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中原却惧怕水患?

据考古文物显示,商族最初起源于东北地区,属于游牧部族，为了追逐生存资源南下中原。

中原地带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非常适宜农业生产和大规模定居。但也存在明显弊端,那就是水患频发。

按水患说的逻辑,商朝应该是在遭遇水患后被迫背井离乡。

但仔细分析这5次迁都的间隔时间大多都是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跨度,这与黄河的真实泛滥周期存在差距。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商朝定都殷墟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迁都的情况。

但殷墟所处地理位置非常靠近黄河,受到水患影响的可能性同样很高。甚至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殷墟地区确实也出现过水患的情况。

可商王朝并未因此就地迁徙。由此可以看出,水患并不是商朝迁都的决定性因素。

除了水患说,也有人认为商朝频繁迁都是因王位争夺导致。这一说法的代表见解来自史学家司马迁,但同样存在自身难以解释之处。

争王夺位

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总结说,自仲丁以来商朝王位出现混乱。

各王子弟互相攫夺王位,导致商朝国势衰退再复兴的反复循环,这就是所谓的“九世之乱”。

但实际上,“九世之乱”的叙述与商朝真实的王位继承情况存在出入。

根据出土的甲骨文记录,商朝实行“兄终弟及”的制度,即一个君主死后,王位传给同辈中地位最高者;同辈若无合适人选,则传给已故君主的儿子。

这种制度在当时并不罕见,体现了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记录显示,每次王位交接并未出现政权中断或两个政权相争的情况。

而且整个迁徙过程秩序井然,搬迁之后,商朝的统治依然稳固,国力也在不断壮大。可见,王位竞争也并未给商朝政权带来什么实质性影响。

那么商朝迁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考古发现终于揭晓了这段历史的谜底。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商朝各历史时期的迁都地区,军事活动和武器的分布数量存在明显差异。

在早商时期的遗址如二里头、二里岗等地中,兵器在所有青铜器中的分布比例很低,仅占出土文物总数的15%左右。

这表明早商时期军事活动相对较少。

青铜兵器主要集中在礼器中的剑、戈、戟、钺等冷兵器上,数量很少。而大量的青铜礼器如鼎、簋、盉等,主要用于宗教祭祀活动。

从这些文物的功能分布可以看出,早商时期更侧重和平发展,军事武力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占权重还很小。

在中期时有河亶甲迁都至相后,商朝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包括征伐班方等地,国力也开始逐步增强。

这一时期的都城遗址中,兵器的数量也有所增加。

根据出土文物分析,中期各都城兵器约占青铜器总量的20%左右，数量是早商时期的1.5倍。形制也更加齐全,出现了大量車马器械以及青铜戈戟兵刃。

这标志着军队规模在不断扩大,军事组织更加完备。

中期时商朝国力增强,也开始频繁发动对外用兵来谋求财富和领土。

在商朝所有的都城遗址中,殷墟出土的兵器数量最大。统计数据显示,兵器在殷墟占所有青铜器的比例高达80%,完全颠覆了早商时期的分布结构。

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矛、戟、铲、钺以及马匹器械等兵器，甚至还有世界上最早的铁兵器。这无疑预示着殷商武力达到鼎盛时期,频繁大规模对外用兵。

而且殷墟地区不仅武器分布密集,还发现了大量不同种族的人种。这其中既有远道而来的高加索种白人,也有亚洲黄种人,甚至还有远在太平洋的黑种人。

这说明,殷墟时代商朝疆域不断扩大,不同地区的人口涌入都城。

可以断定,商朝通过连续不断的军事征服,大大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殷墟的强盛正是这一策略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商朝停止迁徙之后,都城一直定在殷墟。之所以不再搬迁,并非环境已臻完美,而是因为东方的军事威胁尚未解除。

考古发现,在殷墟时代晚期,商朝用兵的主要方向依然是东方的东夷、淮夷等地。

由此可见,选址殷墟也是出于军事战略考量,用于牵制东方敌人。

可以说,频繁迁都正是商朝这个军事帝国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它既服务于商族自身的壮大,也推动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所以,商朝的迁都之路,是我国历史进步的生动见证,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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