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潮系列之五
记起那年我们研究所所长换届的旧事
李庆曾
（续前）
二，20多年后又见蔡昉
第二天上午我按照约定时间与刘老师在所里汇合后，一同来到院部大楼后面的院长办公楼。蔡昉的办公室不大，分为里外间。外间的秘书已经知道我们的来访，热情地把我们请到了里间，这时蔡昉已经迎出来。打过招呼后，蔡昉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老李！看起来你比我还年轻。
这是我自1989年初离开所里后第二次见到蔡昉。上一次大约是在1991年蔡昉随社科院代表团访问澳洲时到过我家做客，这一晃又过了20多年。我打量了一下，他多一半的头发都已变白。在我的印象中，他当年就是个白面书生似的小伙子，而我面前的这个蔡昉确实苍老了许多。我的鬓角虽已花白，但是头顶上的头发还全是黑色的。这样与比我小五六岁的蔡昉相比，我确实还不太显老。
在我当年的诸多同辈分的同事中，我的年龄算是比较大的，后来再见到他们，大多都说我显得年轻。甚至我在50多年前读高中时的老同学中的一个女生，见面后居然和其他女同学说：李庆曾还像个小伙子似的。而那时，我们都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是呀，他们这些人多年来始终在体制内劳作拼搏，辛苦可想而知。与我这个多年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家伙相比，操劳程度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在蔡昉的办公室坐定后，刘老师的话不多，主要都是我跟蔡昉在聊天。在聊天中我知道他在1993年被评为研究员后，就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任副所长了，1998年又升任为所长。据他说，当年在社科院各个所的所长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这当然令人骄傲与自豪，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在所长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十五六年，这样他又成为全社科院在所长这个位置上呆的最长的一个。是啊，熬了10多年终于在退休前升到了副部级，确实不易。
蔡昉是在58岁的年龄上提拔为副院长（副部级）的，如果没有这次提拔，他应该在两年后即60岁的时候在正局级的位置上退休。而提拔为副院长后，按规定退休年龄就提高到了65岁，蔡昉说，社科院这种研究机构的副院长的退休年龄一般在65岁以后还可以再推迟两三年。这样蔡昉在被提拔后至少可以再干七八年。不仅如此，副部级与正局级在住房、医疗和退休后的待遇方面相差的可不是一点儿半点儿，可见这次提拔对这位学者型的官员来说有多重要。
中国官场的上升通道，越往上走路子越窄。尤其是从局级上升到副部级，那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换句话说，那是一次惊险的跳跃，能跳过去的确实是凤毛麟爪。
我当年（1980年代中期）的那些老同学、老熟人中，凡是有行政职务的大多都停在了局一级，上升到副部级的仅有三人，正部级的只有二人。
比如和我同期在农科院农经所硕士毕业的许善达，后来成为国家税务总局的副局长。当年和我一起合作搞科研的好友兼搭档高鸿宾，后来成为农业部的副部长。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同班同学顾海良，后来成为武汉大学的校长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
我的另一位同班同学何家成官运更亨通，在2013年就成为国家行政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正部级）。但好景不长，很快就因为贪腐落马了。
当然，我们研究生院和我同届的许多同学后来都成为高官。比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当时是社科院马列所的研究生，他们的宿舍和我们经济系的宿舍是门挨门。在饭厅吃饭时我们经常坐在一起斗嘴耍贫。但毕业后就各忙各的，没有什么更多的来往了。
和蔡昉的聊天中知道他当时仍旧住在原来人口所分的那所房子里。按照有关规定，蔡昉升职以后，他的住房面积将由原来正局级的120平米左右，增加到副部级的190平米左右。由于副部级以上的官员的住房都由国务院事务管理局统一安排，在那里官员们也需要分轻重缓急，按顺序排队。至于蔡昉什么时候能搬进新房，在当时还是未知数。
在与蔡昉的闲聊中，他还提起了我们在农村发展所工作期间，我俩受时任副所长的陈吉元的委托，为其能顺利升任所长，让我们找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同志面谈的事情。
经蔡昉这么一提醒，我也回忆起当年我俩参与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换届时的一些旧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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