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散论 彭图 一 2006年后，我因注释《清凉三传》与《清凉山志》，买了十几本佛经，开始读佛经。每读佛经便想到《西游记》，认为《西游记》的写作受了佛经影响，于是便重读《西游记》，重读的结果，更证实了我这一猜想：感到吴承恩也可能如我一样，于读经中受到启发，有感于唐玄奘西天取经之艰难，才腾挪闪跃展开想象，幻化出一部《西游记》。 《西游记》以前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多为历史演义，虽然三分虚构七分真，也是想象的产物，但神魔幻化者极少，即使短篇，如六朝志怪、唐宋传奇也多假托真人，像《西游记》这样全凭幻化的还没见过。 《西游记》是幻化出来的，这正符合佛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的思想，而且构成《西游记》的神魔鬼怪、变化神通、天庭地府等在佛经中都有，即使一个妖魔鬼怪的“魔”字，也是得自佛经，这个字《说文解字》中没有，《尔雅》中没有，最初的佛经音译为“磨”，到信佛的梁武帝才将“磨”下之“石”换了“鬼”，有了魔字。佛经中讲“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同理，“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取经一路上遇魔，多是心生之魔。唐僧因孙悟空打死劫路贼，心生嗔怒，于是“孙大圣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师徒都面是背非”，大家有了二心，于是幻出一个六耳弥猴，真假悟空。这一回的卷首诗说：“灵台无物谓之清，寂寂全无一念生。猿马牢收休放荡，精神谨慎莫峥嵘。除六贼，悟三乘，万缘都罢自分明。色邪永灭超真界。坐享西方极乐城”。只有万缘都罢，色邪永灭，才能坐享极乐。稍有一念不慎，魔即心生，因为急于到的佛前，幻化出一个小雷音寺，一口大钹，几乎让金刚不坏之体的孙悟空都化为浓血。心魔之生皆在一念之间，第十七回孙悟空请来观音菩萨收熊罴精，观音变作妖精凌虚子模样，孙悟空看了喝彩道：“妙啊！还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菩萨笑道：“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像这样的卷首诗，在《西游记》中比比皆是，作者正是用这些诗来印证佛经思想。这一点也显然是受了佛经影响，佛经的形式是散文加偈颂，《西游记》汲取了这一形式，才使它在形式上亦有别于其它中国古典小说。 孙悟空的第一个师父是须菩提。须菩提并非《西游记》作者杜撰，而是实有其人，他乃佛陀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被称为解空第一。须菩提是个穷人家的孩子，据说他生下来时，家里的一切筐箧盆缸皆空空如也，便起名空生，有此因缘，对空，悟得便深，释迦牟尼因材施教，使此人说般若之空理。这便是须菩提给石猴徒弟起名悟空的出处。悟空者，悟入空门，解悟佛之空理，师父空闻第一，自然希望徒弟悟得空理。 须菩提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孙悟空是须菩提的弟子，从师承上讲，孙悟空是释迦牟尼的再传弟子，这就为后来保唐僧西天取经按下伏笔，在取经路上，每当唐僧畏难思乡之时，孙悟空便劝他念诵乌巢禅师所授《心经》，让他去除杂念，进入空境。细细体味，感到唐僧是孙悟空名义上的师父，在佛理的证悟上，孙悟空其实是唐僧的师父。即《金刚经》所言：佛说师父，即非师父，是名师父。 孙悟空是佛陀再传弟子，孙悟空对此却一无所知。这并非作者交待不清，而是另有寓意，须菩提所居之地名曰“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这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都是一个“心”字，孙悟空所拜之师其实是他自己的心，须菩提只是他的心幻化出来的师父。他本是天生石猴，秉天地造化之气，日月照射之精，独具慧根，灵性十足，在多年海外跋涉，寻师访道中，自证自悟，琢磨出七十二般变化，修炼成十万八千里筋斗云。筋斗云者就是翻筋斗，这没什么奥妙，完全可以自己修炼，不过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这却只有天生石猴方可做到，奥妙就在这里。所以，孙悟空是自学成才，他所修者心，他所拜者心，他的筋斗云只是心之一念，心念一动，不要说十万八千里，十二万八千里，十五万八千里也能过去。这就是俗语“世界上什么最快”的源头。 孙悟空求须菩提传法，须菩提在他头上打了三下，孙悟空悟到这是让他三更天去。此典出自禅宗五祖弘忍传衣钵于六祖慧能故事，慧能作了“菩提本无树”的偈后，五祖发现了传人，但因“衣乃争端”，“受衣之人，命如悬丝”，不敢明传，到碓房里找到慧能，证实后，以杖三击其碓，慧能即以三鼓入室受衣钵。 《西游记》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是一书中要紧篇目。唐僧从五行山下救出孙悟空，师徒二人在陈老儿家住了一宿，上路后遇到六个剪径的强人，那六人“一个唤作眼看喜，一个唤作耳听怒，一个唤作鼻嗅爱，一个唤作舌尝思，一个唤作意见欲，一个唤作身无忧”。简言之，便是“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在佛经中称作六根，六根清净，能入佛道，六根不净，烦恼之源。色香声味触法谓之六尘，六根为六尘污染便是六贼。吴承恩这里用的是寓言笔法，谓唐僧收了孙悟空为徒，悟空为他剪除六贼，让他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离细滑，意不妄念。这是浅层次上的理解，若再往深究，则心猿便是唐僧之心，心猿归正，寓唐僧此时已收牢心猿，勒紧意马，一心一意去西天拜佛求经，剪除六贼是他自己诚心正意，剪除了心中六贼。也可以说，《西游记》本身即寓言也，孙悟空没拜过师，唐僧也没收过什么徒弟，他的四个徒弟就是他的心，猴子是心猿，白龙马是意马。他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鸿蒙初辟本无性，打破顽冥须悟空。