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不是个注重物质享受的人，至今对吃喝穿戴都无所谓。读小学时候，每次家里给我买新衣服，都要狠骂一顿，我才肯穿了去学校。我总觉得穿新衣服硬挺发亮，折缝笔直，走路紧张，行动拘谨，显得很傻。后来母亲有了经验，每次买新衣服，先过水洗一遍，再让我穿，我就老实许多。
至于吃饭，我更不在乎。小学中学时，粮食每月定量27斤半，粗粮为多，细粮为少，而且每家每月3两炒菜油。北京人大饼卷大葱，就可以做一顿饭。我家本是江南人，顿顿没有炒菜不成餐，祖母和舅婆婆为了炒菜油，每天唠叨，有时甚至落泪。我倒从不抱怨，窝头贴饼子，能填饱肚子就行。
那些年，智慧的中国人创造出许多特别词汇，现在人大概都没怎么听说过。比如双蒸馒头，就是一笼馒头蒸好之后，不揭盖，重新再蒸一次。再揭锅时，馒头显得更大一圈，满足饥饿者的观感。双蒸馒头必须揭锅马上塞进嘴里，稍停几秒，馒头就塌了，看着大，手一捏，巴掌一团而已。另外如高汤，就是开水里加几滴酱油，上桌当汤。讲究些的，切两片葱花，漂在水面。现在青蛙腿，炸蟋蟀，算是美味，我小时候吃这些异味，却非下酒，而是充饥。那时候蟋蟀哪里有油煎，只在炉上烤，细腿时有掉入火焰，还吃不进嘴。
最困难的几年，我和弟弟都十岁出头，身体猛长，特别能吃，母亲每天千方百计，给我们弄吃的，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她就只有自己不吃，只喝高汤，把干粮都留给我们，因此母亲好多年营养不良，全身浮肿。
即使有过如此之多的饥饿经验，到了陕北，插队期间，还是被更惨烈的饥饿所击倒。那个时候，我才懂得，人饿到极点，真会发疯，老想拿把菜刀去杀人。史书记载，陕西大旱，饿孚遍野，乃有李自成揭竿而起，一呼百应，聚众数万，杀富济贫，而后攻城略地，灭了大明天下。到过陕北，就知道那些历史确定属实。
北京学生，初到陕北，柴米油盐，一概全无。所以知青插队，头一年由国家发口粮。我们知青小组，进村第二天，跟随生产队党支书，走15里路，到李渠镇的公社粮站，领取当月米面。当时中国所有粮食都归国家所有，而各地粮库为避免过多运输，都是就近收集储备，然后又就地分发。陕北地方，土地贫瘠，水源缺乏，很难种植稻米或小麦。而为提高产量，填饱肚子，陕北农村多种植高梁玉米一类农作物，小米和黄米也种得不多。略微种一点小麦，只为过年能包顿饺子。所以李渠公社粮库里，也只有这些高梁，玉米，以及小米，黄米之类。
我们头两个月到公社粮站领的粮食，除主要是玉米之外，还领到一点小米和黄米，甚至微量白面。十一个学生综合调剂，每个星期能吃到一顿面条一顿小米饭之类。可是突然之间，公社涌来数百北京学生，全部按月领粮，粮站尚无充足准备，所以三个月后，白面没有了，黄米没有了，小米没有了，只剩下玉米面和高梁面。于是之后连续几个月，我们每月领取到的，只有玉米面和高梁面。我们小组的做饭女生，用这两种面粉搀合起来蒸发糕，玉米面在上，高梁面在下，黄红两色，挺好看，可是很难吃。
如前所述，我从来不在乎吃，开头几天，还说那两色发糕好吃。可是天天吃同一种东西，也就再吃不出好。再过几天，连那发糕的味道也闻不得了。每天下工回到知青窑洞，做饭女生一揭锅，高梁面气味飘散开来，我就忍不住要呕吐。于是赶紧逃跑，宁愿挨饿，也不要吃。我的办法是，到村边躺下歇一阵，等老乡家里婆姨们做好饭，吃到半截时分，我就轮流到各家去，假装说刚吃过饭串串门。人家当然会客气，邀我再吃一口，我假意略略退让，就坐到炕上，骗吃一碗酸菜杂面，虽然吃不饱，但也总算安慰一下肚子，不至饿扁。
好不容易，熬到秋收，可以不吃高梁面，不闻高梁味。我受苦一年，分得总共二百斤毛粮(连皮带壳)，包括两斤小麦，另分27元钱人民币，那就是明年全年我的口粮和生活费，国家给知青的分配口粮就停止了。
