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在谈到“珪”这个字的时候说，“古文从玉（中略），小篆重土而省玉”。这意味着《张迁碑》里的这个“珪”字本于比小篆更古早的字形。
可奇怪的是，《说文》明明说“珪”字的右边是两个叠放的“土”，而邓散木、何绍基两位先生的临本都把它写作了一竖带四横：
（左起图一为邓散木临本，图二为何绍基临本）
究竟这样临写《张迁碑》对不对，《张迁碑》原作者在书丹的时候是否也把“圭”写作一竖带四横呢？我个人对此很有保留。让我们从组成“圭”字的部件“土”开始来分析这个问题：
上面是汉代碑刻与简帛书中常见的“土”字形，抽绎一下这些字形的共同特点，大概是这样的：
“土” 的上横弧线下卧，而下横弧线上拱，两横往中宫挤压的目的为了要限制字形的纵向伸展，在此基础上只需把横向的波势写得长一点，这个“土”自然会呈现出隶体经典的扁方字形。
把这样的两个“土”叠加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因为笔画①（即上“土”的下横）弧线上拱，而笔画②（即下“土”的上横）弧线下卧，导致这两个笔画之间出现了一个类似于眼睛的空档。写出来就是这样：
并且，由于上下两“土”的竖笔不是一气呵成，所以连起来的时候笔势是不连贯的，总体呈现为一条不规则的曲线。由此可见：眼睛状的空隙和不连贯的竖笔是我们判断“圭”字是否采用两“土”叠加写法的两个基本特征。
邓散木与何绍基之所以不采用叠加两“土”来写“圭”字，是因为《张迁碑》中的那个字形在第二个特征即不连贯的竖笔这一点上表现得不很明显。
但是从拓片上看，它的第一个特征即眼镜状的空隙仍然是清晰可见的：
因此，我不赞成把拓片中的“圭”临作一竖带四横，这不但不符合字形原本的笔势，同时也不符合文字的造字原理。
最后附上我临写的“珪”字：
打从我开始临写《张迁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琢磨：究竟书写这块碑的是一个什么水平的作者呢？
之所以有这样的疑惑而不是笃定原碑作者必是大手笔的书家，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于”字。
纵观汉代的碑刻与简帛书，“于”字的写法主要有三种：
《张迁碑》一共写了9个“于”字，只有第一个“于”也就是我们正在分析的这一个采用了字形③，而后来的8个“于”一律写作字形②。
有意思的是，恰是第一个“于”，它的字形是有瑕疵的。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作者按照字形③写了一个“于”之后，感觉不满意，于是在后续的书写中做了应急调整，换用字形②继续书写。
假如这是当初书丹的实际状况，那就说明原作者对字形③的理解和书写不甚有把握，所以他需要更换字形来规避后续书写中出现败笔的风险。显然，这不是一个大家作手应有的创作风范。
那么，《张迁碑》的作者书写字形③的瑕疵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以下面两个字为参照，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两个“于”字的共同特征是，箭头所示的这一笔弧线比较明显，向右占据的空间比较多，为了与它避让，不得不把右侧的“人”和“二”适度收敛，避免冲撞。
《史晨碑》和《华山庙碑》都是我从前写得比较熟的碑帖，因此，我最初临写《张迁碑》的那个“于”，也带出了跟上面的字形相类似的特征，像这样：
但很显然，这跟原碑中的字形是有区别的。原碑的字形，笔画①的弧线并没有明显向右突出，这意味着这一笔的右侧将会空出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需要由别的笔画来填补。
作者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向左延长笔画②。可是书写笔画②的时候，第一它与上面的笔画距离太近，造成很强的压迫感，第二它的长度破坏了字形整体的和谐，如果写成下面这样，情况也许会有改观：
综上，从《张迁碑》的这个“于”字来看，我们只能说它在《史晨碑》和《华山庙碑》的字形之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结字的思路，但这种思路在原碑中的表现并不成熟，我们在取法的时候不得不有所扬弃。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