拍这部电影，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某一天，我们做了个严肃的决定，来要看看自己的幕后。

下面不同人物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

巴提斯·勒贡特，导演

勒贡特：

我常常因为陷在困境中，而想要跨出第一步，我坚持用这一说法

因为对我而言，拜访精神分析家，也是走到镜子的另一面

说不出来是什么镜子，总之要跨出这一步，

我不知道每次是什么拉扯了我  （让我没有跨出这一步）

也许是某种自负让我觉得，可以独自走出困境

以为自己遇的扰人的烦恼。

在不需要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独自走出来，

我从未把自己看作一个谜，我把人性本性看成一个谜，值得用来研究，当然是这样的。

所以最终，

我倾向于研究别人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

我没看出有任何的动机，

除非是有障碍或者被困住了等等情况。

卡尔·拉格斐，设计师，摄影师（人称：老佛爷）

拉格斐：

我没看出为什么正常人要去做分析，

我没看出，比如说，  为什么您要做分析，

确实如此，当我们自己没做过个人分析时，我们会觉得其他人也不必做

此外，对于第一次见精神分析家的人而言，精神分析是显而易见的事吗？

探究幕后命运这件事，是一个自发的探险呢？

回答是不。

这部纪录片里，我访问了至少十六位分析者。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跨进初次会谈前，

借用弗洛伊德的表述  在“另一个场景”中冒险前行。

他们中的大多数  都有所迟疑，甚至有些担心。

查尔斯·贝尔林，喜剧演员

查尔斯·贝尔林：

我感觉站在面前的这个人。

他将会以超自然的方式  从头到脚审视我。

我花了很多年才决定去看分析家。

皮埃尔·德·玛乌蒙，高中主任

玛乌蒙：

我原来不想去的，那不适合我

我当时认为精神分析  是给伍迪·艾伦或者雅克·梅林的

我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

那里没有我的位置

杨·卢西纳，市场营销

卢西纳：

我原来认为精神分析很荒谬 

精神分析绝不是安迪列斯文化的一部分  （法国海外领地）

那里很少有孩子被带去见心理学家

这在法国本土是可能的

例如因为成绩不好

伊莎贝尔·蒙图尔西，国库督察员

蒙图尔西：

我害怕被异化。

我害怕依赖于分析和分析家 

我害怕意识到自己病了

也就是承认我有问题。

阿涅丝·贝克尔，产品负责人

贝克尔：

我首先怀疑这会

颠覆我认知事物的方式

因为当我们由于自身经历  形成一种人格时

通常我们会很难摆脱这种人格。

这是很难分开的

我们也能从这种人格中得到快乐，

所以我知道  做分析无疑对自己有益，

但另一方面  也使我失去了某些东西。

某些我喜欢的东西。

卡拉·布鲁尼，歌手（他更为中国人熟知的身份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妻子）

布鲁尼：

我感到无法理解

这一类行为

我不懂精神分析

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做分析的需要

简单来说，我在生活是个行动派，我很年轻，完全和精神分析不搭边

直到28岁我遭遇了一次冲击，我的父亲去世了

然后我就全身心地进入精神分析中了。

米勒：

远不止有卡拉·布鲁尼是这样的情况

想要开始一段分析

仅有智识上的好奇是不够的

为了拿起电话，和精神分析家约时间

 需要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才行

例如某天早上起来

突然心想

这生活是什么玩意啊

我的生活是怎么回事啊?

我都认不出自己了

这样的生活似乎没有满足我的任何渴望

任何憧憬。

马克·若利韦，幽默画家

若利韦：

我心想，我今年四十岁，

我受够了，我要还债，没有孩子，

没有哪点正常的。

吉尔·阿斯皮纳，特殊教育者

阿斯皮纳：

让我走进分析的是“重复”。

也就是重复地失败

是因为自己不能投身于事业和生活

出于我不知道的原因  我被困住了。

帕斯卡尔·波希热丽，学校教师

波希热丽：

一天，去做分析变得很显然，

我必须去见见某个人，

才能让自己不再蒙着眼睛前行

玛丽·达丽厄塞克，作家

达丽厄塞克：

我当时的状况很愚蠢，

总之，那时对我唯一重要的就是写作 

我却写不出来了，

有些事情妨碍我写作，经常这样

那时我非常神经质，实际上，没有什么妨碍我写作

但我不知道，这个状况也让我“很快乐” 

呃...并不是这样，实际要复杂得多，这些矛盾使我......