为了最大限度地消费那两斤小麦，我跟老乡学会了磨面粉的诀窍：小麦上磨，头一箩扫下来，连带皮壳，收起，暂放一边。第二箩和第三箩面粉，最为精白，细心扫下，另外放开，那是留着过年时候蒸馍包饺子的。然后把头一箩扫下的糙粉，放回经过半磨的余麦，再次上磨，而后便不必再扫，只管不停地磨下去，直到所有麸皮尽数磨碎，再全部收拢。也就是说，三箩之后，连皮带壳，一起当作面粉来吃，半粒小麦都不浪费。
插队几年，我只在村里过过一个春节，就是1969年。那年我们是二月下乡，没多久就过年了。因为刚下乡，一切都稀里糊涂，那次过年没记住什么。可有一件事，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应邀到生产队长家里，因为我们刚从北京来，队长专门烧了一大锅肉请客。吃到一半，我外出上厕所，见队长的儿子站在墙边，手指伸在嘴里，用力扣挖。我以为他病了，过去打问。结果他说，他要吐掉肚子里吃的东西。为什么呢？他说，他吃得太饱了，再也吃不下了。可是他看见桌上的肉，还想吃，所以跑出来，捅嗓子眼，要把肚子里的肉吐空，可以回去再吃。我看着他痛苦的神情，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转身走开。
因为饥饿，我在陕北大山里，学会了捉蛇。陕北的蛇，都是草蛇，无毒，蛇肉吃起来很香的。广东名肴龙虎斗，其中之龙就是蛇。看见蛇之后，动作要轻，手到蛇尾处，对准之后，猛然下手，绝对要快，立刻捏住蛇尾，朝上一提，顺势猛抖几圈。蛇身骨头，一环套一环，这么一甩，所有骨头相扣的环都松开了，那蛇依然活着，却只有头可以翘起一点，身子再卷不起来，所以就咬不成人。捉住一条蛇，拿回去剥皮切块，就是一顿美餐。
有一次，我们生产队里一头牛摔死了，老乡们哭得昏天黑地。到了晚上，我们偷偷摸出村，到死牛跟前。牛是老乡的命，若知道我们居然会吃死牛肉，非把我们砸烂不可，所以我们不敢把整条死牛拉回村，只能割几块肉而已。可惜是第二天再去，发现那死牛已经被山里的狼吃光了。人跟狼争食，经常会失败。
草蛇也吃光了，死牛也吃光了，肚子还是饥饿。我们深更半夜到山上去拔生产队的黑豆，掰生产队的玉米，不敢拿回村去煮，怕被生产队发现，扣我们的工分。所以只能就在山上野地里，点火烧烤。那时候根本来不及先剥豆再烤，常是连茎带豆一块烧，豆茎烧焦，黑豆烧熟，我们就在灰烬里刨出豆子来吃。可惜我们没有从小学会挖野菜摘野果，看见山涯边的许多野菜野果，馋得要命，却不敢挖来摘来吃，怕会中毒。
总而言之，能想到的都想尽了。最后实在无法，只好到邻村老乡家偷鸡。我们再饿也不敢偷本村老乡家的鸡，怎么说心里也过不去，而且偷来之后也不敢烧。鸡汤香味飘出来，谁家丢了鸡，马上就会找上门。偷邻村人的鸡，一时半会发现不了，以为黄鼠狼叼走了，不声张，就过去了。我们北京知青，头脑灵活，学识渊博，很快琢磨出一套理论，行之有效。鸡到晚上，眼睛就瞎了，回窝之后，总喜欢卧到高处。我们去偷鸡时，并不伸手进窝去抓，那会惊动了鸡，扑腾鸣叫起来，被人发现。我们拿一根树枝，慢慢伸进鸡笼，横在鸡的胸前。那鸡感觉到面前有位置更高的树枝，就会跳上去卧下。于是我们轻轻地把树枝抽出鸡窝，只要树枝挪动得稳，那鸡反正看不见，就不会叫。等树枝抽到跟前，万无一失之时，猛下双手，一把捏紧鸡脖子，它就叫不出声了。然后赶紧逃离作案现场，回到村里，饱吃一顿。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家里寄了些钱来，便约了我一起去延安城里改善伙食。那时，延安城里经常发生青年学生争执打斗的事情，北京知青看不起当地学生，可是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也常被当地学生欺负。对此，我和朋友都有准备，他的书包里装了一块砖头，我手拿的报纸里卷着一根木棍。如果遇见情况，对打起来，旁观者只见我们是抡书包，挥报纸，并无刻意伤人的企图。可是我们的报纸，能打断对方的手臂，我们的书包，能砸开对方的脑壳。
