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斯洛特戴克的球体空间学：

从气泡到水晶宫

Peter Sloterdijk’s Spherologie: 

From Bubbles to Crystal Palace

蓝 江

 [摘要] 彼得·斯洛特戴克的球体空间学代表着当代欧洲大陆从生存论角度去探索空间研究的新路径。斯洛特戴克从子宫的隐喻出发，指明人类作为生命体离不开母体子宫这个球形空间的孕育，即便降生于世，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球体空间的保护。于是，从微观的空间学上，我们制造了气泡，一个仿造子宫制造出来的面对充满威胁的世界的保护膜。而在宏观层面上，我们制造了全球化的神话，这种宏观和微观的球面学最终是以泡沫结构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而泡沫结构的最佳形式就是水晶宫的神话，水晶宫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富丽堂皇的象征，而在斯洛特戴克看来，这个奢华的象征，仍然与子宫一样，起到的是将内部和外部隔绝开来的作用，在内部营造出舒适惬意的生存空间，而免疫于危险丛生的外部。

在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中，国内研究比较多地关心的是立足于城市空间，以及基于平等和正义而进行谈到的空间政治学。在这个方面，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卡斯特尔、爱德华·索亚等人对此进行了十分充分和精湛的阐述。但是，另一种空间研究的路数却不为广大研究者所熟知，这就是以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戴克为代表的球体空间学，或者称之为球体政治学。斯洛特戴克在上世纪末独树一帜地写作了三本大部头的书，他将之命名为《球体》（Sphären）三部曲：即气泡（Blasen）、天体（Globen）、泡沫（Schäume））。斯洛特戴克的球体空间学，他对全球化的泡沫式的解读，以及对水晶宫的资本内部空间的批判，让我们找到了一条让批判理论重现锋芒的道路——即以生存论为根基的空间批判之路。

一、微观球体空间学：子宫、气泡与生存技艺

空间、或者说宇宙苍穹，并不是一个相对于主体的冷冰冰的存在。在一种空间研究的范式中，空间被视为一种可以任由主体进行改造的客观属性，也就是说，所谓公平正义的空间是可以按照一种的人的大写观念来创造的。希望的空间不过是人类观念的副产品，这样，空间如同橡皮泥一样任由我们的手掌来拿捏。然而，在斯洛特戴克面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我们降生于世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也从来不是以一种成熟的个体姿态加入到空间之中，相反，我们在空间中的降生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情形，即我们都是在母亲的子宫中获得生命，从胚胎到胎儿，并从母亲的腹中滑落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之中。

对于斯洛特戴克来说，母亲的子宫（Uterus）一直都是最为重要的隐喻，子宫不仅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最初诞生的地方，也决定了我们的生命存在与子宫所构筑的球体空间的依存关系——胚胎的生命的滋养正是通过脐带与这个球体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在很长一段时间，生存论或存在论，更喜欢将处于这个空间的生命体看成一个独立的存在物，而滋养着生命体，并构成它所处空间的容器（Behälter）的母体的子宫。容器是斯洛特戴克很喜欢使用的一个词汇，它体现出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在之中”（In-Sein）的概念。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曾指出：

“在之中”说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会把这个词补足为在“世界”之中，并倾向于把这个“在之中”领会为“在……之中”。这个用于称谓着这样一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者在另一个存在者之中……它们作为摆在世界“之内”的物，都具有现成存在的存在方式。在某个现成东西“之中”现成存在，在某种确定的处所关系的意义上同某种具有相同存在方式的东西共同现成存在。

因此，那个构成为我们的生命寓居于其中的容器，成为了我们“在之中”的现成存在，这个现存存在，不是一种与我们分割的存在物，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个“在之中”具有存在论上的根本性联系，亦即，我们的“在之中”构成了我们降生于世的根本性的存在方式。在这一点上，斯洛特戴克与海德格尔时一致的。