好吧，生活对我而言太困难了，我活不下去了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脱身之计

不，不是脱身之计

而是回到生活中，是努力去生活

因为生活中也有惰性，事实上，这种惰性是一种抑郁。

米勒：

有时，初次会谈之前

也会有某个事件

某个具体的事件使我们陷入另一维度

在那，我们平常讲述的故事

不再如往常一样

意外，分手，哀事

这些使我们始料未及的不幸

毫无防备地使我们一下子无所适从

热拉尔·路易辛，喜剧演员

路易辛：

我呢，那时结了婚，有两个很小的孩子

然后我太太离开了我，

但不是为了其他男人离开，

她离开是因为想换一种活法。

所以就这样了，我别无他法，只能去找某人 。

我必须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

任何时候，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克里斯汀·欧尔班，作家

欧尔班：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结婚

几个月后别人告诉我，我的丈夫得了癌症。

最多只能活一到两年，

这显然是个很大的打击。

疾病最糟糕的是它颠倒了我们的角色 ，

以前强悍的是我的丈夫，后来他变得很虚弱

以前很弱的人是我，现在为了两个人  不得不变得很强悍，假装生活很美好、

因为我和吉恩·伯纳德医生决定，

不要告诉他真相，承担它实在太沉重了

所以我需要治疗。

米勒：

在疯狂的消费社会中

有很多人考虑开始精神分析 

因为他们面临了

精神分析家通常所说的“症状”

某些东西

不只使他烦躁、焦虑、疑惑

而是持续着

就像有一个神秘的欲望在作用

它来自别处

拉康用大写字母写的大他者的欲望

来强调它的奇特之处。

莱茜儿·芭洛斯，公共关系负责人

芭洛斯:

我想我已经不舒服很久了

当我从未清楚地意识到,

我是一个活跃的人，喜欢做事情，喜欢走动

事实上，我做事的渴望减弱了

直到某天  我醒来，毫不夸张地说 ，

我早上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我不再记得我为什么要醒来

是什么理由让我起床，是什么理由让我睡觉

我怀疑我情况不是很好，但是我没有怀疑到那个程度上。

采访人物出场完毕后，下面的内容中可能会出现之前的不同人物采访的片段剪辑，届时我们会给出他们的图片，以做区分（如下面这个例子）：

我走在街上时，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失去了知觉

周围一切生命都很陌生 ，任何一点小事都让我害怕

所有人我都非常害怕，有一种动弹不得的感觉

某个东西抓住了我，让我僵在那里

使我变得孤单，无法前进。

米勒：

但要怎样才能找到一个精神分析家？

怎么知道他好不好，

怎么知道他将倾听您的请求

怎么知道他能帮助您澄清您的无意识

几年前，我隶属的弗洛伊德事业学院

它有了一个想法，在巴黎的夏布尔路

建立一个精神分析咨询中心（CPCT）。

夏布尔路CPCT

这个中心是完全免费的，精神分析家每周都会来

无偿地接待病人，任何来做初次会谈的人

就这样能做数个月分析

有成人，有十二岁以上的青少年 

或者儿童，有时还有幼儿，由父母陪同前来

奥斯卡所画：上面写着“救命”

上面文字：“学校”

上面文字：美元 10欧元 2 欧元 1欧元 5欧 250欧 10欧

             5美-欧元

            “下.....周见！”

来夏布尔路的中心，能使我放松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那里有其他病人 

有其他的分析者

他们既不是伍迪·艾伦，也不是雅克·梅林

让我安心的是那只有普通人

其他的分析者都是普通人，痛苦的人，

我最感动的是还有儿童，儿童和青少年

这些分析者，不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分析家

也不是为了赶时髦，来做分析的人  不是为了赶时髦

在夏布洛路，我们不选择分析家，分析家也不选择分析者

而是某种随心的安排，您需要定一个约会，到一个分析家小组去

那里有一群病人，就像在车站大厅一样

您恰好登上刚开来的列车，

米勒：

但至少，大部分时间

想登上初次会谈的列车

人们都是去找独立开业的精神分析家

一些人在楼下的铭牌上找到一个分析家名字

就不再到处找了，

其他人翻开黄页

随便地选择其中的人

但通常我们是向朋友、医生要一个地址 

之后我们就去打电话。

弗朗索瓦兹·勒吉勒，精神分析家、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教授

勒吉勒：

当病人打电话来定一个约会，那可能会是他的初次会谈

我不认为电话属于这初次会谈的一部分

我认为初次会谈，开始于我们在候诊室中握手

以及带他进办公室

但是电话中能发生很多事情。

盖伊·托巴斯，精神分析家

托巴斯：总是我亲自接电话，来定下初次会谈

我总是先等联系我的人，先开口说出，做分析的原初请求。

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父母。

克里斯蒂安·阿尔贝蒂，精神分析家，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教授、世界精神分析协会现任主席

阿尔贝蒂：

如今呈现的请求，

是带着一些共同问题的，

我对此很吃惊

也就是说病人在电话中

一上来就会问

这会花费多少时间

要花多少钱

所以我花时间向他解释

不一定会解释时间金钱

而是让他由心底说出  是什么让他来

最终在这时

说出的带他来做分析的事情

经常在事后显现出重要性。

路易·索拉诺，精神分析家、精神病医生

索拉诺接着上面的话头说：

在那时我可以做出接受或拒绝，

但必须我当场决定

看看我是否能立即接待病人

当晚，明天，还是一个月后

因为总是会有第一人

弗洛伊德的工作室一直吸引着人的注意

即便从那时起  已有数千个精神分析室开遍世界

将成为病人的人

来进行初次会谈时  经常会问

自己是不是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维也纳

来到弗洛伊德诊所的复制品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