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书记王凯同志 孟元勋
王凯是南关的老书记,地道的农民,一辈子当村干部,一辈子受苦,一辈子做好事;从解放初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到文革的中后期,一直担任村里的社长、党支部书记等职。2021年是他诞辰100周年,也是他去世36周年,在他64岁的人生中当干部就33年。
很早前就想写纪念王凯的文章,却始终未能如愿,但又一直割舍不下。去年10月,他的儿子培林与我相见谈起王凯时,我才深感王凯是南关的宝贵财富,是一面铮亮的镜子,宣传、弘扬王凯精神,不仅是对他一生无私奉献的情操和卓越业绩的肯定,更是对后人奋发有为、开启新程的动力,当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近南关要举行纪念他的活动,我再次回到村里,在那条街上徘徊、在他被拆除了的院落徜徉,昔日老宅的丰姿荡然无存,然而我依然能强烈而深切地感受到,老书记的形象如同他房后那棵大榆树依旧巍峨壮观:劲枝参天,冠遮云日。我豁然开朗:这这棵大榆树不正是王凯闪光形象的象征吗?
二
小时候,我跟娘到一个叫新堡湾的河槽里玩,一个30多岁的农民领着人们用镢、镐刨石沙,用戧子往起䃚石子,起塄造地。歇的时候,他手拄铁锹站在人伙里讲话,时而挥动着手,指着远方,时而神情严肃好像在批评什么,大家认真地听着。讲话的人叫王凯,人们叫他小名“生娃。”这是第一次印刻在儿时心中的王凯形象。后来,我在街上常常见他抗着锄或锹收工或出地,见他赶车送粪,见他背田……他和其他农民一样普通却又如此特别。我每逢上学校路过他家的大门口就不由驻足,注目于他深院的住舍:他,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神秘而令我敬仰。
解放初,我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土地私有制,“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不久,他和姚迎喜、王斗红先后创办了互助组、初级社的西社和东社、高级社,将分得了耕地的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单门独户牲口不够、农具不足等困难。这是好事、大事,也是难事。它不仅是对经营现状的变革,更是对几千年封建观念的挑战,当时,有拥护的,有反对的,有敌视的,有怀疑的,也有观望的。有的人甚至因为想不通走上不归路。农民糜某无法释解心头疙瘩:亲兄弟还得分门另户,何况“张王李赵”挤在一打,还谈什么过光景,于是“大难临头”之感挥之不去,在极度抑郁中饮刀自尽。由此可见当时“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是何等之难。王凯和他的同仁们又是怎样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南关涵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披荆斩棘踏出一条金光大道的呢?
在南关,“东社”、“西社”、“高级社”成为那个火红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符号。1953年,南关的高级社受到县人民政府的表扬,高级社社长王凯就是全村农民走集体道路的带头人。
1958年初,南关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庆祝“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树立。队伍前头敲锣打鼓;任三焕老人、安二焕老人手里摆动着笤帚,耳朵上挂着红辣椒,脸蛋抹着鲜艳的红色,裹着的小脚踏着鼓点尽情地扭秧歌。从此,“南关农业高级社”的牌子换成“铁家会人民公社南关生产大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凯,是怎样的走马上任又是如何烧起“三把火”,儿时的我对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记忆模糊。但王凯领我们学生植树造林的事至今清晰如昨。