然而，我们究竟在“什么”之中，或者说，我们究竟降生于何处？斯洛特戴克与海德格尔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上面的那段文字不仅在时间上指明了此在在世界中的降生，也指明了此在在空间中的降生，即此在是被抛入到这个世界之中的，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就是“被抛入这个世界”（in-die-Welt-Geworfen-Sein）。这个世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是一个敞开（offen）的世界，而此在在与这个世界的调谐关系中，建构其自己的生存之道。斯洛特戴克否定了海德格尔的这个倾向，在他看来，此在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抛入这个世界的，相反，此在只有在母体的分娩过程中，才次生性地接触到这个世界，存在者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场所是子宫，一个球形的容器，而不是世界。子宫的特点是封闭性（Schließung），而不是敞开。子宫以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来孕育和滋养生命的存在者。实际上，我们已经感觉道，海德格尔的“被抛入这个世界”已经被斯洛特戴克改写为另一种形式：即“降生于球体之中”（Sein- in-den-Sphären）

于是，子宫构成了生命体的一个独特的共存形式，这是生命存在最为亲缘的存在形式，在子宫中，羊水、胎盘、脐带、以及未出生的胎儿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共同体，这个处于子宫保护之下的共同体被斯洛特戴克称之为内部（Innere）。这个内部，对于生命体来说，是一个舒适的空间，它不仅为之提供足够的养分，同时，内部与外部（Außen）的分隔，使得生命体可以对外部的一切威胁免疫（Immunität）。因此，在斯洛特戴克这里，内部代表着一种舒适化，即让生命体可以在适宜的氛围中成长的球体空间，它隔绝了外部的种种威胁，让生命可以在最为娴静的环境中生长。

但是这种生命成长的原初的和谐很快会被一种自然的生理过程所打破。母体的分娩运动使得那个原初孕育生命的子宫发生畸变，羊水的破裂让原初的生命和谐，生命运动到达了其最为关键的关节所在，斯洛特戴克写道：

通过两端封闭的与十分亲缘的球体空间的正式过程，我们经历了现象学式历险，如今我们通过一个关口，进入到更为狭窄的重力和妊娠的中心处。从这里开始，亲缘性更近似于一种将我们在母体内部的空间同外部的公共世界隔绝开来的屏障。如果我们双眼与子宫的出口遭遇了，……而对新的亲缘环境的察觉，让之进入到对其进行批判的阶段。

显然，在斯洛特戴克看来，胎儿从母体的子宫中滑落出来的一幕是悲剧性的一幕，从一个温暖而适切的球体中滑落到一个处处充满着风险的世界中来。这样，在生命体生存境遇从子宫向世界转换的那一幕，我们看到一种世界观的对比。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斯洛特戴克与海德格尔的区别。即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我们被抛的原点就是这个世界，这个让我们寓居于其中的世界，世界本身就是我们存在的场所。而斯洛特戴克在此在和世界之间加入了一个中介，也即是说，存在者始终是从温柔的母体子宫中滑落的，在降生那一刻，存在者就拥有了一个根本的二分：

母体/子宫（温暖舒适的）←→大地/世界（存在风险的）

那么，既然我们原生性的场所是母体，是那个孕育了舒适羊水环境子宫球体，那么这个世界就绝对地被置于一个悲凉凄惨的另一端，与母体的温柔形成了绝对地对照。换句话说，秉承了尼采笔下西勒诺斯精神的斯洛特戴克，坚决将人从母体的降生，看成一场悲剧。这一点，在他接受汉斯-于尔根·海因里希（Hans-Jürgen Heinrichs）时谈到了他与法籍罗马尼亚裔思想家齐奥朗（Cioran）之间的共鸣。斯洛特戴克说：“对现代人来说，降生不可避免地代表着一场灾难。埃米尔·齐奥朗很清楚地在他的《诞生的麻烦》一书中写道——对我们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总是在于过去，因为最麻烦的并不是我们所恐惧的死亡：而是我们滑落到降生的灾难之中。”在这里，斯洛特戴克与齐奥朗的产生了一种共鸣，以这种共鸣为基础，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概念——否定性妇科学（negativen Gynäkologie）。在斯洛特戴克看来，既然母体中的球体空间是一种理想的存在，人的降生势必就是一场悲剧。关键是，一旦人降生，意味着原生性的理想的球体空间的彻底失去。我们永远不可能还原到母体的腹中，继续作为胎儿而存在，这样，人的降生的妇科学，变成了一种对人而言具有消极的否定性的妇科学。斯洛特戴克解释道：“我用了一个极富争议性的标题'否定性妇科学’，在这里，我解释了为什么人类总是在同母体空间的关系中采用了一个决定性的立场。我在文中提到的是从这样的观念出发的，母亲不能首先看成一个人，而是看成一个场所，一个空间形式，一个带有免疫性功能的空间结构——并作为与之共鸣的空间。”说得更确切些，人类的生命，最初的在世的立场，是子宫的球体空间中确立的，而原初母体空间丧失，并没有让生命体自觉地取消这种原初的立世态度，而是在降生于世后得以保留下来，成为生命体在面对世界那一刻直接采用的原初立场。

