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瓦克斯韦勒：能量社会学

摘自：《劳动乌托邦的消逝》

译｜蓝江

埃米尔·瓦克斯韦勒：能量社会学

作为一名工程师，埃米尔·瓦克斯韦勒在1901年担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时已经33岁了。与他的恩人索尔维一样，他深受1886年比利时起义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中期，他已将注意力转向解决“劳工问题”，并迅速建立了作为比利时在薪酬和工资方法方面的主要专家的声誉，特别是工人的利润分享计划。他在美国的旅行，为比利时劳工局工作（他为该局研究了德国和瑞士的劳动条件），以及他作为统计学家和1896年比利时工业和商业状况调查的组织者所取得的成功，使瓦克斯韦勒对劳工政策有了第一手了解。他惊人的工作能力还包括管理方面的天赋。他的出版物和在布鲁塞尔大学的讲座（他在那里指导了政治学研讨会）毫无疑问地表明，瓦克斯韦勒具有非凡的天赋。

作为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瓦克斯韦勒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一个与索尔维的思想一致的研究计划。他开始了理论综合的工作，他认为这可以作为研究所研究的指南。其结果是他的《社会学概论》（Esquisse d'une sociologie），这部作品明确地以孔德的精神来构思，是一部宏大而系统的“科学社会学”，它根据人类知识的不同分支在“社会化”总体过程中的地位来统一。瓦克斯韦勒采纳了索尔维的学说，即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物理化学反应”，他认为社会学是对“同一物种的个人不分性别地相互激发而产生的反应现象”的研究。 瓦克斯韦勒以所有生物体对生物环境的适应为出发点，通过“社会形态”的出现、“社会能力”的获得以及社会活动或反应的扩散，追踪人类的发展，最终达到“社会协同”或社会协调。因此，习惯、规则、时代和制度是个人适应其特定社会环境的基本生物要求的更复杂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或者更好的生物社会学，通过其他方式复制了由克劳德·贝尔纳和其他临时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开创的内部环境调查。

瓦克斯韦勒的理论努力在他的《社会学概论》于1906年首次面世时，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受到青睐。该书风格自命不凡，方法肤浅，在坚持所有社会生活的生物基础方面具有教条主义色彩，展示了索尔维生产主义的所有弱点，但没有乐观的勇气。瓦克斯韦勒很快就发现自己与涂尔干主义（Durkheimianism）对立起来，后者是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学的主流流派。涂尔干主义对瓦克斯韦勒进行了攻击，因为他坚持将社会现象还原为生物学的必要条件，并明确拒绝社会事实。与索尔维不同，瓦克斯韦勒只满足于代表能量主义的社会意义的一般性声明和他的纲领性思想，他试图以生物学为模型来产生一门社会科学，这深深地依赖于法国有影响力的新拉马克学派（当时包括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马修·贾德（Alfred Mathieu Giard）和查尔斯·菲利普·罗宾（Charles Philippe Robin））。根据拉马克学派的观点，环境的改变和有机体对环境的反应总是相互的，瓦克斯韦勒认为这一原则是对所有社会行为中涉及的能量交换平等观点的科学确认。

在瓦克斯韦勒手中，社会学成为研究人类在其特定社会环境中被视为能量单位的关系。瓦克斯韦勒还将疲劳和能量的概念置于其社会“伦理学”理论的中心。他认为，社会环境要么支持有机体发展的努力，产生一种默契，使能量的经济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要么使有机体气馁，产生一种深刻的疲劳，使有机体无法适应新的情况。瓦克斯韦勒产生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自我创造的生物社会新词汇，如“营养循环”。他发明了保护一词，以强调每个环境支持或拒绝能量关系的能力的中心地位，并促进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修复。 由于修复对能量平衡的任何损害是任何环境的正常运作，瓦克斯韦勒从他的生物学角度得出的社会原则基本上是自由和进步的。他声称，在先进的社会中，改革立法起到了生物能量的作用，是一种保护机制。瓦克斯韦勒认为，赔偿是通过国家的媒介和某些人的代理来实现的，这些人作为科学精英，能够察觉到社会进程的崩溃和重新定向的需要。瓦克斯韦勒的社会学理论试图将社会生活中的活力主义和生产主义的基本思想提高到“大综合”的水平。

至少与他那相当繁琐的理论一样重要的是，瓦克斯韦勒为索尔维的社会学研究所做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他一直坚持到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把他送到国外。在他的领导下，该研究所就各种令人困惑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题进行了数百项研究，从疾病的神经学起源到现代交通系统。该研究所还对社会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兵役的长度和工作日的长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瓦克斯韦勒在1910年发表的关于1065名比利时工人营养状况的精心设计和良好执行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瓦克斯韦勒被任命为比利时驻伦敦经济信息局的负责人，该机构致力于在重建的欧盟中规划比利时的经济政策。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他在战争期间也是比利时主张中立的有力捍卫者，由此产生了他最著名的政治作品《中立和忠诚的比利时》（La Belgique neutre et loyale,1915）。1916年6月，他在伦敦的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去世，使他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