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中，爸爸妈妈经常在外写生、开会，一走少则一个月，多则好几个月都见不到人。我和哥哥刘虬、姐姐刘虹就留守在复兴中路重庆南路的家里，由保姆带着。
刘海粟与夏伊乔
我们家是一幢假四层的法式小洋房，地下室是车库和厨房，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书房和主卧，三楼是卧室，四楼是妈妈的画室和我们几个小孩的卧室，还有一个储藏室。每次爸爸妈妈出差回来，都会带回很多油画，这些油画从走廊一直排到客厅，整幢房子都充满了松香味。
有一次，爸爸说要带我一起去无锡，我高兴得什么似的。那时上海美专和苏州美专以及山东大学美术系合并为华东艺校。哥哥姐姐因为要上学，所以就我一个人得到了做“小尾巴”的机会。
那年我也就五六岁的样子。爸爸妈妈在鼋头渚写生，我就挎个小竹篮，自己在太湖滩捡小石头玩。小孩子也不懂他们的工作，只记得有一笼笼的无锡小笼包带回家是件很幸福的事。
那时的家庭生活就是这样子和美滋润。爸爸是事业上的名人，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妈妈则是称职的家庭主妇，带领着厨娘、保姆和一个男工把家里上下收拾得井井有条。
刘海粟观看夏伊乔写字
1958年的时候，气氛骤然紧张。小学里的同学开始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是“大右派”的女儿。我那时也就七八岁，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只记得爸爸妈妈出去了好一阵子，好像是去江苏为南京艺校的事情开会。爸爸回来就病倒了。他是中风，右半边不能动弹了，只能卧床。
从此，家里似乎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们几个小孩也不再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了。随着父亲的职称从一级教授降到四级，家里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这时候，妈妈开始想尽办法使爸爸尽快恢复起来。当时大舅在香港，会想办法给家里寄点糖和油过来。妈妈就把多余的糖、油拿去换钱，买来鱼虾给爸爸补身体。她宁愿自己吃青菜、辣酱，也要保证爸爸每天都能喝上一瓶牛奶。妈妈还请了推拿医生到家里给爸爸做针灸治疗，并帮助他做恢复锻炼。一个蜜罐里长大的少奶奶一下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主妇。这就是上海闺秀的坚强吧。
爸爸也凭着一股对艺术执着追求的信念，克服疼痛，每天坚持做恢复锻炼。然后，奇迹真的发生了。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爸爸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状态，他的右手又可以重新拿起画笔了。妈妈激动极了，我们兄妹几个也欢呼雀跃，生活仿佛又开始欣欣向荣起来。可是好景不长，等我长成十六七岁的大姑娘时，“文革”开始了。
刘海粟（前排右二）的全家福。前排中为刘蟾
街上成天有人敲锣打鼓喊口号，每个人的神经都是紧绷的，我不敢有一丝的轻举妄动。
记得那时，我跟着同学一起去资本家家里抄家。等我回到家，却傻了眼。院子里点起了大火，火光冲天，足足有十米高，家里的书画都被扔到火堆里焚烧，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味。好一阵子，总算有个人说了句：“走吧走吧，差不多了，下面还有一家呢。”一伙儿人这才撤走。
他们一走，我赶紧跑上楼，只见爸爸躺在沙发上正喃喃自语：“破‘四旧’是没错，可我这里都是文物啊！你们可以封，可是不能烧，不能撕啊！”妈妈一边默默地收拾清理现场，一边安慰着爸爸：“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爸爸心疼那些书画，在被抄家的时候悄悄嘱咐哥哥，让他打电话给市政府，希望这批文物能得到保护。后来也不知是政府还是外头的人物，总之来了一个陌生人，大声喊：“冷静一点，那是文物，不是‘四旧’，大家需要冷静处理。”情况似乎有所好转。
事后，爸爸亲自打了个电话给他的一个学生，希望他们能将家中剩余的书画转移走，保护起来。
于是，过了没多久，中国画院就派人来了，将爸爸妈妈整理好的书画一箱箱地搬走。“文革”结束后，这批书画陆陆续续地还了回来，如今都在上海的刘海粟美术馆里收藏展示着。
小时候，我们兄妹仨都很怕爸爸，得到他的“真传”那是异想天开。尽管他似乎从来没责骂过我们，但他眼神里透着一股威严，而且声如洪钟，很有威慑力。我们怕爸爸怕到什么程度呢？每次看到家里的男工开始磨墨，就知道爸爸快要回家了。等到了爸爸下班到家的时间，只要听见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一响，我们就噔噔噔往楼上跑，躲进自己的房间。
现在想想，之所以那么怕爸爸，是因为他虽然在生活上不责骂我们，但在工作上却把我们视为“仇敌”。爸爸的书房是小孩的禁区。书房里到处都是古代诗词、历史读本和外国的画册，平时他就一个人待在里头看书画画。书房里明明乱七八糟，他也不许妈妈整理，说别人要是动过了，他就不知道去哪里找了。你要是走到他书桌边看书看画什么的，那就等于触到了他的神经。“不许离得那么近，注意你的呼吸！”在爸爸眼里，他那些书画比儿女都要宝贝。所以，渐渐地我们也不再敢进他的书房了。
