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2日-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以“问题与方法：英美政治哲学与大陆政治哲学研究对话会”为主题的第六届政治哲学论坛在北京召开。近些年来，随着对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英美政治哲学”与欧洲“大陆政治哲学”之间存在比较明显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与会学者们经过激烈的探讨，一致认为：在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中，封闭式单一研究路径已不太现实，学科内部不同研究方向合力并进才是正道。在某种意义上，学术研究领域、研究方向越是相近，就越需要彼此展开思想碰撞和观点交锋，进而推进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
英美VS欧陆：
政治与哲学，谁主沉浮？
今天我们有意或者无意的将英美政治哲学与欧陆政治哲学看做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但在我看来，从不同角度来说，两者之间既没有看起来存在着那么大的差异，也没有完全的相似性。无论是英美政治哲学还是欧陆政治哲学，都试图在政治之上附加上某种“哲学”的色彩。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反观人管理自身的方式（对政治的规定），同时还需要对于这一管理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即何为更好的，抑或最好的管理方式（哲学的色彩）。在这一点上，英美与欧陆的政治哲学并无太大的差异。但无需讳言，当关涉到两者之间的具体分析方法，其差异却也不可小觑：英美传统注重分析与范式，动辄会要求我们的研究给出一个模型，尽管这一模型可能带有理想性的色彩，但却总是不经意地要将其让渡给诸多利益群体之间的均衡与博弈。因此，在我的眼中，英美的政治哲学总是趋向于政治学，在其中政治的科学性色彩正在蚕食着其原有的哲学性维度。让哲学仅仅在其范导的意义上存在。
与之相反的是，就欧陆政治哲学的分析方式而言，哲学的维度却几乎完全僭越了政治。这表现在欧陆哲学中对于政治的不同看法。例如对于阿兰·巴迪欧而言，存在着所谓的阴性政治（la politique）与阳性政治（le politique），前者隶属于大众，并以斗争与颠覆为其基本内涵，而后者则是统治阶级所熟练操持的一种管理。它以维持和妥协为其理论指向。在我看来，这种区分近乎成为欧陆政治哲学（阴性政治）与英美政治哲学（阳性政治）之间的有效划界。哲学，作为一种绝对价值，构成了欧陆政治思想研究者不可或缺的一种理论张力，在这一张力中，现实总是作为理想的某种异化的存在而遭到无情的批判和扬弃。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批判和扬弃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外部反思，对于欧陆政治哲学家们来说，爆破总是发生在既有体系之内。并且其颠覆点也根本上是既有现实体系之内的应有之意。换言之，正如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基本判定，这是一个只能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之下产生的一个阶级，但同时它的组织方式以及其被压迫形式却决定了它注定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齐泽克将这种界定视为资本主义的症候，它同时也可能成为阿甘本笔下的神圣人，更是朗西埃所谓的“不是部分的部分”。无产阶级，是体系自身的一个伤口，它不可治愈，也无法使得原有机体恢复健康，抑或它从不以恢复健康为己任。它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颠覆，破坏，另起炉灶。哲学对于普遍的善的规定成为了欧陆政治哲学无法抗拒的理论延展动力。这一动力使得欧陆政治哲学充满了斗争的活力，带有强烈的激进色彩。因此激进哲学就是欧陆政治哲学的基本形态，尽管他们满口谈论着黑格尔、斯宾诺莎、柏拉图与马拉美，但其理论诉求却是要成就激进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如果说英美政治哲学充满着妥协与温情（在平等、公正的话语体系下总是试图探寻一种更好的体制来进行有效的利益分配，以便实现弱势群体的利益均沾）；那么欧陆政治哲学则充满着斗争与颠覆（在绝对的平等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下，任何制度的规定都会带来一种非平等的可能性）。于是对于前者而言，是政治主导了哲学，而对于后者而言，则是哲学主导了政治。
孰是孰非的争论，本就不是一种应有的学术探讨方式。无论英美的政治哲学抑或欧陆的政治哲学都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妥协，最终会让人们匍匐在大地上，而失去了仰望星空的能力，而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斗争，那么可能失去平稳建构的能力。并且，更进一步说，哲学对于政治的僭越，如果被现实化，其带来的政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我们的确要对后者保持着更多的警惕性。但当整个世界在全球化经济的席卷中变成了一潭死水，平静地令人窒息，那么这种不妥协的激进态度的确是带来社会进步的一股源头活水。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虽对激进的理论后果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但却对其内含的热情与冲动怀抱着情感上的、自然的亲近性。因为，人的自由，对我而言，不仅意味着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妥协，更意味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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