原初的子宫帮助生命体构成了一种幻像般的理想，这种理想势必会将在降生后突然出现的世界视为威胁。这样，世界从我们降生开始，就是一种危险的象征，它时时刻刻刺激着我们，为我们带来各种无法预测的危险，甚至最终让我们致命。这一切就是否定性妇科学的真意所在，我们的降生是负面的，是否定性的，是对我们原生性生存境遇的否定。也正因为如此，从我们降生那一刻起，我们被迫肩负着让自己在这种恶劣的世界境遇中生存的使命。斯洛特戴克很创造性的将我们面对作为外在威胁的世界时候的生存行动称之为生存的技艺（Akrobatik），值得注意的是，斯洛特戴克在这里所使用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技术（Technik），而是九死一生的雷同于玩杂技的Akrobatik，其中凸显出来的是我们，作为生命存在，面对世界时生存的艰辛。正如《诗经》的那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在面对世界的时候，每每行进一步，都存在着风险，我们的幸存，我们的成长，都在无数的挤压和裂缝中艰难的爬行。

的确，法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也注意到了这种在世生存论的艰辛。与带有乐观气质的萨特不同，莫里斯·梅洛-庞蒂和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将我们的身体和肉身的情感作为我们抗争与生存在世的最后的依靠。米歇尔·亨利指出：“必须要十分清晰地看到，我们的身体的直接经验呈现给我们的仅仅是它本身……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身体起初就是一个认识，我们的身体就是一种力量。”与这种退居到以我们的身体作为在世存在的最后防线的现象学态度不同，斯洛特戴克从一开始对身体作为在世存在的依存性和保障性就持有怀疑态度，他说道：“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存在物，生活在不匀称圆形的身体的边缘——这个身体既不是母亲的身体，也不是一个容器，甚至它不提供任何保护。事实上，这种以身体作为在世存在的立足点，犯了一个错误，即身体，即便在我们的认识中，还不足以强大到让我们获得免除外在威胁的能力。因此，需要在身体的姿态之上，寻找另一外一种生存论态度，而斯洛特戴克给出的结论是气泡（Blasen），一种在我们降生之后，将我们身体包裹起来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气泡的基础上，斯洛特戴克解构了梅洛-庞蒂和米歇尔·亨利的身体现象学，以他独特的气泡生存论阐释了我们立足于世的基本立场。

什么是气泡？气泡不纯粹是一种隐喻，它是我们在世界上生存的想象性建构。在这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拉康的想象界和象征界构成的幻象。实际上，斯洛特戴克也将这种幻象视为必然的生存路径。不过，他的解释方式却是独树一帜的。在斯洛特戴克看来，我们从母体的降生，虽然意味着对原初安逸的球体空间的失去，但是我们可以参照母体，塑造一种人造的球体空间来，让这个独特的球体空间为我们提供面对世界诸多危险的庇护。也正是这种建构行为，让我们获得了一种生存的技艺。这样，从《球体》三部曲的第一部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从人的生存论而言，在世存在就是空间性的。也就是说，我们面对世界，从来不是直接面对的，而是要打造一定的空间，一个球体的空间，将自己包裹起来。这种包裹有两层意义：首先，包裹营造出重新返回母体的假象，从而试图重新获得一种惬意的感觉，其次，这种包裹重新塑造了在我们降生于世时业已丧失的内部与外部之分，重新打造了一个内部，从而将外部分离开来，并让内部对外部进行免疫。因此，气泡成为了斯洛特戴克来形容这种重新塑造一种子宫式幻象的最理想的隐喻，气泡是我们重新塑造内部与外部之分的产品，同时也是我们在世存在的基本立场。这种气泡，是球体的，也是空间性的存在，每一个在世存在的生命体，都以自己的方式打造着自己的气泡，每一个文明也以自己的方式生产着气泡。因此，气泡成为了斯洛特戴克的微观球体学，也是他空间生存论的原初的出发点。