悟得诸法“空性”，从小乘教进入大乘佛道之法门，八戒去除贪痴嗔而悟能，流沙洗净世俗念而悟净，八十一难便是他一次次和自己的心猿意马斗争的幻境。这些在许多回目的卷首诗中都有暗示，十四回卷首诗：“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从来皆要物。若知无物又无心，便是真如法身佛……”。第二十回：“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生灭尽由谁？请君自辨别。” 小说是想象的产物，想象愈奇特，便愈见作者才气，便愈是好小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作假时假亦真，这才是小说，《西游记》在这一点上可说无与伦比。 好的小说亦庄亦谐，庄中有谐，谐中寓庄，这一点《西游记》十分出色。佛陀、三清，丈六金身，金光遍体，何等庄严，那是教徒无限尊崇，至高无上的神圣，它却佛头著粪，给佛陀手上浇了泡猴尿，更让猪八戒将三清塑像拱下神座，扔进粪坑。对观音菩萨他也调侃玩笑，平顶山老君来收了妖魔，要孙悟空还他宝贝，说这是观音菩萨安排。孙悟空便说：“她曾许我到急难处亲来相救，如今反使精邪坑害，语言不得，该她一世无夫。若不是老官儿亲来，我决不与他。”这样的描写只有老庄、禅宗的中国敢有，不要说基督教的天主、圣子、圣灵，伊斯兰教的真主，即使中国的皇上，你试将那些神圣如此写来，不让你上宗教裁判所火刑柱，那就有天没世界了。 孙悟空是个猴子，猴性十足，顽皮如一孩童；猪八戒是个夯猪，当了和尚，一见女人就走不动，时不时要分行李回高老庄重做上门女婿。虽是呆子，却呆得可爱。你看他在平顶山探路睡在草棵里编的那些谎话：“我这回去，见了师父，若问有妖怪，就说有妖怪。他问甚么山，我若说是泥捏的，土做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们见说我呆哩，若讲这话，一发说呆了，我只说是石头山。他问甚么洞，也只说是石头洞。他问甚么门？却说是钉钉的铁叶门。他问里边有多远，只说入内有三层。十分再搜寻，问门上钉子有多少？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此间编造停当，哄那弼马瘟去。”纯以口语出之，让人忍俊不禁。 书中村言俗语，信手拈来，语言活泼而有趣，如：“嘴脸，小家子样！哪个吃你的哩，能值几个钱？虚多实少的……”、“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见男人丑”、“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火煎熬，反成祸”、“和尚拖木头，做出了寺”、“吃了饭儿不挺尸，肚里没板脂哩”、“打不断的亲，骂不断的邻”、“常言道：善猪恶拿”……师徒们的对话，幽默风趣，而那些诗词偈颂又是那样雅致，大雅大俗，便是《西游记》的语言风格。这一点不是一般小说家能做到的。
《西游记》虽因佛经触发灵感，吸取佛经中许多东西，但作者显然对佛经并非通家，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谈到佛经的三藏时，书中借佛祖之口说：“我有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如非故意强调佛经是谈天、说地、度鬼，便犯了常识性错误。佛经三藏是经、律、论，不是“经、法、论”，经藏是“修多罗藏”乃佛所说的经文；律藏是“毗奈耶藏”，是佛为僧徒所制的戒律；论藏是“阿毗达磨藏”，是佛弟子解释佛经的论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指出：“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释迦与老子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缘得随宜附会而已。”
鲁迅先生所说大体是中肯的，特别是三教混同之说，尤为肯綮，但“尤未学佛”，却未免偏颇。《西游记》作者是个杂学之士，这从书中就可看出，他三教九流皆有涉猎，只不过可能是无意当学者，未能深入精通而已，佛经他肯定是看过，至少《金刚经》《心经》《楞严经》等，他是看过并深有领会的，对于禅宗则尤其熟悉。而且所看经书决非三部五部，不然，书中那些有关佛理的诗词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在前面说他也可能如我一样，是因某种因缘读了些佛经书，在读经中忽然触动了创作的灵感，这正是一个小说家的敏感可贵之处。
顺便说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四游记》一书中“题齐云杨志和编”的四十一回本《西游记》时说：“又有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之后”，“于《四游记》中亦采《华光传》及《真武传》”认为吴承恩写《西游记》是在杨志和四十一回本的基础上加工写成的。这一结论也似草率。
我在上小学时除买了全套《西游记》连环画外，在五六年级时即读过线装一百回本《西游记》，初中毕业后，在外地做工时，于房东家借过一本《四游记》，当时读其中杨志和编的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便认为是吴承恩一百回本《西游记》的缩写，因为诚如所说两书“全书次第相等”，而且认为《四游记》其它三游亦是受了《西游记》之影响，在《西游记》一书市场看好的情况下，出版商为了赚钱，雇写手所编造，这首先因为“四游”书名就可疑，东游、西游、南游、北游，又非一人所写，且其中编写《南游记》的余象斗即为“明末书贾”，由书商组织这等事情自然方便不过，况吴承恩是嘉靖年间人，出生也比余象斗要早，这个问题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文学史家刘大杰即持此说），然而，先贤毕竟是先贤，于中国文学家中，我又最佩服鲁迅，所以对此问题，也只是存疑而已。
2010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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