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之后的福特制社会契约

摘自：《劳动乌托邦的消逝》

译｜蓝江

1945年之后的福特制社会契约

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时间与金钱的选择并没有完全解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劳动所经历的显著变化。正如本书所论证的，我们正在见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伟大的生产主义乌托邦的消失。这种生产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危机，甚至可能比许多批评家所确定的更狭义的福特制的危机更重要。正如我在本章的结论部分所论述的，在工业化时代定义工作的隐喻已经枯萎了。在关于共产主义崩溃的辩论中，人们常常忘记，不仅是在俄罗斯和东欧，过去150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思想之一，即高兹所谓的“劳动的人道主义”，它已经崩溃了。

这种理想可以从十九世纪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直追溯到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它设想了一个经过改造的劳动，以及一个经过改造的工人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摆脱了满足需求的束缚，劳动将被转化为人类的核心需求，是人类的生存和意义赋予的活动。正如马克思著名的预言，劳动时间的缩短将带来必然王国的终结，并迎来自由王国。共产主义是“失败的生产主义”，它既是一个乌托邦，也是工业化的替代模式。最终，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基于低工资、低生产力和高层级的劳动保障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契约。

在西方，生产主义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福特制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工厂组织体系或更有效的技术创新体系，而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是生产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自我理解和政治组织之间的一套制度化关系”。在二战后福特制的黄金时代，西方资本主义迅速从萧条中恢复过来，其特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密集型积累制度”，它将大规模生产与生产技术的稳定创新相结合，并将实际工资的增长与生产力的提高相结合。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政府控制、法团主义和国家经济政策所保证的集体谈判协议，社会产品得到了更公平的分配。大利润、高工资和高生产力，在大工会和大政府的保证下，是福利国家全盛时期福特制分配政策的标志。

在美国，甚至在欧洲，从二战结束到六十年代末，福特制的社会契约保证了高工资、高购买力、舒适的晚年生活，最重要的是，相对安全，每一代人都可以期望达到比上一代人更高的生活标准。今天，这些假设都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对未来安全的承诺，而不是“消费主义”本身，定义了福特制的乌托邦，而它不能再被保证或预期的事实，导致了芭芭拉·埃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所说的新的中产阶级“害怕沦落”。

二战后，经典的福特制将生产潜力的增加与更公平的工资和社会产品分配联系在一起，似乎已经到了末期阶段。事实上，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直到苏联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崩溃之后，才能认识到危机的全球性质”。八十年代的“危机十年”证明，生产技术的提高可以“甩掉”人类劳动，而不是重新吸收它。后福特制的理论家指出，这场危机与产生大萧条的危机有某些相似之处： 新制度的“不平衡的早期发展”在扩大的生产能力和传统的消费规范之间产生了失衡。 在迅速“退化的积累制度”下，福特制不再有能力维持生产者产品的高产量和不断扩大的消费经济之间的大致平衡。泰勒制/福特制的增长、繁荣和社会公平的组合达到了极限，迫使资本去适应新的和更灵活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生产和分配战略。现在，企业不再是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而是强调灵活的批量生产、较小的库存和利基市场。与其说大生产和集中的劳动系统是一体化的，不如说是外包和分散的；僵化的、有时间限制的工厂劳动正在让位于灵活的劳动时间表和劳动场所中残酷的“目的明确的达尔文主义”。最后，管理层发现，能够与管理层协同工作的熟练的、受过教育的工人更受欢迎，而不是自上而下地控制没有技术或有技术的常规化工业劳动。这种规训理想的消失可能是新的后福特制生产主义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从十九世纪的工业劳动场所（由E.P.汤普森和一代社会历史学家描述）到极权主义的劳动社会模式（在苏联和纳粹德国），都要求极高的纪律。还应该指出的是，泰勒制只是许多科学的劳动方法中的一种，这些方法都有一个肉体合理化的癖好，并承诺通过保存工人的能量来实现更大的生产力，从而结束阶级冲突。在三十年代的极权主义国家中，劳动力的动员是空前的。正如保罗·肯尼迪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些“挑战者”（最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日本和苏联）都有能力爆发出非凡的生产能量。

虽然极权主义道路在1960年已经黯然失色，正如我开头引用的《华尔街日报》所显示的那样，劳动和规训的传统联系在西方正在减弱。取而代之的是自上而下的工业规训，由更少但更精英的工人组成的民主和交流的社区需求更大。在柏林墙倒塌之前，人们认为，如果资本主义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对劳动和劳动时间，美国的经济霸权就可以维持下去。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扩张会带来普遍的物质福利，包括较低的失业率，这种常识也受到了质疑。尽管存在地区和国家差异，但福特制最神圣的因素之一一直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在新的全球框架中，经济和社会不再有联系：经济已经从社会和国家中解放出来：华尔街的成功不再是主街上的福祉。反之亦然，对主街有利的东西，不一定对经济有利。

后泰勒制的劳资关系专家摒弃了由枯燥无味、未受过教育的工人组成的同质化劳动力的理想，他们接受等级控制和规定任务。他们认为，受规训的工人将让位于“灵活的、内部激励的、不断学习的劳动力”的理想。过时的官僚结构变成为“强大的内部文化，以支持信息共享和参与问题的解决”，命令将让位于“平等对话和讨论”，等级制度将被重新定义为“授权或分担责任，承认分散的活动需要地方行动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