二、宏观球体空间学：大航海时代的天体扩张

气泡的隐喻并不能完全代表斯洛特戴克的整个的球体空间学的规划。或者说，微观球体学代表的是球体空间学的出发点，而不是终点。即我们在世存在的最终目的不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打造一个舒适惬意的气泡为生存目的的。在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广阔的维度，一个宏大叙事的维度。这个维度，帮助我们去设想现代世界是如何将自己的旗帜插遍全球的。

《球体II》正好是从古希腊几何学家和哲学家对天体（Globen）的理解开始的，在那里，西方世界开始了最原初的宇宙论启蒙。在欧几里得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生活的世界和天上的苍穹都被视为球体，当然，在那个时代，地球作为球体的论说，还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论争（大航海时代的明证出现在近两千多年之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斯洛特戴克认为，在这个时期，已经诞生了最初的“全球化”（Globalisierung）。实际上，斯洛特戴克的“全球化”概念不能与当代经济和文化领域发生的全球化概念相提并论，在斯洛特戴克这里，“全球化”更多的是一种将世界设想为圆球形，并将这种圆球形的想象用之于世界的努力。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斯洛特戴克的“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想象，然后，我们将这种想象放大，形成了对一整个世界的描绘。

这是一种球体式的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从最早的古希腊七贤开始，将地球设想为个“神圣的球体”，而这个球体代表了巴门尼德哲学的整体性和完美性的隐喻，希腊七贤为这个完美的“神圣球体”命名了一个十分美好的名字——sphaira，而这个古希腊语正是球体一词的词源所在。同样，在柏拉图的《会饮》中，席间谐剧家阿里斯托芬所讲的那个完美的人也是球体的，这种完美的球体型的人，飘荡到了天上（有点类似于《球体I》中气泡的隐喻），被天神将之砍成两半，从一个完美的球体的存在，变成了一个不完美的残缺的存在。因此，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最终的目的就是去恢复那个以球体为象征的完美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斯洛特戴克完全把这种球体的隐喻看成从母体子宫的球体延伸而来的形而上学，而追求球体空间的存在则是人类面对这个世界的特殊使命。这样，作为sphaira的完美的球体，从西方文明诞生之初，就扎根于其信仰之中，成为西方式形而上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尽管历史上将大航海时代的诞生归因于异教（伊斯兰教）在东方的兴起。但是，在斯洛特戴克看来，这次航海还有更加形而上学的动因。从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向一个完全的球体世界进发的想象性规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洛特戴克说道：“在新时代，不再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家们，而是地理学家和航海学家们接过描绘我们世界的形象的任务。他们的使命就是用图像的方式来呈现终极完美的球体。对于已经失去外围包裹的人类来说，所有圆形的大型天体中只有自己的地球还有意义。”在这种动机的激励下，从已经被天体照亮的不完整的欧洲出发，跨越大洋，最终以零碎的方式将那个球体的理想一点点的实现。这是一个与实在论视角反向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地球是圆形的，我们在地理大发现中发现了它，而是相反，我们首先假定了一个圆球形的天体，然后让我们那种零碎积累起来的经验，在这个想象的框架中一点点的拼贴起来。这有点像没有原图的拼图游戏，我们在拼下每一个碎片时，都是在一种预先的想象性架构中完成的，尽管个别经历会对想象性架构做出部分修改，但是，总体上并没有摧毁整个想象性架构。

当越来越多的碎片化的经历被拼贴到这个整全的空间想象的时候，天体空间，一个巨大的母体以其最为成熟的形态出现了，这就是圆形地球仪的出现。世界经验的积累最终就是为了完善这样一种想象，即一种天体的图像。“发现的目的是把握：制图学体现出了其世界历史的作用。图像是保障被发现物的最普遍的方法，只要它们被登记到'地球仪’上，并作为取证了的发现物而存在。”地球仪的出现，是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的完成，同时意味着一种宏观的球体学以西方式形而上学基底的成型。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就曾指出：“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的过程。在这里，图像一词意味着，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在这种制造中，人为一种地位而斗争，力求在其中成为那种给予一切存在者以尺度和准绳的存在者。”在这一点上，斯洛特戴克与海德格尔保持了高度一致。也就是说，海德格尔设想的一种现代以图像为基础的构造，正是斯洛特戴克试图通过“全球化”概念表达出来的东西。“全球化”在这里，并不是世界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的密切性的描述，相反，这里的“全球化”意味着西方式形而上学的完成，一种宏观球体空间学的成型。

