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考核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抓手。随着国家治理更加系统化,各地治理从过去强调中心目标“切换”到现在统筹多重目标,高度统筹性成为基层治理模式转型的特点之一。然而,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在此治理转型过程中,基层承担的各项任务越发繁重,治理模式转型进度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出现目标打架、多头重复下达、层层加码等乱象。
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要做好目标统筹工作,不断提升目标管理能力,为基层赋权并提供能力保障。
“既要、又要、还要”,基层任务繁重复杂
同一家能源企业,因全力完成保供任务受到当地能源部门多次表扬,但又因为违规增产被安全监察部门通报批评,被处以巨额罚款……不久前,北方某省一位能源领域工作人员向半月谈记者讲述了他的困惑:无论是保供应还是保安全,都不允许出一丝差错;但现实问题是,面对去年四季度新增的保供任务,不违规超能力生产,就完不成增产任务。
“从各个部门看,每项政策都有道理,但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多项政策齐头并进,各项指标全部刚性考核,有的目标之间相互冲突,基层很难执行,有时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位工作人员说。
从过去追求高速增长,到现在追求高质量发展,我国正进入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发展阶段。在“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目标下,基层面临“一难、两难、多难”等复杂局面,又因实际能力与目标要求不匹配,出现诸多不适应表现。
据了解,来源多重、头绪繁多、压力多元的工作任务,导致基层精力分散,难以聚焦于主要业务。
西部一位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说,防疫期间,既要填报涉疫地区来返人员数据等各类表格,又要紧盯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还要分心于日常各类名目繁多的督查、检查、考核。基层干部特别是社区工作人员应接不暇。
“上级部门下发大量任务,全压在街道和居委会身上,我们除了无法提供医疗服务外,居民买菜、看病、吃药……几乎所有大小事情都要处理解决,上面却没有派下来多少人力援助。”这位工作人员说,人员短缺问题普遍存在,部分街道、社区依靠仅有的几名全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勉强维持秩序,身心面临巨大考验。
层层加码、动辄调度,加重基层负担
半月谈记者发现,从强调中心目标到统筹多重目标的治理转型背景下,一些不合理的治理方式进一步加重了基层负担。
——硬性目标,层层加码。中部某县一名担任了16年党总支书记的村干部说,他现在最发愁的是推动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文件精神要求群众自愿接种,但有的部门又要求百分百完成。有村干部背着百岁老人去接种疫苗,老人的孩子站在身后喊:“俺娘打针出一点意外,你可负责?”
又比如,受疫情影响,部分村民出门打工受阻,光靠种地和打零工收入不足,手头紧,不愿缴纳社保医保养老保险。但上级政府对相关数据提出95%的底线指标。
——频频使用调度评比。为了应对不断增多的考核目标,定期开展调度评比成为重要的治理手段。然而,有基层干部反映,调度评比有过多过滥的倾向,除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等重要任务外,大量琐碎小事也被纳入其中。
南方一位村干部说,前不久镇长开会布置工作,大大小小总共13项,而且全都要调度评比。“连殡葬火化工作也要调度,县里调度镇里,镇里调度村里,村里一个月没人去世竟然还要表态发言。”
——任务下放多,权限下放少。要实现多重目标,需要赋予基层更多自主权力。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4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到,依法授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强化其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
然而,不少基层干部表示,面对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目前基层只能被动执行,面对不同部门下发的重复任务,很难快速有效地向上级部门反映,即使反映了,上级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壁垒也不是基层可以推动解决的。
——遇难题就让“做做工作吧”。干部工资发不了?做做工作吧!项目缺钱申请经费?做做工作吧!遇到群众上访?做做工作吧!不少问题需要上级部门协调解决的时候,“做做工作”就成为重要说辞。
“领导没说不支持,总是先让你做做工作,如果事情还是没解决,那就是工作没做到位。”北方一名乡镇干部说,这两年基层防疫任务陡增,上级下放的任务增加,但发放的资金补助减少。他跟上级部门申请增加公益性岗位,以缓解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却只得到“做做同志们的工作吧”这句话。
强化目标统筹,加大基层保障
大别山区一位副县级干部表示,发展产业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乡村振兴由乡村振兴局统筹,产业发展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这两个部门是平级单位,如果上面协调不一致,下面就很难推进工作。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邹东升认为,面对新旧治理模式转变,各地应提升目标管理能力,纠正目标考核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整治多头重复下达目标等乱象。
一方面,上级要先统筹好多重考核目标,科学下达,精准实施。其中,既要统筹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执行关系,也要统筹部门之间的横向协作关系。各部门间建立目标统筹和研讨机制,克服“部门主义”“本位主义”,避免目标打架、多头重复、层层加码等情况。
另一方面,加大对基层的赋权和能力保障,结合实际,强化基层组织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
(本文刊于《半月谈》2022年第8期, 记者:梁晓飞 杨玉华 吴燕霞 王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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