没有想到，房漏偏遇下雨天，怕什么就碰上什么。那天我们两人晚饭时分刚一进了城，还没找到饭馆，就在马路上碰见一伙延安城里的中学生。几句话不对，就打起来。虽然不过几个回合，我们的报纸和书包，把那伙土老帽打得抱头鼠窜，可是朋友头上也被砍了一刀。于是顾不得吃饭，先急忙送他到延安市医院。进门的时候，他要我把钱藏在鞋底子里，免得被医院搜出来，要我们付款。
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医生见怪不怪，给朋友缝了几针，打了针消毒以免发炎，给了一包止疼片，要他在病房里休息，让我去付费。我在医院里假装走着，看见几个人在药房前面排队取药，都是些中成药。有两个人一拿到药，坐到墙边，打开就吃，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药丸。我这才看明白，他们是饿极了，开中药填肚子。
见他们嘴里吃东西，我才想起，进城之后，光顾打架，还没吃饭。我急忙回到病房，跟朋友商量怎么办，要不我们也跟医生说说，开点中药吃？最后觉得还是别乱吃中药，顶多要医生开点山楂丸。可是山楂丸是助消化的，越吃不是会越饿了么。想来想去，还是最好到外面去找个饭馆，正经吃顿饭。于是我跟朋友，跳出窗户，逃出医院，钱也不交了。朋友拿羊肚子毛巾包了头，盖住包裹伤口的纱布，我们走进一家餐馆，坐下来，点一碗红烧肉大吃，借以忘掉打架的恐惧，伤口的疼痛。
那是我这辈子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知道为吃一顿饱饭，竟然真可能要流血。
后来我进了当地剧团，算是有了工资，每月26块钱人民币，至少可以每天有三顿饭吃，但那并不等于就不饿肚子了。因为多年饥饿，加以营养极度缺乏，俗话说的肚里没油水，所以不管吃多少，都不顶饱，肠胃传输到大脑的讯号，永远是饥饿，然后大脑反馈回消化系统各器官的指令，也就永远是馋，永远是饿，永远是想吃，吃不够。
剧团里的人，演员也好，乐队也好，舞美也好，经常会结伴去城里的饭馆，吃肉解馋，补充营养。可因为陕北羊多猪少，所以城里饭馆，最普通的肉餐，是羊肉，特别是一种陕西特别的吃法，叫做羊肉泡馍。客人坐下后，服务员送来一个老大的海碗，一个烘烤半熟的面饼叫做馍。客人自己动手，把馍掰成手指大小的块状，放在海碗内。然后招呼服务员，把装了馍的海碗拿进厨房，厨师把馍倒进一个小炒锅，举在炉上，加入已烧好的羊肉汤和羊肉，以及某些小菜，一起烧滚，烧熟。如此亦肉亦馍，亦汤亦菜，混合一起，堪作美味，故此叫做羊肉泡馍。在西安城，有个老孙家羊肉泡，据说已有数百年历史，曾经伺候过皇亲国戚。
可是我吃不进去，所以从来不跟剧团的同仁们一起进饭馆。我虽在北京读书多年，但家里是江南人。而江南人很少吃羊肉，我们全家老少，从来点滴不沾，甚至北京城里鼎鼎大名的东来顺涮羊肉，我们也从来没有吃过。我从羊肉饭馆门前走过，闻到羊肉的膻味，就忍不住会呕吐。
后来忽然之间，剧团同事每次去吃过羊肉泡回来，都会眉飞色舞，津津乐道他们如何沾光。细细打问之后，我才知道。城里一家最大的羊肉泡馍馆的大厨，经剧团里的熟人关系，经常能不花钱拿到票，进剧场看我们剧团演戏。于是凡有我们剧团的人去吃羊肉泡，掰好了馍送进去，告诉大厨哪碗是谁的，那大厨就会在那只海碗里多放几块羊肉，多舀一勺羊油，多放一把佐料，那羊肉泡的滋味自然大不一样。别人的碗端出来，是灰色的素汤面，我们剧团人的碗里，汤面是黄橙橙的，油光甑亮。
经不住这许多诱惑，又忍不住肚里的饥饿，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尝尝那个羊肉泡馍。我于是跟剧团同事们去了，忍住吸入羊膻味，没有立刻逃离。果然一碗黄油飘荡的海碗，端到我面前，低头一闻，忍不住要吐，忙奔出店门，弯腰吐到墙根边。吐过之后，我还是强制自己回进店，继续硬吃，我花了钱买的，绝不能白扔。可我实在吃不下去，只好推开。倒也不会浪费，我刚宣布不吃了，同去的人便立刻伸手端走，分而食之，算我请客。我跟他们一齐走出店，回剧团，路上停了几次，呕吐不止。