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宏观球体空间学同样是以生存论的方式展开的。我们何以要去展开整个球形的图像世界，是因为我们要建造一个可以让我们在世存在的基本生存空间，即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地位斗争”。斯洛特戴克谈到了降生于世的生命体脱离了一种具体母体的滋养环境，必须纳入到一个全新的气泡中来获得自己的生存论立场。而宏观球体空间将微观球体空间嵌入其中，并提供了给微观的气泡以基本的立场和态度。

三、泡沫性结构：水晶宫及其背面

实际上，在谈完微观球体学和宏观球体学之后，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微观球体气泡与宏观球体天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天体是否是一种绝对凌驾于气泡之上的超越性存在，也就是说，假定了一个宏观的大写的神（天体）成为所有气泡的样板，抑或，天体构成了一种架构，让所有的气泡按照一定的格式来实现其天体的球体架构。这正是斯洛特戴克的《球体III》要解决的问题，斯洛特戴克对最后一部给出的副标题是泡沫（Schäume）。泡沫的含义有两个，其一，泡沫是由诸多气泡构成的，是气泡的集合体；其二，作为宏观整体的天体不是其他，正是泡沫。当然，对于天体空间而言，出来气泡的泡沫之外，让气泡得以生存的氛围。斯洛特戴克指出：

我们所理解的“社会”，是微观球体（情侣，家庭，公司，社团）以不同形态的增殖，这些微观球体彼此相邻，仿佛一大堆泡沫中的泡泡一样，它们一个紧贴着一个形成一种构造，我们事实上没有可能单独接近其中一个泡泡，或者把两个泡泡相互分开。

在以往对社会与个体之间关系的理解中，往往存在两种不同方式的解读，一种将社会绝对地凌驾于个体之上，构成一种超越性的实体存在，另一种立足于个体，将社会看成一种虚构和需要打破的限制。现代社会理论虽然不再在这两种倾向上二择其一，也避免了在社会的结构上理解为一种等级制或科层制的结构，但是，它们仍然喜欢将社会看成一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的构成。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就是从社会关系（如交往关系，生产关系）角度来阐发的。即便在今天，社会学仍然寄望于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构成，如斯洛特戴克的同胞，尼古拉·卢曼（NicolasLuhmann）的社会理论的理解，就是设定了一种建立在个体社会关系之上的社会系统。相反，斯洛特戴克对于社会结构的描述表现出其大胆的想象。个体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气泡，并且以这种适切于自身的气泡去面对整个社会，我们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气泡，这些气泡在社会场域中相遇，并彼此错综复杂的结合在一起。但是，这种气泡结合的关系，不能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线性联系的网络关系。这是因为，在两个气泡之间，共享着同一层薄膜。这层脆弱的薄膜决定了当一个气泡破灭的时候，另一个气泡势必难以善存。这样，整个泡沫型社会结构完全是以这种薄膜的共享为基础的，每一个气泡同时与其他气泡隔绝开来，但是，共享性的薄膜的存在，使得气泡与气泡之间形成了一种生存论上的依存关系。

斯洛特戴克的以薄膜共享共存为基础的泡沫性结构，由于彼此共存，虽然两个气泡之间是隔离的，但由于薄膜的共享使得它们不纯粹是一种依赖于抽象的超越性的先定和谐来确保其共存关系的存在者，而是一种纯粹的气泡与气泡之间的共存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斯洛特戴克的泡沫式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极为独特的对于这个世界的描绘，即处于这个泡沫性结构中的每一个气泡，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境遇之中（每一个生命体都生活在自己构想的气泡之中），但是在实质上，薄膜的共享让它们又不得不处于一种共存关系之中，对于这种泡沫式结构，斯洛特戴克发明了一个新词：共存式隔离（Ko-isoliert）。

