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劳动乌托邦的消逝》
译｜蓝江
建筑局
然而，最重要的是，该局在建筑方面最果断地确立了可能被称为纳粹的“客观性”。1936年之前，当经济仍然低于充分就业和生产力时，建筑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或小定居点（Kleinsiedlung），为工人建造的花园式住宅，让人想起农村的平房和早期的克虏伯定居点。1936年10月启动的“四年计划”不仅意味着国家对劳动和工业控制的扩大，还意味着对军事动员准备的高度集中。诸如小定居点等不太实用的民族遗迹被放弃了，转而在城市地区建造新的公寓楼或临时住房。对新的工业厂房的需求，以及为那些因国家干预劳动力市场而被“连根拔起”和失去居所的工人提供的住房，为该局带来了新任务。该局被委托为工人设计“简单而有意义的”房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通常情况下，这些新的建设工作是由大工业的劳动阵线或与军队的协议来承担的。到1939年，德国的大量新建筑不是用于私人工业目的，就是掌握在劳工阵线的企业和住房计划手中。工业建筑使1936年以前的纪念碑式设计黯然失色，它采用了主要来自现代主义的原则，强调了生产领域中理性和效率的首要地位。到了1938年，一个特别的建筑局从局里出现了。党的官方建筑中的“表征性”建筑与工业建筑之间的区别被谨慎地保留下来。此外，建筑物被要求与周围环境相适应。希特勒本人也认识到了这种不朽的公共风格和工厂之间的区别，而且据施佩尔说，他甚至可以对玻璃和钢铁的工业建筑充满热情。
纳粹建筑和设计的日益现代化与作为其早期意识形态特征的传统主义之间的区别，通过该局为具体的政治功能而设计的公共房间和建筑物得到了强调。在较大的工厂中，这些明显的政治空间在“同志之家”（Comradeship Houses）中，它是按照农村小教堂、回廊或封建庄园的风格建造的。在工厂的其他区域明显没有的旗帜和纳粹标志在这里出现。然而，该局工作的这一层面，也包括对工厂集会场所进行“有尊严的装饰”，只是为了强调有意识地将“纯政治”空间与劳动之美局的政治化功能主义分开。
私营企业雇用了一些著名的现代建筑师，他们的设计也在该局的出版物中得到了认可。格罗皮乌斯（Gropius）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老师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被委托设计位于柏林格兰德大道的AEG电气公司行政大楼，用于斯佩尔著名的柏林重新设计——日耳曼尼亚，这让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感到愤怒，他抗议将任务交给一个建筑激进主义的前驱。不仅贝伦斯因其战前的工业设计而受到赞扬，甚至连格罗皮乌斯等被流放的建筑师也被公开认为影响了劳动之美局的建筑品味：“甚至比贝伦斯更主要，格罗皮乌斯被吸引到建造临时工业设施中……格罗皮乌斯当时已经认识到美丽的工业厂房建筑的经济价值”。然而，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包豪斯建筑不同的是，在大多数设计中很少关注古典比例或对新材料的激进使用。
外墙和入口大厅不拘一格，经常反映出纪念碑和新古典主义元素，与客观风格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与包豪斯相比，纳粹工业建筑只保留了功利的形式，使想象力服从于生产和效率的要求，而包豪斯则赋予了拒绝装饰及其古典比例和立体形式的乌托邦愿景。然而，纳粹工业建筑的主题在灵感上具有决定性的现代性，事实上与一战时的非包豪斯现代主义没有什么区别。
1937年初，《劳动之美》开始发表一系列由“工厂领导”和建筑师撰写的文章，明确倡导工业建筑的新风格。1933年以前的纳粹宣传将现代主义攻击为建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宣传必须被中立化。工业建筑被宣称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纪念碑”。反映“过去的罪恶”的旧建筑受到了谴责——它反映了工程师和建筑师之间的合作不足。劳动之美要求建筑师保证技术成就和艺术元素的融合。最重要的是，要消除历史暗示和装饰：工业建筑不应成为“宫殿式的建筑”。没有“与整个工厂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纪念碑式工厂建筑将被符合现实的建筑所取代，并与“门后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相对应。