可即使吐，我也还是继续跟随同事们又去了几次。要想在陕北长期呆下去，要想在陕北不饿死，要想在陕北获得营养保持健康，必须要学会吃羊肉。我吃一次，吐一次，反覆好几次，终于强制肠胃渐渐接受，呕吐次数减少，最后停止。虽说我仍旧不喜欢吃羊肉，能够吃别的肉，绝不选择吃羊肉，但到底可以吃而不吐了。那年回北京，我宣布要带母亲和妹妹去吃东来顺涮羊肉，她们眼睛差点撑破，那时我真是太自豪了。
我们剧团有任务，每年必须下乡演出两三次，不为赚钱，只为了娱乐农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因为剧团不收钱，每到一地，村里都会送羊送猪，给剧团的人吃，表示感谢。陕北偏远农村，人迹稀少，如果我们剧团不去，乡民们或许终生看不到一台戏。所以我们去演出，乡民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邻村人都会跑来聚集，比赶集还要热闹。他们经常会把半头猪或半匹羊杀好，挂在村头，专门给我们看，表示恭敬。等我们进了村，他们便开始洗烫切割，烹调烧煮。
通常情况下，去这种偏远山村，总要走了一天路程，才到得村口，我们早已人人饿得前心贴后背，全靠望见那挂在村头的猪羊，支撑着继续走进村去的顽强意志。进了村，我们就都先趴下了，靠在行李卷上，忍饥耐困，半睡半醒。直等到大碗地吃完猪羊肉，才算缓得过劲头来，至少能够站起，换衣服的，化妆的，搭台的，调音的，准备晚上演出。
陕北乡下人，成年累月，毫无娱乐。有些乡民家里总共只有一身穿得出门的衣服，平时大人谁出门谁穿。男人出工上山，自要穿衣，女人在家，拿些破布围住身体，就近走走，喂猪养鸡，小孩子则成天就是光屁股，连鞋子也没得穿。我们剧团来演戏，人人都想看，可是衣服只能轮流穿，才可以出门。为了配合这种现实状况，我们剧团每到一村，必演出两场，晚上一场，白天一场。那些没有衣服的人家，晚上演出，男人穿了衣服来看，女人呆在家里。白天演出，女人穿了衣服来看，男人呆在家里。最便宜的是孩子们，光着身体，白天晚上，连看两场，十分过瘾。
有一次，剧团去一个特别遥远的村落，走到村口，我已经饿得再也迈不动半步，便倒在一个人家门口，讨口水喝。后面跟来同乐队吹黑管的同事，也在我身边坐下，呼呼喘气。我们商量一下，实在等不到村里人杀猪，必须马上吃点东西填肚。我们跟那家老乡说明之后，凑了一块钱，买下30个鸡蛋，就手请那家主妇烧水煮熟。我们两人坐在碾盘上，一个接一个，一口气每人吃掉15个鸡蛋。那天，我才有了点吃撑的感觉。
那年回家，对家人讲这个经历，说到吃撑，父亲说，他翻译《第三帝国兴亡》那本书的时候，读到过一则报导，说二战期间，很多被德国纳粹关了集中营的人，有些没有被饿死，却被撑死。因为在集中营里饿疯了，一被解放，得到食物，便不顾死活，拼命吃，结果被撑死。我听了这故事，很有些后怕，那次跟同事分吃鸡蛋，颇有相同感觉，实在饿疯了，拿到鸡蛋，不顾三七二十一，拼命吃。大概幸亏每人只有15个鸡蛋，如果每人有45个，也那般吃下去，说不定就当场撑死了。
在陕北的大山里度过八年艰苦岁月，忍受饥饿的感受和追求吃饱的欲望，铭心刻骨，永难忘怀。文革之后，我终于看到美国电影《飘》。从小到大，母亲给我讲过很多次这部电影，她甚至记得费雯莉腰围只有19英寸，漂亮得要命。但是我第一次看那部电影，最觉震撼的一个镜头，是上集结束前，思嘉丽站在原野上，衬着背后熊熊的大火，张开双手，仰面高呼：我向上帝发誓，我永远也不要再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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