这样，我们进一步可以反思斯洛特戴克在《球体II》中的全球化观念，全球化不仅仅是宏观球体的全球化，也是微观球体的全球化，气泡的无限增殖，泡沫变得越来越庞大，本身就是这种全球化运作的结果。或者说，宏观上的全球化事实上是以微观气泡的无限增殖来实现的，全球化就是泡沫的增加，是一种构成泡沫薄膜的机制的复制与增多。在泡沫中，在构成泡沫的薄膜亦即薄膜所包含的空气氛围中，已经酝酿出一种最适宜于生命体的存在状态，一种类似于子宫中生命体的恬静的状态。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子宫的内部环境（羊水、胚胎、胎盘、脐带的共存状态）被复制成泡沫的存在状态，泡沫的扩展是舒适性的扩张，也就是说，泡沫所构成的微观球体和宏观球体的共同全球化运动实质上就是为孕育在其中的生命力的良好舒适环境的状态。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斯洛特戴克坚持将水晶宫看成全球化的典范。伦敦的水晶宫是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的产物。世界博览会的出现本身就是资本全球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在空间上，资本的全球化以博览会的形式将全球各异的各具特色的商品汇聚在一个空间之中——这个空间就是水晶宫。同时，水晶宫也代表着当时英伦三岛建筑设计理念的最高水平。水晶宫的设计者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Paxton）将温室效应的观念有效的应用到建筑设计上来，这样水晶宫的内部空间成为了一种温暖美好的象征，它代表着资本主义世界最好的憧憬和想象，“一个恒温的奢华外壳，里面四季如春。这里无论白天黑夜都只闪烁着友善的阳光，所有人都和平共处，相互理解。”水晶宫就是一个巨大的泡沫，一种资本全球化最理想的象征，它是最人道主义的氛围在全世界的流淌，最终将这种水晶宫的方案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之中。

看起来，这是一种极富浪漫色彩的画卷。当然，这种画卷在不列颠帝国的舰船将米字旗插满全世界的时候，伦敦的水晶宫将这种画卷以浓缩空间式的方式表达出来。水晶宫是一个压缩了的英伦帝国的梦想，是日不落帝国辉煌的见证。但是，它仅仅是一个帝国的见证，在其宣称它是世界历史的前进的舵手时，实际上酝酿了另一种危险，即为了全球化将其他的世界都碾压在水晶宫的透明底座之下。在一次访谈中，斯洛特戴克明显表达了对这种水晶宫式的全球化理想的不屑。他说道：“我相信全球哲学时代已经过时了，只有在形而上学的时代，哲学才是全球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将某些人都变成世界公民。这意味着世界上的居民成为一个整体，……但是世界大同主义意味着某些人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的超中心的观察者。”实际上，斯洛特戴克否定了这种全球化的整全性，也就是说，这种全球化从来不是真正的地理学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全球化，而是一种以水晶宫式想象构成的泡沫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旨在世界范围内建造起水晶宫，但是实际上，这种水晶宫的创造必然会制造出它的反面，即水晶宫的外部，一种相对于温暖内部的黑暗的外部。

我们回到了子宫内部和外部的二元辩证法。这个二元划分是理解斯洛特戴克球体三部曲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在水晶宫式的全球化想象扩展开来的时候，他们忘却了，水晶宫作为子宫的替代品是需要一个外部的，一个黑暗，充满危机和无序的外部。在斯洛特戴克写作水晶宫时，他是将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黑暗的地下室相提并论的。在有金碧辉煌水晶宫存在的地方，就应该有作为与水晶宫相对立的外部空间的存在——地下室。黑暗污浊的地下室并不是先于水晶宫而存在的，或者说，在建造水晶宫的同时，也建造出污浊的地下室，一个被水晶宫排斥在外的绝对的外部。这样，斯洛特戴克提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批判：

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在贫困的世界海洋上漂浮着的一个移动的，有着兴奋的舒适感的人造大陆。尽管占主导地位的肯定话语总喜欢唤起一种表象，似乎世界体系究其本质包含了一切。事实上却正好相反，出于经济以及系统的强制性原因。排他性正是水晶宫这类项目本身所固有的性质。一切自我溺爱的、在稳定的奢侈和长期供应过剩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向心结构都是一个挑战概率的人造生成物。它的存在必须要以一个可被压迫，并且暂时或多或少的可以忽视的外部为前提——当然还要包括被几乎所有行动者当成全球垃圾场的大气圈。。

