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难忘的岁月 ——我在宣传部的日子（一） 文/冯覣 人生无常，一个人的命运一半在自己手里，一半由不得自己。 1984年秋，我从省委党校毕业回来，被调到县委宣传部理论组。这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是羡慕的改行了。印象中的宣传部是县委组宣两大部之一，领导和我谈话时说，理论组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喉舌，科级单位，出干部的地方。干了二十年教育的我，初来乍到，关心的是每天干什么，压根就没那么多奢望。而过去教育上的同事们都羡慕我改行了，我却既兴奋又茫然。张世清部长对我说，咱的任务就一句话，紧跟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张部长是从理论组走出来的宣传部长，在这样的领导带领下，我心里充满了兴奋。 理论组原来只有张文一个人，两间办公室，四张办公桌，空荡荡的，这次我来了，用他的话说，一下有了生气。从此我两成了头对头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长我一岁，高中毕业，靠勤奋执着，自学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这里已滚战了好多年。业务娴熟，讲课接地气。那时我住政府单身宿舍，无忧无虑，下班后常和他一坐就是几小时，谈天说地，家长里短。真应了那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也正是这海阔天空的愣叨腾才使我对单位、社会、人事、神秘的“县衙门”等有了一知半解，也隐隐约约感到：政界的水原来这么深！ 1984年是改革开放由农村土地承包责任改革初见成效，向城市经济体制发展的时候。冬天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吹响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理论组义不容辞成了宣传讲解辅导《决定》的主力军。尽管此前我对工作性质、对象的变化有一些认识，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1985年开春的一天，在给县直单位讲这个《决定》时，还是引起了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一场风波。 那天三百多人的小礼堂坐满了人，有头有脸的常委、部长、老资格的局长们都在前几排就坐。也许是《决定》传递的信息事关许多人的权力再分配，也许是传统观念受到了冲击，看得出人们听得很认真。在我按照省发辅导提纲讲到公有制公司、企业要积极作为，政府要支持鼓励个体劳动者办公司开门店，补充公有的不足时，顺口联系了本地一些行业门庭冷落的实际。没想到一下引起一部门领导的不满，当场站起来质问我，谁家门庭冷落了？都成私人的就热闹了？全场哗然。主持会的宣传部领导，赶紧打圆场说，有没有不重要，各自回去检查一下，重要的是领会中央的精神。其实我举的例子众人皆知，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不过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捅开而已。事后一老理论对我说，你还嫩，你要是举东北的西南的，就不会有这事。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第二天，许多同学朋友和我说，人家是老资格的局长，你大会上说人家下属单位的不好，犯了忌。不要说你，书记也得空一份。 我撞上“大佬”了！ 张部长安慰我说，只要咱没出原则问题就不怕。事实也明摆着，繁峙人都知道那几个门店就是人越来越少。这也正说明中央看到了城市经济体制的问题。 安慰归安慰，汗还得从自己身上出。三天后我谢绝了张文替我讲的好意，再次登上了讲台。台下几百人的眼神和气氛告诉我，好多人等着我为前天的事道歉，至少作个说明。 我没解释没理会，直接进入了要讲的内容，一些熟悉的人投来了信任的目光。不同的是我举例都成了某地，甚至是爪哇国的。执拗的我那天例子好像说的特别多，人们都心知肚明。散会后，分管宣传的闫明德副书记来到理论组，拍着我的肩膀开玩笑似的说，你三天就到了爪哇国？张文也恢谐地说，没办法，以后说不定还得上月球！别人都笑了起来，我却笑不出来…… 今天回忆起那场近四十年前的波澜，突然想起读过的一句话： 人生就像铅笔，刚开始很尖，但慢慢地就被磨圆了。不过，等到太过圆时，就差不多又该挨削了! 庆幸的是我被这世界磨去了许多尖，但没被磨的太圆！ 喜耶？悲耶？至今剪不断，理还乱。 去年秋，我在府东正向刘坚程、眉良两位老人了解原县委书记秦廷机的一些事，当年那位局长提着一个纸袋蹒跚着走了过来，我急忙从坐着的凳子上站了起来，把坐位让给了他。他问我多大了？我说七十六。他说，怪不得我们老了，你在宣传部时还是个小娃娃。我说那会也快四十了。说罢，我又和两位老人聊起了秦廷机。他似乎想起了当年那件事，站起来蹒跚着向东走去，老程拿起他丢在凳子上的纸袋大声吆喝着，我接过纸袋追着送给了他。也许正是那个小插曲，才使我懂得一个人的成长不是时间，是经历，是撞南墙，是跌倒了爬起来。自然也会磨去你许多棱角…… 在宣传部的几年，我们除配合中心工作的文件宣讲，还承担了对干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每周一次近二年的所谓正规学习——尽管这些学习后来日渐流于形式，但对我来说，是难忘的。 我没有虚度那段时光——讲台逼着我力求强大自己，和张文一起踏上了自学考试之路。1987年，我俩党政干部专修科十三门课程双双结业，获山西大学毕业证书。除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等四门在党校学过有些基础外，其余《大学语文》《法学概论》《宪法学》《社会学》《形式逻辑》《现代管理学》等九门课程都实实在在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光每科的名词概念就分科整理了一大本，那时的自考虽不像高考，但要求严格，不及格就是不及格。记得考《现代管理学》我得了58分，只好又考了一次。《形式逻辑》是最难过的一门，好多人考好几次，我们很幸运一次过了。那年十三门课程十门八十分以上者，为优秀考生，我两都在其中，省自考办还发了个优秀毕业生证书。那几年理论组办公室晚上经常灯火通明，基本上都是我们两人互问互答在复习检查。当时机关大院管理很严格，晚上九点门房老李要检查各单位关灯没有，没人开着灯要通报，我们有人，是他的放心户。 理论最忌脱离实际，在教育基层打拼了二十多年的我，一段时间有一种茫然之感。 1986年张部长让我们走出机关，每个人包几个单位辅导他们学理论了解改革新事物。我包了县石油公司和光裕堡乡，每周辅导石油公司职工一个半小时学政治经济学，时任杨经理一次不误，三十多人学的很认真。第二年地区石油公司考核职工学习，他们获得了一面奖牌，我也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朋友。在汽油供应紧张的那几年，村里亲戚们买不到汽油，杨经理从没屈过我的脸，直到我回了教育局还有那时结识的朋友常来找我。 那段时间，心中有希望，忙而充实，累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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