王凯带领师生,到村东南的一个叫“风筒”的荒漠地里埋压树条,搞绿化。他挖坑,检查学生们坑挖得大小,土压得薄厚;讲植树造林对南关多么多么重要,会带来哪些好处等。顽皮的男孩儿们似乎对他的要求并不在意,而最大的兴趣是在这片广阔荒野里的打逗嬉闹。无意间我的锹顺肩冒了出去,身后的王二兰、姚云云同学,险些被伤,引来一阵大呼小叫。这一切被赵子甫老师看到,他吓得双手颤抖怒冲冲地奔我而来。我心慌地直跳:挨打呀!关键时刻王凯书记过来了:“你是谁的儿子?”“孟成义的。”“呵,三虎子!”书记的过问,解除了我的尴尬和恐惧,也缓冲了老师的气劲。他对围拢过来的娃娃说:“锹头没眼,俺娃们千万别瞎忽绕,用它是来挖坑栽树的,它可不是玩具。”而后,他指着漫漫沙丘,条条荒沟,兴冲冲地说:“别看现在荒凉,咱们苦战几十年,南关就会出现’远山近山花果山,荒沟荒滩变绿川’的美丽景象。”他的一席话把我从眼看要遭批的宭境中解救出来。小学生们激动不已,种树的热情高涨起来。可第二年,所植的树苗不知去向,纵然有几株努出绿嘴儿,也逃不了羊群的扫荡,灰眉楚眼,没劲道。好多人都在暗暗摇头。
王凯又来了,他牛住栽树这股劲不动摇,不断琢磨着其中的奥妙,开始实行“群专”结合的绿化战略,跟着他的不仅有学生,还有成群的大人们,在沙丘舞锹弄镢.......十多年的专业队绿化,十多年全村人的冬闲变冬忙,南关发生了神话般的变化:西寺门苗圃欣欣向荣,连元沟桃梨累累,田间道路绿树成荫,户户院落花果飘香。南关掩眏在一片绿荫里,成为远近闻名的绿化先进大队。
当人们在地头乘凉的时候,当人们擗一绺嫰枝喂羊的时候,当娃娃们用树枝编织凉帽的时候,自然会记起绿化南关的“林业状元”们,那些平平常常的社员,更不会忘记带领他们锲而不舍的王凯书记。全国特等劳模、平顺县西沟村党支部书记李顺达,有着“能种一棵,就能活一片坡”的坚定信念,力排众议,不怕失败,硬住头皮荒山绿化,换取了满坡松林。人们说王凯就是南关的李顺达。
上世纪五十年代,扫盲识字活动风生水起,南关的“民校”应运而生。民校是村中的一座院子,有正房、西房和东房,除东房一位哑巴住着外,其余都是教室;木头制的黑板下边由四条腿支撑着;教认字的“老师”是村里“睁眼”(有文化的)人和小学教员。
晌午饭后,民校房上村干部举起用钢铁叶做成的圆锥体的长喇叭,紧挨着嘴唇、仰着头使劲地“广报”,吆喝社员们上民校识字。于是,民校热闹起来:大爷叔叔们嘴上叼着旱烟锅,巴哒巴哒地过烟瘾;大娘婶婶们一见面,“锣一套、鼓一套”快要把房顶嚷翻;老师在黑板前再三呼喝的声音也抗不过“女高音”的震撼。可是,只要王凯一坐,教室立刻安静。民校里书声琅琅、笑声朗朗。此外,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每人包教一个文盲农民,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由学校老师统一出题,每人每日学懂三个字,定时对“小手大手”检查、评比。我包教的是巷(hang)廊头起的王堂婶婶,每天下学后到她家教识字。她说认不了字就交代不了生娃,没脸面。
在街头多个大幅宣传标语和黑板报上,写的画的都是有关扫盲识字的内容,赏心悦目。更有趣的是一些临街人家窗户的木板板上,毛笔写得识字顺口溜吸引了路人,“坐立门户住房、刮风晴天晚上、油盐酱醋辣椒、锅碗瓢盆瓮缸,”书写工整,意趣横生,据悉是村上“文化人”张德新所书。写在“兴隆店”南房窗的木板不知什么时候不在了,房屋已经坍塌,然而,每每路过这里时我们总要回眸良久。50多年后,我和当年的小伙伴二迷虎常常念叨它,背诵着木板板上写得识字顺口溜。可见当年民校、识字、扫除文盲活动多么深入广泛。在我年幼的心灵深处,蕴涵着对南关一种妙不可言的愉悦和骄傲。“民校”是跨越世纪的靓丽彩虹。
我想,如果“扫盲”劲风拂荡到今天,村民对先进文化的追求,像上民校一样热情执着,那么“文房四宝”必成为村民家中的座上宾;茶余饭后,街谈巷议,“诗书琴画”都会是他们的热门话题。什么“麻将摊”、“网吧”、“烟鬼”等不干净的东西自然无处藏身。人们羡慕的、竞争的是人才、是时尚,那又是何等境界!
