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照滋
(又快到清明节了,因新冠疫情陵园实行闭园管理,暂停祭祀祭扫活动。这是家父生前的一篇旧作,收录在此,缅怀亲人。)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今天是四月四日清明节,按俗应是回家上坟祭祖的,但因路遥而衰老,不能如愿以偿,故坐在家中静思而写,以作纪念。
朱家庄是生我养我的故乡,那个村庄不大,在白云山脚下。整个村庄是一面山坡,沟梁交错,交通不便。向西南行走五里崎岖小路是邻村刘家窑,向东攀越五里山路便是李卜良村,向西五里的道路比较平坦些,通向东沙城,向西北二里多是段家庄村。这个村是我的姥姥家,是我儿时向往的乐土。我一到了姥姥家,舅舅和表兄表弟们,都把我当成贵客,除了吃好的,还领我一块玩,有时玩到天黑也不肯回家。
朱家庄村上缺水,人们每天的生活用水都得到沟底抬。沟里只有一口水井,井口直径有一米多,水深可能够三米多。每天早晨,人们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到沟里抬水。抬水的人都是大人,他们用扁担钩住一只桶,放到井中一插,水灌进了桶里,用力向上一提,便是一桶。再用同样的方法把另一只桶从井中提上来,然后把扁担放在肩上,一头挑一桶,颤颤悠悠地喘着粗气,走进自己的家门。挑一担水是吃力费时的,所以人们都养成了节约用水的习惯。
朱家庄土地贫瘠,人们的生活都很穷,住的都是土窑,仅有几户有钱人家住的是四合院砖瓦房,但也很“土”。村上只有一家磨豆腐的,也是很少有人问津。春天人们都忙着整理土地,翻地下种;夏天早出晚归,锄耧谷黍、山药豆类;秋天都抢着收割庄稼,直到地冻了,人们才有些消闲时光。
这时,村上有几个读过“四书”的老者,或从外村请上几个文老先生,收上几个书童,坐在一间小屋里,摇头晃脑地念些《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启蒙书,这在当时的小孩们算是最高的文化享受了。
当我九岁上学的时候,村上也有了学校了。教室是几间破庙,先生是外地派来的,课本只有《国语》和《算术》两种,高低年级混在一个教室里,先生也很少上课,教室里的叫嚷声吵得使人头痛。到了下午放学前,先生坐在讲桌前,让学生一个一个地背课文,谁要背错或背不下来,轻者罚站,重者打“手心”。学生们个个胆颤心惊,都怕先生打板子。
我的故乡有一百多户人家,大多数是李姓和张姓。全村的土地面积倒不少,大多数都是下籽不收粮的山坡地,偶有几亩河湾淤地,也都被几家有钱人独占着。庄户人家都把土地看作命根子,一到春天解冻时,就都到地里忙开了:有的翻埂整堰,有的修堤挖渠,有的挖草根碎土块,有的赶着毛驴往地里驮粪……盘算着这块地去年是种着谷子,今年要种豆子和山药,那块地去年是种绿豆,今年要种谷子和黍子……每到立夏到小满之间,家家户户都早起晚睡地忙着下种,尤其遇上下雨时节,人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有牲口的人家套上牲口拉耧或犁下种掩籽,没牲口的人家只好人拉耧或犁抢种了。
当禾苗长到一寸左右,又都忙着夏锄了,地少的人家锄完了自家的,要去给别人家打工帮锄,目的是吃顿饭挣些小米养活家中老小。锄地这种活是比较辛苦的,每天早上太阳没露头(大约是四点多不到五点钟)一直锄到下午太阳落山后,(大约七点半到八点)才收工,中午在地头吃点饭,稍休息一会就干活了,一天劳动十四五个钟头。锄山药豆类比较快,因为只锄不间苗,一天一人能锄三四亩。锄谷子就比较慢了,因为谷子在播种时下种比较稠,在锄的时候要定苗,坡地一尺远苗一株,平地里八九寸苗一株。一个人一次锄三垄子(一耧宽),又要间苗,又要拔草,又要松土,而且留下的脚印必须呈三角形的,不能在地上随便乱踩。一天从早蹲到晚,一人顶多锄二亩多地,到晚上回家时,锄地的人都是弯着腰,拐着腿往家走。
锄地这种活,对农民来说也是一种技术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干得了的,要想锄好地,穷人家的孩子在八九岁时,就跟着大人们开始学徒了。锄地最难熬的是中午时间,毒辣辣的太阳照在光膀人身上,汗流浃背,口渴难忍,腰酸腿疼臂发困,锄不到地头不收工。唐朝诗人李绅写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有名诗句,正体现了农民锄地的艰辛和奉劝人们要爱惜粮食啊!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每到秋分时节,人们又掀起了一个繁忙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