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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旧家书
深圳 钟常贵
前些日子，我从观澜桂花村搬到东王围岗头村， 最大的收获是拾得一封失存多年的家书。当时我的心情可用如获至宝这个词来形容。那是十年前堂姐夫写给我的信，后经数次租房搬迁丢失了不少珍贵的物品，以致成为我漂泊人生中的一大憾事。重读这封家信，感觉却不一样！虽然信纸已经泛黄，但字迹依稀可辨。
贤弟，你好！信已收悉，由于近段事务繁忙，迟复为歉！ 悉知你在深圳的情况，我们也放心了。.暑假一晤，又快半年，这些日子里，我每常想起与你在一起的那些时光。我们去过龙华、观澜很多地方，使我大开眼界，也使我对龙华有了更新的认识。
此前，在龙华牛地铺打工的几个乡友遭遇厂方倒闭，邀我替他们前来讨要工资，那是我第一次与龙华结缘。实话说，当时的情况，我感到有些棘手，因为厂方老板夹款潜逃，我只好一边安慰他们，一边与政府有关人员周旋，正在我处于焦头烂额时，忽然接到劳动站打来的电话。
工作人员传达了有关处理意见，并且嘱咐我转告工友们不用担心，天塌下来有政府撑着。一席话，使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后来，由劳动站亲自出面将厂方的10台机器及货车一并做了拍卖，补发了全体员工的工资。
贤弟，现在你成为深圳教育战线上的一名教师，我应当为你感到骄傲。希望你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充分施展你的才华。
数年来，你通过自己顽强地拼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而且连续几年评为先进工作者。繁忙的教学之余，你还坚持教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并且以文学作品的资质加入了市作家协会。
这一切对于一个顺风顺水的社会精英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可你从小没有父亲，高中毕业后又过早地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尤其是家庭遭遇变故。
在如此负重的艰难处境下，你只身一人赴深圳打工。那阵子我听你说过：为躲避查房，蹲过鬼屋，扛过石头。由于营养不良，数次晕倒在山脚下那块工地上。
穷则思变，你终于挺过来了。你的经历便是一部书，一个催人泪下的传奇故事。
读罢姐夫的来信，历历往事如在眼前，既有拼搏的辛酸也有成功的喜悦。二十年，就历史的长河来说不算很长，可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却是十分珍贵的，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间”已献给了深圳，虽然我的物质生活并不怎么宽裕，但是我的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每天我生活在一群孩子们中间，感觉自己越活越年轻！
想起张站长他们
我在龙华工作了二十年，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间献给了龙华。 这段岁月，把我与许多人事联系到了一起，这样的人事当中，就有观澜文化站的张站长以及我和他所产生的交集，还有贵州姑娘阿慧和我妻子间的姊妹情。想起他们，我就象听到了时间之海惊涛拍岸的声音。
常言道：花靠叶饰，鱼靠水养。一个人无论本事再大，还是离不开家庭、社会的帮助。想起自己初来深圳时，先去的是一处工地。女儿那年还不满3岁，儿子还没有出生。妻子想出来打工，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你现在怀有身孕，走路都很吃力，别提进厂做事了。”
妻子脾气倔，她非得要出来，这可使我为难。她说先试一试，找个临时工做一做，想什么时候走都可以。
电话里我要娘劝她留在家，娘说，她出去透透气也好。我说：“娘，孩子现在还小，需要她在家照顾。你老人家又年迈体弱，叫我如何放心得下呢？”娘叹了口气，说：“如今村里年轻人哪一个不在外面？”又说：“前天晚上，你女娃从村西头回来，手里攥着一把嚼剩的甘蔗皮，我忙叫她扔了，可是孩子哭着仍往小嘴里塞。你婆娘忍不住打了小女儿一巴掌，打完了，又觉得特别后悔，母女俩后来抱着哭作一团。”
后来妻子跟村上一伙人来到龙华，也许她怕我埋怨，到了竟然也没有给我打电话。直至她在民治一家制衣厂做了“临时工”几天之后才对我说破。
那些日子我们夫妻俩节衣缩食，只为在家乡建座房子，让婆孙们宽绰一些。后来妻子预产期到了，便辞了工又回到家里。没过几天我也离开了那个工地来到观澜。“五一”前夕，我凭着自己的实力进观澜文化站做了一名采编，总算有了个落脚点。
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我总是对妻子说，这里一切都好，不用担心！其实每个单位都有纷扰，文化站新来的站长与老站长时常发生意见分歧，吹胡子瞪眼睛的事儿见怪不怪。遇到这种情况，我尴尬之余不得不在他们中间“和稀泥”。
我进站的第二年，妻子又从湖南老家来观澜。一时间找不到工作，我正为此发愁时，张站长觉察到了我的心思，问我妻子的工作有没有着落？
我硬着头皮说：“站长，我们站里能安排一个清洁工吗？清扫厕所卫生还可以兼管投影场顾客的车辆。”
张站长迟疑了一会儿说：“这个办法自然是好，可我们是事业单位，工资来源都得靠政府拨款，不过你提的意见我可以考虑。”