王凯是普通农民,在关键时刻却又是那么与众不同。
1957年夏的一天中午,突降暴雨,村北的滹沱河山洪暴发,石头泥沙倾泻而下,河畔的农田像被割豆腐似的,大片大片正在开花的山药地被洪水冲垮。洪水逼近村庄,我们一群好事的娃娃们跑向大河。山洪巨浪的泥土气味,石头沉闷的撞击声响彻河畔。王凯手拿铁锹“虎”在河边,后边很多人跟着他。“娃娃们往后,往后!”他不停地呐喊。他指挥着,扑着身子和民兵将砍倒的树木拉到岸边,把树头探到洪浪里,树杆埋压在岸上。他的果断、沉着犹如勇猛的斗牛士,何顾洪水的危险,何顾溅起的浪花拍打在身,有人拉他,示意他注意安全,他全然不顾。半天的奋战终于控制住了洪水的肆虐。他一步一瘸走在回村的路上。60多年过去了,王凯高大的身影,抗洪抢险一幕如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
坚持实事求是,敢于仗义执言,是王凯立党为公、为干为人的原则。有一年大队的120斤苛蓝种子失盗,有人诬告是社员韩章生所为,公安局来人也锁定了韩,只欠王凯点头定案。但是王凯认为,越是众口嘁嘁喳喳越需要冷静,办案要凭证据。结果真相大白,并非韩所为。“四清”运动中,县委驻南关工作队长杨守仁,轻信馋言以“殴打贫下中农”罪,将大队公安员王来礼报公安局被捕。对此,王凯据理力争,甚至与杨守仁拍桌子翻脸。杨对他说:“你再不和工作队保持一致,小心你的后果。”那个时候“四清”是压倒一切的主流,来势凶猛,工作队说啥就是啥,谁敢说半个“不”字。王凯不畏权势仗义执言,不断向上级反映,要求对王来礼案澄清事实昭雪平反。他的意见引起县委重视,县委派员来调查清楚后,撤走了工作队。王来礼无罪释放。
王凯当南关党支部书记经历中曾有两次离岗缷任,很快又两次受命于危难之时。一次是1959年他从南关书记的位置上,被调任铁家会公社综合加工厂书记兼厂长,第二次是“文革”中被打倒两年后,又“官复原职”。
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王凯告别了他创办的公社综合厂,再挑南关党支部书记重担。
那时的南关:人均口粮由1958年的360斤下降到1960年的180斤毛粮;17个小队中仅3个小队日工分可分3、4毛钱,其余小队拉平的、倒分红的。青黄不接时,村民瓮无粮,锅无米。地里的野菜挑(挖)完了,杨树、柳树的头砍秃了,榆树皮剥光了,河滩的蒲根刨尽了。饥荒像恶魔严重威胁着人们,患浮肿病的社员与日俱增,人心惶惶。
王凯一颗拯救饥荒的火热的心在熊熊燃烧。他以救济粮救济款的分配为契机整顿班子,坚持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严于律己作表率,使人心很快得到了安抚;他走家串户一方面做好宣传,将群众团结起来共渡难关,一方面调查群众所缺口粮,积极向上反映。一位与之较熟的县委领导质问他:“王凯,你南关要求吃救济和大山里的二茄蓝村有啥分别?”也有人说他的这种举动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要他注意。但王凯“我行我素”,他敢于直面县委书记,很快引起了时任县委书记秦廷机的关注,及时来南关大队调查,搭救了饥饿的村民。
造成饥荒既是因为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也是浮夸风酿成的祸根。
1959年,场里的粮食还没打完,公社多次要求各大队在原报产量的基础上再提高产量总数,当时,有别的大队干部因为与上级“顶嘴”说了真话,遭受了不白之冤,甚至被“丢三角”(被几个人围着推来搡去)、被开除党籍。那时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就是统一收购,统一供应(销售),报得多自然征收得就多。浮夸风直到1961年仍然存在。王凯在大是大非面前,面对上级的压力、面对官僚主义的淫威,不顾个人得失,敢讲真话的精神是多么可贵,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他带领群众积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生产自救运动。
1961年,村南叫“甜苣圪垴”的坡上热闹了起来:民兵们赤脚的,光膀的,个个汗流浃背,随着优美的硪声唱和,硕大的硪墩猛地被举起,随即狠狠落下,铿锵的硪声是一代人永远的记忆。
难忘怀——村里破天荒兴建三级高灌站。在电闸启动的那刻,盆口粗的清水喷上山坡。赶来观看的村里人,比在庙场院唱戏还红火:有掬起水往嘴里灌的,有撩划起水耍的,有跟着水往地里跑的,欢呼声、水流声弥漫于田野。历来已久的旱地变成了水浇地,谁不开心!
