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照滋
（又快到清明节了，因新冠疫情陵园实行闭园管理，暂停祭祀祭扫活动。这是家父生前的一篇旧作，收录在此，缅怀亲人。）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今天是四月四日清明节，按俗应是回家上坟祭祖的，但因路遥而衰老，不能如愿以偿，故坐在家中静思而写，以作纪念。
朱家庄是生我养我的故乡，那个村庄不大，在白云山脚下。整个村庄是一面山坡，沟梁交错，交通不便。向西南行走五里崎岖小路是邻村刘家窑，向东攀越五里山路便是李卜良村，向西五里的道路比较平坦些，通向东沙城，向西北二里多是段家庄村。这个村是我的姥姥家，是我儿时向往的乐土。我一到了姥姥家，舅舅和表兄表弟们，都把我当成贵客，除了吃好的，还领我一块玩，有时玩到天黑也不肯回家。
朱家庄村上缺水，人们每天的生活用水都得到沟底抬。沟里只有一口水井，井口直径有一米多，水深可能够三米多。每天早晨，人们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到沟里抬水。抬水的人都是大人，他们用扁担钩住一只桶，放到井中一插，水灌进了桶里，用力向上一提，便是一桶。再用同样的方法把另一只桶从井中提上来，然后把扁担放在肩上，一头挑一桶，颤颤悠悠地喘着粗气，走进自己的家门。挑一担水是吃力费时的，所以人们都养成了节约用水的习惯。
朱家庄土地贫瘠，人们的生活都很穷，住的都是土窑，仅有几户有钱人家住的是四合院砖瓦房，但也很“土”。村上只有一家磨豆腐的，也是很少有人问津。春天人们都忙着整理土地，翻地下种；夏天早出晚归，锄耧谷黍、山药豆类；秋天都抢着收割庄稼，直到地冻了，人们才有些消闲时光。
这时，村上有几个读过“四书”的老者，或从外村请上几个文老先生，收上几个书童，坐在一间小屋里，摇头晃脑地念些《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启蒙书，这在当时的小孩们算是最高的文化享受了。
当我九岁上学的时候，村上也有了学校了。教室是几间破庙，先生是外地派来的，课本只有《国语》和《算术》两种，高低年级混在一个教室里，先生也很少上课，教室里的叫嚷声吵得使人头痛。到了下午放学前，先生坐在讲桌前，让学生一个一个地背课文，谁要背错或背不下来，轻者罚站，重者打“手心”。学生们个个胆颤心惊，都怕先生打板子。
我的故乡有一百多户人家，大多数是李姓和张姓。全村的土地面积倒不少，大多数都是下籽不收粮的山坡地，偶有几亩河湾淤地，也都被几家有钱人独占着。庄户人家都把土地看作命根子，一到春天解冻时，就都到地里忙开了：有的翻埂整堰，有的修堤挖渠，有的挖草根碎土块，有的赶着毛驴往地里驮粪……盘算着这块地去年是种着谷子，今年要种豆子和山药，那块地去年是种绿豆，今年要种谷子和黍子……每到立夏到小满之间，家家户户都早起晚睡地忙着下种，尤其遇上下雨时节，人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有牲口的人家套上牲口拉耧或犁下种掩籽，没牲口的人家只好人拉耧或犁抢种了。
当禾苗长到一寸左右，又都忙着夏锄了，地少的人家锄完了自家的，要去给别人家打工帮锄，目的是吃顿饭挣些小米养活家中老小。锄地这种活是比较辛苦的，每天早上太阳没露头（大约是四点多不到五点钟）一直锄到下午太阳落山后，（大约七点半到八点）才收工，中午在地头吃点饭，稍休息一会就干活了，一天劳动十四五个钟头。锄山药豆类比较快，因为只锄不间苗，一天一人能锄三四亩。锄谷子就比较慢了，因为谷子在播种时下种比较稠，在锄的时候要定苗，坡地一尺远苗一株，平地里八九寸苗一株。一个人一次锄三垄子（一耧宽），又要间苗，又要拔草，又要松土，而且留下的脚印必须呈三角形的，不能在地上随便乱踩。一天从早蹲到晚，一人顶多锄二亩多地，到晚上回家时，锄地的人都是弯着腰，拐着腿往家走。
锄地这种活，对农民来说也是一种技术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干得了的，要想锄好地，穷人家的孩子在八九岁时，就跟着大人们开始学徒了。锄地最难熬的是中午时间，毒辣辣的太阳照在光膀人身上，汗流浃背，口渴难忍，腰酸腿疼臂发困，锄不到地头不收工。唐朝诗人李绅写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有名诗句，正体现了农民锄地的艰辛和奉劝人们要爱惜粮食啊！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每到秋分时节，人们又掀起了一个繁忙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