纳粹工业功能主义的最重要的例子是为德国飞行实验站（Deutsche Versuchsanstalt für Luftfahrt）建造的玻璃、砖和裸露结构的建筑，由建筑师赫尔曼·布伦纳和维尔纳·多伊曼于1937年在柏林阿德勒斯霍夫完成。这些建筑的现代主义体现在对玻璃、砖块、裸露结构、现代照明以及整齐的草坪和街道的使用上。这些建筑的风洞和明确的几何图案被赞誉为“劳动建筑之美”的最大典范，也是对“高度的目的性和真正的美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面”这一原则的生动说明。
该局的最高成就是法勒斯勒本附近的“奇迹汽车”（Wunderauto）工厂，它是为大众汽车项目而建的，是 “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展示品。“大众汽车厂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美丽的汽车厂”。除了汽车厂，还设想了一个新的城市，仅在第一阶段就为三万名汽车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规划了一个新的城市。1938年5月，破土动工，到当年12月，建筑物的框架，特别是生产中心，已经显现。《劳动之美》杂志为新工厂出版了一期特刊。包括能源厂和机械厂在内的四个大车间被展示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工业建筑和进步的审美优势的纪念碑：事实上，名人的配给为时过早——像该政权的大多数社会承诺一样，汽车从未交付。战争开始时，工厂尚未完工，就被转为生产武器和军用车辆。没有任何大众汽车被交付给私人使用。
对技术的新态度也反映在纳粹体制中。1936年，在奥斯卡·斯塔贝尔（Oskar Stäbel）的领导下，纳粹德国成立了技术协会，通过增加应征者的科学和技术劳动能力来实现人民与技术的和谐。同年3月，该局缔结了一项协议，在改变工厂环境的所有技术方面与该协会合作。最重要的是，对技术和工业化的不满，在1933年以前的民族理论中经常强调，不得不让位于强调“理性化的良好意图”和“机械化的优点”的概念。即使是工匠生产，直到1939年在德国仍然很重要，当时三分之一的工业工人受雇于10人以下的商店，也被迫提高效率和进行技术改进。 那些在国家指示的对低效和一人企业的“梳理”中幸存下来的手工业商店仍然受到政府的限制，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大工业的附属维修店。 这些针对小工业的措施在该局整个1938年和1939年的工匠生产合理化运动中得到了响应。
1938年后，该局的生产主义是其出版物的一贯主题。在纳粹运动早期被推崇的手工业商店的浪漫形象被仔细检查，并清除了工业化前的特征：被木虫蛀坏的旧桌子必须被替换，以便工人们能够理解“机器时代”的“需要和要求”。技术也被审美化为手工业生产的延伸。一系列显示机械化和非机械化生产中手部动作的美学特质的照片，说明了“手工劳动没有灭亡，而是发生了转化”的观点。对劳动之美局来说，现代工业的巨大齿轮成为审美思考的对象，而一排排闪亮的油罐成为“机械大师的手工工具”的象征。技术官僚主义的复兴在德国工人中引起了不信任，大家谴责技术官僚主义是“卢德主义”。
在纳粹的新秩序中，《劳动之美》中体现了对技术理性的崇拜，代表了将国家监管和工业的密集合理化合法化的重要努力。生产和效率被理想化为脱离商业考虑、市场和帝国军事目标的品质。一个被废除的市场社会的神话在劳动之美局环境中所有商业广告痕迹的运动中最为明显。劳动之美局的“非经济”生产意识形态中隐含着这样的概念：“不认为工厂是一个用于经济目的的协会”。同时，对生产设备的纯粹内向关注与德国实际退出世界市场并试图通过自给自足的军火经济实现工业自给自足相吻合。对建筑现代主义和技术官僚崇拜的颂扬，可以脱离它可能服务的任何政治和社会目标。社会现实可以通过象征性的还原主义而被消除。现代材料成为与时代本身相同的东西：“钢筋混凝土和钢结构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密切相关。”然而，实用的目的并没有消失——工人休息的绿色区域也可以作为空袭中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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