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文丨刘娜娜
随着全社会对公益关注度的不断提升，2021年，“资本向善，科技向善”被提出，怀有爱心的公众也以不同的程度参与其中，回报社会。据官方数据显示，预计2025年我国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数量将达到1250万人，社会组织固定资产达到5900亿元，社会组织将完成从数量转向质量的跨越。
这一次，文娱价值官采访到专注“城市流动儿童”社区服务的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以第一视角呈现出公益人如何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公益人如何改善信任环境？以及我们这些普通人用什么方式参与公益才是公益价值的最大化？
从人类基因组成员，
到“流动儿童公益人”
坐在我面前的林岳，和我想象中的“公益人”不太一样，她没有给人“苦大仇深”的印象。“公益人是不是都很痛苦？”我调侃道，林岳和颜悦色地回答：“如果一直很痛苦，那么这份事业就不会带给他人积极的帮助和服务。我们的社会和大众对公益和公益人有很多误解，这些误解让公益和大众隔着一层鸿沟。”
开始采访不久，林岳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2021年度先锋奖。她说这样的认可对公益人很重要，因为一路被误解惯了，总要有一些理解和肯定来支持他们坚守。
林岳出生在1960年代末，她的父亲是小喇叭广播的编辑，父母虽然传统，但对于孩子的教育和抚育意识却很超前，童年给了她很多自由想象的空间。可以说，林岳的成长顺遂而幸福，中学当班长，高考顺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之后留学美国，在同龄人里，林岳是“蜜罐里长大”的孩子。
林岳女士
林岳在美国迈阿密大学主修动物学硕士，毕业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从事癌症的研究工作，这在很多留学生的眼里是一份可以“体面地留在美国”的工作。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了10年，林岳在美国的研究所工作时已经感受到价值观的冲击，她开始思考回国发展。有不少美国同学反对她回来，毕竟2000年中美在经济和生活尚有一定差距。2002年，林岳还是坚持和丈夫回到北京，从零开始。
回国后，林岳再次得到别人眼中的宝贵机遇——进入人类基因组北方中心工作。工作期间，她参与了国际公益机构为环保组织举办的稻香湖培训，从而了解到中国的公益事业处于起步阶段，公益组织不擅长策划公益项目去解决社会问题，2008年汶川地震，国内兴起了第一次全民参与的公益热潮，捐款和去灾区做志愿者成为热门话题。林岳发现，国内公益机构除了爱心，更需要专业化人才，而公益组织开展的社会创新才是她认为有价值、并愿意为之付出后半生时间的工作。2011年，林岳从志愿者转身成为“绿家园”的总干事，她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常青藤志愿者
让兴趣成为事业，看似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对于公益人来说，当志愿者成为全职公益人，周遭人看待你的眼光，也会发生变化。做公益还领工资？质疑、不解、揣测……这些从她成为全职公益人那天开始直到现在，都没有消失过。
知乎著名答主关于公益人为什么拿工资的解读
而让她坚持的原因非常简单，当自己所参与的项目，真实改善了一些人或一些事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只有当事人才能体验。林岳说，公益人就像第一个走出洞穴的猿人，他的智慧来源于勇气，而他鼓足勇气的行动将带给人类更广阔的天地。而慈善是人本善的怜悯心，当考古学家发现“接骨遗骸”时，就此鉴定人类的起源。动物摔断了腿，只能等死，而人类会帮助同伴接骨，让弱者再次站起来。
帮一个孩子，
就是帮一个家庭
北上广深这些国际化大城市里，流动人口家庭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同时，他们的子女却没有条件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在接触了一些流动儿童项目后，林岳对这些孩子的境遇感同身受。
2012年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林岳说出想做关于流动儿童的公益项目，在座的朋友里有律师、金融界人士、民营企业家，大家在讨论时并没有预估过未来的困难，单纯从“为社会做一件好事”的出发点支持林岳，甚至有朋友调侃她：赚钱是满足不到你的，那就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回头看，彼时45岁的林岳，无论是留在人类基因组，或是去大专院校任教，都会是收入待遇优渥的选择，但她觉得人类之所以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些人愿意为解决社会问题付出时间和精力，她想试试看。2012年，林岳和一群致力于帮助流动儿童的朋友共同创建了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生活馆里的志愿者和孩子们
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包括两个核心项目，一个是针对流动儿童的“在城长生活馆”，主要服务于城市流动社区的打工子弟，这些孩子没有经济条件去课后托管班，家长工作时间长陪伴少，放学后自己在街头嬉戏或独自在家，很容易造成意外和危险。而“在城长生活馆”与社区协同，为孩子们提供安全的课后游戏和活动场地，生活馆馆长和志愿者陪伴和指导孩子们。
