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时，我们这届的小学一年级共招了8个班，我在第8班。
初小时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名字叫滿家本。
记得她高高瘦瘦的，梳着长长的辫子，眼睛很大，非常白净。
她是一个对工作特别认真，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而且也是一位非常严厉的女老师。
滿老师是回民，对学生个人卫生的要求格外严格。
她经常在早上站在教室门口，检查学生的手，脖子和耳朵。
如果她不满意，学生必须马上回家清洗干净后再来上课。
对于1950年代在胡同里长大的孩子来说，这种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但也因此使我们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据说多年以后，她成为这所学校的教导主任和校长。
到高小时，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一个高高瘦瘦的男老师，名叫王履仁。
记得他好像有血压高，经常说自己是踩着棉花进教室的。
和满老师相比，王老师没有那么严厉。
但批评起同学也非常不讲情面，而且是连损带挖苦的那种。
我就曾被他叫起来，批评过一次。
一天刚上课，王老师领进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同学。
他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新转来的同学叫良田。
在当时，学生里的“闹将”不论个子高矮，往往会被老师安排坐在前排。
为的是时时处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便于管理。
新转来的这位同学虽然是全班个子最高的，但是按“规矩”，他被安排坐在第一排。
而我尽管个子也比较高，但由于视力不好，要求老师能够照顾我往前坐，所以把我安排坐在第二排，正好坐在这位同学的后边。
由于良田以前蹲过班，年龄比较大，我就叫他老良。
他也尊称我为老李。而带有老字头的称呼，在当时小学中并不多见。
这样，一来二去我和他就熟络了起来。
老良的左右坐的都是女生，所以他会时不时地回头跟我说话。
而我跟他也是有问必答，有说有笑。
大概是被什么人打了小报告了吧，一天王老师一进教室就让我站起来。
当着全班同学连损带挖苦的数落了我一通。
我开始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说到最后我才弄明白，好像老师有意安排大家要孤立老良，而我却跟他打成一片了。
后来我也不得不“学乖了”，开始对老良不理不睬，敬而远之了。
记得老良到班里不久，后来就又转学走了。
和老良的再次交集，是我在1974年从内蒙兵团病退回北京，由街道办事处重新安排工作的时候。
一天，我去办事处的劳动科打听工作分配的事情。
看到一个人正与劳动科交涉他爱人工作的事情。
此人梳着油亮的大背头，穿着细腿裤，脚蹬火箭鞋，衣着前卫时尚。
在1970年代文革还仍旧在继续的环境中，这种打扮是十分刺眼的。
但我仍旧还能认出这就是当年的老良，他说话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变。
他和劳动科的人交涉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坐在旁边。
看他办完事情，我站起来准备跟他打招呼，但他可能根本没有认出我，看也没看我一眼，就匆匆忙忙走了，而我也没有再贸然上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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