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记事系列
发现：父亲是萧铮先生的得意门生
——兼答《贵州田赋研究》整理者有关李荫乔先生之疑
五
父亲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经历隐藏起来？
经过上述考察，我的另一个惊人的发现是，父亲以前告诉我们的有关他的经历，与他的真实的历史是有差距的。他以前告诉我们的他的经历的时间脉络基本是清楚的，但是他有意模糊了自己在30年代末期在地政学院学习的经历，其中有些情况还做了刻意的隐瞒。
关于他在地政学院学习的那段经历，他是这样跟我们描述的。他说地政学院是一所普通的干部进修学院，他在那里短期学习过。但实际上，这所地政学院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一个下属单位，更确切地说是中央政治学校的地政系。
这所中央政治学校是个什么学校呢？我查了查这所学校的来历。
中国国民党于1927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党务学校，负责北伐期间国民党干部的教育训练。这所学校的校训是蒋中正所提的《親愛精誠》，与黄埔军校完全相同，校长也同是蒋介石。1929年中央党务学校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高官都曾任过这所学校的教务长。学校初设政治、财政、地方自治、社会经济四系，后来又增设了地政，教育和外交等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政治学校迁至重庆小温泉，并将科系调整为法政、经济、外交、新闻、地政五系，尔后又设立了名目繁多的专修班。功能上说，中央政治学校是中国国民党训政时期培育国家政治人才的主要基地，地位类似时人所言的“中央党校”。这所学校的全称是: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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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萧铮编：《中央政治学校附设地政学院一览》（B），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民国二十二年，第76页。
父亲说得也不错，因为这所学校的确是培养干部的地方，但他所培养的绝不是一般的干部，而是国民党的政治精英。地政学院所招收的也不是普通的学生，他只面向大学毕业生，其学制也不是父亲所说的短期，而是整整两年。这两年被分为4个学期，头三个学期在校上课研习，最后一个学期是实习调查和毕业论文的写作。所以，父亲的学历不仅是以前他告诉我们的是东北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相当于现在的本科生），而且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系毕业（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
这所挂着“国民党中央”头衔的学校，所有的学员都可谓是校长蒋介石的学生，其来头如此显赫，我想这就是父亲刻意隐瞒的真实原因吧。因为在那个尖锐的阶级斗争年代，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条件下，父亲为了自保，为了躲灾避祸，避重就轻地说自己只是东北大学本科毕业，只是在干部进修时在地政学院学习过，而对那所隐藏在背后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只字不提，便不足为奇了。
现在给我的直观感觉是，他当年在描述他过去的那段历史的心态是避重就轻，这是他在当年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为了躲避灾祸的无奈之举吧。
当我发现了父亲的这两部遗作，并认识到了父亲留下的这些文字的价值后，曾一度为父亲后半生的职业选择感到遗憾。认为他有那么好的文字和书法功底，没有去大学当个教授，而选择去企业，做了一辈子成本会计实在可惜。
但后来我又转念一想，如果在1950年代初，父亲选择了去大学或研究机构去工作，他头上的那顶“特嫌”的帽子，是否能躲过镇反和肃反运动就很难说，更不用说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派的斗争了。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单位，右派分子的帽子是按照某些单位的人数的比例来分配的。“国民党中央党校毕业的”“蒋介石的学生”“国民党CC系的特务嫌疑”，任何一件事拿出来都可能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现在回想起来，父亲选择在基层企业工作实在是他的明智之举。
跋
面对上述事实，父亲的人格形象在我脑海中被彻底地分裂了。一边是我亲眼所见的平淡无奇，甚至是碌碌无为的父亲。另一边摆在我面前的著述却证明了这个作者不仅有着很深的文字功底和超强的写作能力，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一边在我心目中，他是国民党员，旧社会的宠儿，国民政府的既得利益者。另一边展现在我面前的文字却显示，这是一个黑暗社会的揭露者，是国民政府贪鄙的挑战者，是国民党中的社会精英。一边是我所知道的，他是侵略者铁蹄下的流亡者，甚至是四处奔波的落荒者。另一边这个逝者所留下的文字却说明，这是一个痛惜祖国大好河山不断沦丧，忧虑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被蹂躏，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心系国家安危和人民疾苦，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
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把这两个尖锐对立的形象联系起来。在上述有文字记录的、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我发现以前对父亲的印象是不正确的，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前心目中对父亲的评价完全是大错特错了。对不起，老爸，是我误解了您！
2020年4月4日初稿，4月13日增补，6月13日再修改，2021年4月2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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