难忘怀——高灌站的高压电线于1962年延伸进村里,家家户户电灯通明,告别了祖祖辈辈油灯的暗淡岁月。“点灯不用油”的神话,活生生地变成现实。
难忘怀——风趣的老人,拿旱烟锅在电灯泡上对烟,开怀戏谑:王凯的灯光明亮不能对烟。
难忘怀——高灌站一级钵的蓄水池,是娃娃们打江水的好去处。夏日中午,村上的小小们光着屁股,扑通扑通跳进水中,戏逗、搏浪。从此,南关一代孩儿们有了敢于下水、勇于冲浪的底气。人们感叹,党支部、王凯真的给人们干了一件大好事。
他引进良种,推广了“金皇后”玉米种植;推广了氮氨化肥施用;扩渠修田增加水地,粮食产量稳步回升;开办砖瓦场,集体经济有了发展;推广绵羊改良技术;展开声势空前的绿化,绿化工作被评为全县先进......在他的带领下,各项成绩斐然。原士林被繁峙县人民政府授予“林业状元”;农民绵改技术员王十娃,出席全国青年群英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王凯一贯重视南关的教育,困难时期千方百计挤出资金补修学校,还免费吸收了杏园村的学生来读完小;全村300多名学生无一人辍学。1962年升初中已成为全社会的难题,是王凯焦头烂额地奔波求助,才成立了南关“农中”,解决了本村和十里八乡学生念初中的困难。他真是棵遮风避雨奉献荫凉的大树呀!
七
正当南关风生水起、百废待兴的时刻,与他同庚的妻子于1963年撒手人寰。那时他的长女出嫁了,在家的四个儿女大的16岁,小的18个月,沉重繁杂的家庭重担落在42岁的王凯身上。这时面对集体与家庭的王凯该怎样抉择?假如他缷职,无可非议;若当个“摔手掌柜”,靠嘴巴遥控工作,也没有一人会说“不”字。但他始终以大局为重,克服重重困难,本本分分地践行着一个党支部书记的职责。
王凯丧妻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他早早起来做好全家一天的饭,尔后由二女儿照料家里。外出开会,或在抢锄的季节,就请岳母来帮忙。村里一切会议开在晚上,参加开会的人来的迟,散会后又不走,他回到家里已是深夜。热在锅里的饭,早就凉了,他顾不上吃,摸着一个一个熟睡的娃娃们的头;他翻出二儿的裤子,对着灯捉虱子,摇头长叹:“没娘的孩儿……”
王凯,命运多舛:8岁丧母,16岁爹去世,中年丧妻,老年丧女,人生大不幸他都饱尝了。一次做早饭,蹲在灶火前做饭的他不停地一把一把擦着泪水,发现儿子看他,他调转了头,怕儿子伤心。
长子培林初中毕业后,有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王凯有意给儿子找对象成家,对他已故的妻子好歹也有个交代。1968年,在苏联陈兵百万于祖国北疆的关键时候,他毅然送儿参军,彰显了他博大的爱国情怀。
王凯1966年被打倒,这是他第二次从书记职务上下来。1969年秋,他再次出任村干部,不久又挑起了党支部书记的重任。当时的南关:闹派性,涣散,落后。大队办公室仅有一条杨木板凳,一头无腿架在铁炉上。县武装部李福部长见状愤懑而去。王凯不记“文革”中所遭受的委屈,不记前嫌,雄心勃勃准备重振“家业”,凭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大公无私的精神,他很快排除了乱、散的状态,稳定了大局。按规定,大队干部每年补助430个工,可他和社员一样,坚持回小队劳动记工分,干一天记一天工分,放弃补助待遇。这看起来似乎简单,但真正坚持下去并不容易。当时许多大队的干部,甚至一些小队长都成了“摔手掌柜”,他们衣裳穿得棱铮铮的,没有一星土毛毛儿点儿,迈着消闲的步子,悠哉、悠哉,到头来什么也少不了,严重脱离了群众。所以上级大喊“干部参加劳动”,真正做到者却寥廖无几,王凯却做到了“不用扬鞭自奋蹄。”
