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在《张迁碑》的13个“有”字当中,上面这个字是少数有败笔的。
从总体上看,这个字采用了一种倾斜的结构布局,也就是整个字的重心有向右倾倒的趋势。
本来这种布局,从调剂字形呆板、强化视觉冲击力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思路,但是这种倾斜的布局必须坚守住一个底线,那就是在局部倾斜的情况下,这个字的总体格局仍必须保持某种形式的稳定,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重心的稳固——重心不稳而能成字,那是行、草书常用的布局方式,因为相比于隶书这样字字独立的正书体,行、草书更强调字与字之间的联系呼应,一个重心倾斜的字完全可以通过与其他字的再次组合而造成新的章法平衡。
但是,这样的平衡术,至少我没有从《张迁碑》的这个“有”字和相邻字形的关系中看出来。
对比一下我们在第六课中写过的那个“张”字,显然这个字在“弓”与“长”的主次关系上跟前一个字采用了相反的布局:
今天这一课真正的难题就是这个“良”字。而“良”字的难题又集中在,它的左竖为什么被断成了上图所示的①与②两个短笔画。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翻检了伊秉绶、何绍基、梁启超、邓散木、林散之和康殷六位书法家的临本。很有意思,在这六家当中,只有康殷先生的临本是忠实地照临了上面这个字形:
(康殷临本)
单从字形审美的角度上说,因为笔画①向下出头,压迫了下面的空间,导致它与笔画②始终处于挤压和冲突当中,很难布置。
所以我们看到,伊秉绶、邓散木和林散之三位书法家的临本都没有照临上面这个字形,而是把①与②重新打通成为一笔来书写的:
(上图从左到右,依次是伊秉绶、邓散木和林散之的临本)
虽然这样写解决了笔画①与②相互冲撞的问题,字形也是正确的,但我仍坚持认为这种临写的理解思路并不妥当。更为合理的临写应该像何绍基和梁启超这样:
(左图为何绍基临本,右图为梁启超临本)
上面两位书法家的临本,其最主要的共识是,他们都把①与②拆做了两笔来写,并且笔画①是不能——注意,不是“不”,而是“不能”——向下出头的。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貌似奇怪的字形的来历。
上图中的两个字形是“良”字的古形。左边一个是甲骨文字形而右边的一个是《说文解字》中保存的小篆字形。
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解释左边的这个甲骨文字形说,它的上下曲线象征着器皿的倒入口与倒出口,而中间的方框则是量器的简笔画。所以“良”的本义其实与“测量”之“量”是相通的。
小篆对“良”的甲骨文字形做了抽象化的改进。《说文解字》曰“从畐省,亡声”,变成了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对比《张迁碑》中的那个“良”字,其实它就是篆文的隶写而已。因此中间那个看起来像“曰”的部分,左竖是不应该被向下写出头的。
篆形隶写,是《张迁碑》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书写中使用相当的频繁,因此我不赞成把《张迁碑》中的这个“良”字理解为今形,而更强向于写作古形。
最后,附上我临写的“良”字:
这个“善”字,字形有些冷僻。但请不要轻率地认定它是一个错别字。在《说文解字》当中,保存了 “善”字的篆文写法:
这是一个由“羊”和“言”组成的上下结构的字。我们都知道,篆字隶变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把篆文的曲线拉平融合为隶书的直线。要是照这个思路来隶定,“善”字当中就会叠床架屋地出现许多横画,比如马王堆帛书中保存的这两个“善”字:
这两个字形既不美观,也不利于加快书写速度,所以就在马王堆帛书当中便已经出现了省简的写法,具体地说,就是减少“口”之上的横画数目:
这个字已经将横画简省到了四笔。但古人的习惯是以三为多为众,将四笔简省为三笔,其实仍然足以代表很多横画。这便是《张迁碑》这个“善”字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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