第二天一早，张站长便对我说：“我把你的意见跟老胡商量了一下，他认为可以。我看就这样吧，既然你们是夫妻，住房就不用另外安排了。至于你妻子的工资嘛，我想就从她看管顾客的车辆和收取厕所小费中获取，收多收少归你妻子管。另外，还由文化站负责化粪池的一切运输费用，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我想这已经是对我最大的体谅了，于是我毫不毫不犹豫地说，好。
一个月在忙碌中很快过去，月底一合计，毛收入也有近三千元，比起进厂要自由，妻子也满意。就这样妻子工作了半年之久，但后来由于站属企业书店、投影场、舞厅等都实行承包，妻子一下没了工作，我也失去了一个月几百元的加班费。我考虑再三，决定另谋职业。
凭着自己多少还有点墨水，加上数年来在刊物发表了不少作品，我在观澜高尔夫球会“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应聘上了人事管理一职，妻子因我而顺风顺水地进了公司。
去高尔夫应聘成功后，我向文化站递交了辞工书。那天张站长郑重地对我说：“小柏，这个事你自己可要掂量好啊，出了这个门，今后要是再想进来就难了呀！”
我说：“站长，谢谢您的关照，您的心意我理解，有空我会常来看您的！”临走时，张站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在高尔夫上班期间，我报考了“广东省自学考试”。一边工作一边自学，通过四年的努力，终于拿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文凭。然而令我遗憾终生的是，虽然我与张站长仅迟尺之隔，但那一别竟是我与他永久的分离。
想不到张站长竟然走得如此匆忙，要不是妻子那一天偶然在逛街时遇到站长夫人，也许直到今天我还以为他仍健在。
那天站长夫人泪眼汪汪地对我妻子说：“站长是得了'肝硬化腹水’，从检查出这个病到去世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站长夫人还对我妻子谈到，她老伴在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我们夫妻在文化站的那些往事。他说很想见我一面，可是又不知道我们是否还在观澜。
妻子悲痛的描述，使我无法原谅自己。那种愧疚，真好像千万颗钢钉直扎我的喉咙。此刻，万分歉疚的我仰望苍天，云海茫茫，月光如冰！站长，你在天堂还好吗？
在高尔夫球会的那些日子，因为妻子的工作关系，我认识了一位叫阿慧的身材高挑的贵州姑娘。
听妻子说，阿慧初来高尔夫那阵子，追求她的男士多得不胜枚举，后来一位加拿大藉华人施先生经过五年“马拉松” 式的软磨硬泡，终于将她拉入了婚姻的殿堂。
阿慧第一次来我家，是在一个持续高温的季节。我的房间特别热，一台“落地式风扇”吹的风也是热乎乎的。我仅仅穿着一件破背心看书，却还是汗流浃背，正当我想出去透透气的当儿，妻子领着阿慧从外面进来了。
妻子介绍毕，彼此打过招呼，阿慧轻声地说：“以后兴许还会给你们添麻烦呢。”
我瞥了眼妻子，瞧着屋里凌乱的摆设，显得有些不自在，阿慧冲我们一笑：“你们千万别把我当外人看！”
说话间，我那个读小学的儿子从外面玩腻了愣头愣脑地闯进来。阿慧见他瘦得像根“芦柴棍”似的，一把将他抱起来转了个圈儿，让孩子叫她阿姨。孩子有些怕生，急忙溜下来躲到妈妈背后喊了声，阿姨好！
阿慧笑容很灿烂，从兜里掏出一个大红包递给孩子。孩子高兴极了，跨前一步谢过。阿慧的到来，使我这间小小的屋子，荡漾着欢快的笑声。
那晚，我们直到把一盘瓜子嗑完了才散。临走时阿慧说：“ 你们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比什么都好！”
在贵湖塘路口橘红色的路灯下，妻子拉着阿慧的手说：“阿慧，你若去了加拿大，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阿慧抬头望望夜空，像是自言自语：“唉，日子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你的儿子长高了很多，不知道我的爹娘身体咋样？上次回家，娘送我到村口一再嘱咐我：'要是想家了，就回家看看。’”
我和妻与她告别时，道了平安，阿慧点了点头，默默地。
回来的路上，妻子黯然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别看阿慧平时那么乐观，其实她的内心深处也有难言之苦！加拿大那么遥远而又陌生，她肯定会挂念亲人的。”
后来通过妻子和阿慧的进一步交往，我看到了阿慧的善良、淳朴。在观澜，她常喜欢跟我妻子一块谈心。外出逛街、吃饭总不忘把妻子拉在身边，在外人看来她们就像一对亲姐妹。虽然她是观澜湖高尔夫球会董事长的内弟媳，可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
现在，阿慧去加拿大已有不少年头。妻和我与她远隔千山万水，默祷她一切都好。
岁月的刻刀已在我青春的容颜上，悄悄地划下无数道沟沟坎坎。来深圳----更确切地说是龙华-----二十年，我付出了不少也收获甚多，而经历的这些往事，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演绎着人生的艰难和欢乐，让我时常萦怀。
钟常贵，教师，现住深圳市观澜街道。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文集《岁月流痕》散文集《心语》等，常有作品获奖。
本期微刊管理团队
责编：陈彩洁
编校：韩佩瑄
制作：李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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