另一个项目是“小木屋成长营”，旨在引导儿童和自然互动，带孩子们探索和尝试环保实践，为地球村培养更多善待自然的小成员；同时，让儿童尽可能地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积极的滋养和体验。
小木屋组织孩子们户外探索自然
2013年10月，外地务工人员沈娟带着刚满3岁的孩子来到生活馆，孩子一下喜欢上这里自在的气氛，让妈妈给自己讲绘本，就在沈娟读绘本的时候，生活馆的孩子们聚拢过来一起听。沈娟很快成为生活馆里的志愿者妈妈，由于在生活馆里和孩子很快的融为一体，2014年底，沈娟从志愿者成为全职公益人，此后担任常青藤官园生活馆馆长7年之久。如今，她帮助过的流动儿童已经成长为中学生了。
在成长生活馆里的孩子们
读三年级的女孩儿苗苗老家在安徽芜湖，哥哥比她大两岁，一家人住在北京二环内的小胡同内。爸爸送快递，妈妈经营小卖店，卖点蔬菜和日用品，小卖店就一间屋子，前面卖货，后面一家人起居生活。苗苗因为喜欢去生活馆，所以经常待到关门才回家，生活馆的工作人员送她回家时顺便家访，苗苗妈妈以为生活馆是培训机构，不相信北京会有免费提供辅导和参加活动的地方，不客气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愿意辅导就辅导，她愿意去就去，和我没关系，要交钱了可别找我”。由于家庭存在重男轻女的问题，父母对苗苗总是语言暴力，甚至拳打脚踢，孩子心理长期自卑。生活馆的工作人员先从学习和生活习惯上对她进行帮扶，苗苗从不及格考到八九十分，在学校有了存在感，自卑感渐渐消失。而这个故事还在《澎湃新闻》上报道过。
怎样让公益的价值最大化？
林岳如果不是做常青藤，是不会接触到流动人口这个群体，他们的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孩子去商业化培训机构，教育理念大多简单粗暴，家庭暴力时有发生，“不是家长不爱孩子，而是生活压力及教育观念导致的；而且妈妈实施暴力更多，因为流动妈妈群体承受的压力更大，孩子往往成为出气筒”。
如今，遍及全国多个城市和城乡社区的70个社区生活馆，是常青藤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及城市处境不利儿童提供社区综合服务的成功尝试，已经得到妇联和民政系统的认可和采购，常青藤通州和西安团队都承接了当地的困境儿童在帮扶项目。“在城长生活馆”作为优秀的儿童服务成长型项目，入选2021年北师大陶传进教授团队出版的《慈善之美—公益项目案例集》。
林岳在公益论坛上发表演讲
在极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大家不能理解一个人以“非盈利”前提做事业。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个男同学凑近林岳神秘地问她：告诉我，你们这行究竟是怎么赚钱的？很多人不理解，公益机构为什么不是免费工作的？为什么需要社会和基金会的捐助？林岳为我们回答了这些疑问。
首先，专业的团队不是免费的，这些专业全职公益人也需要固定收入和五险一金维持基本生活，只是他们的收入水平很低，这些人大多“为爱发电”。其次，想要开展更多的流动儿童生活馆，需要硬件设备和材料、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或捐助。
公益组织面临的难点和痛点
常青藤这样的中腰部公益组织，作为践行公益的深耕者往往只被行业内认可，却很难出圈被大众所认识，即使常青藤的项目已经在国内外获得很多大奖——
小木屋自然教育课程获得全国生态道德教育优秀成果奖，
“小木屋成长营”项目荣获“环球能源奖中国国家奖”，
常青藤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提案“自然保护中的青少年角色“获得全票通过，
北京城市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入选COP15“生物多样性全球100+案例”，
“福特汽车环保奖”2021年度先锋奖等。
林岳强调，有效的参与公益是当你关注一个社会议题后，不一定是财物捐赠，也可以发挥自身专业优越，成为志愿者。“比如我们的志愿里，很多年轻人虽然没学过教育，但是英文很好就来社区辅导孩子们英语。有专业摄影来为我们的孩子拍视频。还有一位资深律师，作为志愿者为我们解决法务问题。”公益机构更像一个互助共益的团队，每个人拿出自己一小份热量，最终可以抱团取暖，帮助到有具体需要的群体。
国内经济发展的过程也伴随着公益事业的变迁和升级，从1.0时代的单纯捐款，到2.0时代志愿者参与；再到现在3.0时代，公众以自己擅长的领域成为改善社会问题的公益人，形成沉浸式公益体验。2022年，疫情长尾效应还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将更多关注公益项目，尤其是疫情对流动儿童和城市处境不利儿童的冲击和影响，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
做为公益人，林岳发现公益的最大价值是由每一位参与者来诠释的，儿童和家长作为受益人同时又是行动主体，是服务提供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最终落到人的层面上来，人的参与和改变是最有挑战的事情，这才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
（本文为文娱价值官公益稿件，如果您想帮助流动儿童，请帮助点赞转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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