无论是在三年的困难时期,无论是家庭的不幸遭遇,还是养儿育女的艰苦岁月,他始终拒腐蚀洁身自好。他的一位儿女亲家以为王凯是个“官”,但自女儿和他儿子结婚后方知王凯家里“穷得只有炕板石了。”王凯自律自戒,甘守清贫的心灵是那么清纯,这也是他“一声喊到底”众心所向的根源所在。
他宽广的胸怀还在于培养青年。合作化期时,组织安排他去培训,意在提拔他为国家干部,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而他却向组织推荐了他的助手村干张鹏。当年和他一起共建初级社的姚迎西,已当上乡干部,领工资吃供应粮,而他还在村里。是他没能力吗?不是。他是基层最具实力的青年干部。是组织考察不合格吗?不是。时任县委书记的王珍曾登门请贤。他几次放弃提干的机会固然有多个原因,但对这片黄土地,对南关父老乡亲深情的爱是他留下来的主要原因。
王凯“文革”中复出后,他把许多青年推到了小队长或大队干部的位置上,让他们成为南关的有生力量。那时,我被老书记推荐为生产小队副队长、大队科研队队长、“革委会”副主任。我与他接触的机会多了,逐渐了解了王凯,他想的、说的、做的一门心思是南关、是集体,是群众。他认识、处理问题的观点与方法,甚至一言一行都潜移默化使我受到了教育。
南关需要像王凯一样有浓烈“乡愁”情感的儿女,无论守村的、在外的,都豪情满怀共织“南关梦”,这是时代的呼唤,是家国情怀的升华,更是我们后人的责任担当。
我的祖籍是阜平县,解放前祖辈逃荒来到南关,至今五代人在这里休养生息。和我家一样从河北和别地而来的有40多户200余人,同样的感受是:南关没有宗族大户的压制,没有“飘零小户”的自卑,这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形成这样的良好环境,彰显的是村民的豁达,也有党支部以及老书记的良苦用心和博大胸怀。
当了20多年“一把手”的王凯,因身体原因当副职负责砖场,他甘为助手,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能上能下的思想与作风是干部队伍的一面镜子。
1985年,64岁的王凯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王凯的一生平凡而伟大。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有过遭受磨难与不幸的时光,但无论是顺是逆,是喜是悲,这位普通的农民,黄土地的好儿子,村民爱戴的好书记,他的心里始终奔涌着热血、慷慨与激昂。他一生清贫,而给南关留下的精神财富雄厚无量。他的儿女秉承父嘱,自强自立,勤劳致富,为父亲的名字增添了光彩。长子培林军旅20余年,从战士成长为军官,荣立三等功两次,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王凯出殡那天,村民们为这位好支书送行的场面悲壮感人。36年过去了,人们怀念着他而且将继续怀念下去。南关召开隆重会议,缅怀王凯对南关的卓越贡献,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学习王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他的精神就像村中那棵大榆树一样,深深植根于老百姓的心中。
2021年7月2日于忻州
文字编辑:杨荣 图文编辑:侯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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