怎奈接二连三的运动，家里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不过，自从搬去了瑞金路，爸爸倒是过上了一段清净日子。他的学生去华亭路上的旧货摊淘了一个七支光的旧台灯，爸爸如获至宝，重新拿起了画笔。
爸爸对我说：“小妞你看，家里的财产堆成山也没有用，一夜之间，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身外之物再多也是没用的。只有知识和手艺是别人拿不走的。”我当时心想：你不就是因为一肚子的文化才遭殃了吗？我当然是不敢说出口的，我也相信爸爸的话一定有他的道理。于是，我萌生了跟他学画的念头。
刘海粟与小女儿刘蟾
那时，哥哥刘虬在读一个外语夜校，姐姐刘虹去了东北工学院。因为大哥刘虎在联合国里供职，所以我是连上山下乡做知识青年的资格也没有的。当时我被安排进了一个印染厂的职校，每周一三五去上学。所谓上学，也就是念念报纸，实在是学不到什么东西。如果能跟爸爸学画，那真是件天大的喜事。
事实上，爸爸也很希望能有子女接他的班。他有时会念叨，虎儿小时候画的铅笔画真是不错啊。但他又不像他的好朋友傅雷那样，对儿女严格要求。他是个自由至上的艺术家，他希望儿女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从心里说，我是喜欢画画的，因为小时候每次看到爸爸的画我都会很高兴。他喜欢用未经过调和的原色，所以他的画色彩相当鲜艳，就像出自年轻人之手，永远都那么奔放，富有激情。爸爸睡午觉的时候，我也会偷偷用他的毛笔画上几笔。有学生和朋友来家里做客，我就悄悄在一边旁听。
这些事情被妈妈知道后，就开玩笑说：“小妞，没想到你也想当刘海粟啊！”我说：“妈妈你别嘲笑我了，我知道自己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也特别害怕爸爸看到我画的画。有一次我在画一棵树，发现爸爸走到背后来看，我的手臂就抖起来了，神经也紧张得很，结果窘得我原本一棵大树画得很小。爸爸见了，不出声就走了。我想糟了，他一定觉得我画得很差劲。后来妈妈鼓励我说：“说就说呗。别人都来求你爸爸指导，你现在那么好的条件不利用，将来一定后悔。画坏了又能怎样呢？不就是一张纸吗？可以重新来嘛。”
此后，我就鼓起勇气问爸爸能不能指点我一些画画的技法，爸爸就说“你自己先要放开，敢于画大画，这样气场才会有所不同”。于是，我心情一下子舒畅起来，说：“好啊。爸爸你就先教我画松树吧，我要画松树那种不畏惧风霜雨雪的精神！”
于是，我一画就画了几十年。2000年的时候，还专门去南京艺术学院进修。至今，画画仍是我最大的一件乐事。我特别欣赏爸爸画画的气势，看他的画你会走进去，它会抓住你的心！可惜爸爸没有给我和妈妈画过一张肖像。记得小时候爸爸的一个朋友一见到我就要对爸爸说：“小妞多好玩啊，给她画一个吧。”最后也没画。
我知道，爸爸的心思在更大更远的地方。“文革”结束后，他重新回到了画坛，完成他“十上黄山”的心愿。
1979年，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了“刘海粟美术作品展览”。没几年，意大利国家艺术学院又聘任他为院士，并颁赠了金质奖章。
改革开放后，爸爸心情舒畅，不断写生，创作精力不减当年，还不断出国展览、演讲，弘扬中华文化。但毕竟那时爸爸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如以前。我和我先生就带着老两口从上海移居到气候更为温暖的香港。爸爸在香港的名气也很大，时常有年轻人上门拜访。妈妈也是一如既往地传播着她的好人缘，童年中那段幸福的时光仿佛再现。
爸爸的创作劲头未减当年。有一次，在美国的堂兄刘狮邀请他到美国大峡谷写生。爸爸九十岁的人了，一直坐在峡谷口风景最好的地方。妈妈说当时风特别大，真担心爸爸着凉，好在回来后他也没生病。我觉得爸爸之所以健康长寿，和他将生命与艺术拧在一块不无关系。
爸爸最后一次上黄山是1988年，当时他已经是九十二岁高龄了。因为画画非常挑地方，而这些地方往往地势险要，所以后来爸爸是坐滑竿下的山。这样走走停停的，差不多每天要画一张画。爸爸说：“见了黄山，心情就很激动，手就停不下来了。”
晚年刘海粟与夏伊乔
1994年，因为爸爸的健康问题，我们全家搬回了上海。我们都知道爸爸还有一个心愿未了。终于有一天，上海文化局的同志到我们家说：建美术馆的事情成了。原来爸爸想把他的作品和收藏全部捐给国家，让这些珍贵的书画能够好好保护起来，被大家所拥有、所欣赏。我们家人自然是支持的，大大小小统共整理出了一千多件。是上海市政府帮爸爸实现了愿望。是年8月7日，爸爸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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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众号“名人传记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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