无论当代新自由主义怎么来粉饰他们的水晶宫的神话，无论他们所宣扬的程序正义或协商政治如何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全球氛围，斯洛特戴克点睛之处在于，水晶宫打理的再好，其理论结构看起来多么合理，毋庸争辩，但终归要落实到一点，这个漂亮的水晶宫在空间上一定需要一个外部作为其前提。在我们谈论水晶宫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谈的地下室，在大航海时代将文明的光芒推向到为开辟的大陆和岛屿上的时候，就会滋生出与整个大航海时代的梦想并存的外部——海盗的世界。在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当全球新自由主义宣布历史终结，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资本主义架构成为人类的最终的唯一可能的合理建构的时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成为了他们的梦魇。外部，一个绝对的外部，成为了全球化理想的孪生兄弟，在我们光明的世界上，总是隐藏着他黑暗的影子。齐泽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吸纳了斯洛特戴克的思考，在他的《暴力》一书中，他几乎用着与斯洛特戴克一样的语言论述着今天的全球化：“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尚未完成的全球化计划，而是真实的全球化辩证法：人的分隔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这种发达国家的新种族主义，在某方面比旧式种族主义更为残忍……我们的幻象内容则全是有关围墙另一边的故事：他们居住在另一个世界、一个空白区域。这个世界为我们提供一个屏幕，一个投射我们的恐惧、焦虑和秘密欲望的屏幕。'无所不奸，无所不抢的主体’就在围墙那一边。”或许胡安·索兰纳（Juan Solanas）导演的《逆世界》（UpsideDown）很好地表达了斯洛特戴克这个内部与外部的二元孪生的辩证世界的构成，一个奢华繁荣的上层世界是以一个污浊凄凉的下层世界为基础的。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斯洛特戴克可以指责本雅明的“拱廊计划”并没有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实质，本雅明只是试图在沉溺于消费世界的众生中看到扭曲和异化的人的变型，巴黎繁华的商业拱廊街成为这种变形人的最佳聚集地，他试图在盲从于消费的人们的面庞中解读出资本主义异化的密码。斯洛特戴克批判道：“本雅明指出拱廊街的象征受到了现实主义的，甚至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启发，即在绚丽的商品世界表面下，隐藏着一个近乎于不愉快的，甚至时常是绝望的劳动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关系中究其本质是一个地狱，而居住在里面的都是该死的家伙。这些家伙被诅咒，政治上很遗憾地不可能学到任何东西，在这样心理的影响下，本雅明的理论扭曲了。”[16]斯洛特戴克的意思是，本雅明只是在一个安逸舒适的内部去寻找资本主义的不合理，而在日益健全的水晶宫模式中，那种被本雅明以拾荒的方式找到资本主义的瑕疵最终都会趋于无形。真正的资本主义批判不在于资本的内部，而是在与资本所构筑的球面的外部。本雅明在根本上找错了方向，他出入于巴黎的笙歌艳舞的场所，看到巴黎作为欧洲首都最为繁华的一面，并试图在这种纵欲狂欢的众生相下找到炸裂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本雅明的失败在于，他根本没有降生在一个可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空间之中，他自己就在资本的内部，不可能从内部批判内部，资本的内部制造了迷幻剂和羊水，最终让所有降生于这个空间中的生命体（包括本雅明自己在内）都醉倒在这个巨大的子宫之中。

同样搞错方向的还有哈特和奈格里，在让他们声名鹊起的《帝国》中，他们提出了一种不断吞噬外部，让外部变成内部的帝国体制。在哈特和奈格里的描述中，帝国是一只贪婪的蛆虫，它贪得无厌地吞噬着它的外部，直至将整个地球吞噬掉。哈特和奈格里的全球化是一种食物学的全球化，其标准是吃，吃到没有可吃的外部为止。一旦没有外部，“地球的空间即将封闭，而资本的帝国主义扩张面临着自身的极限。”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帝国最终会变得只有内部，没有外部。但是，斯洛特戴克否定了他们的想象。他警告说，两位幼稚的作者只知道吃的运动，却忘却了帝国蛆虫的排泄运动，帝国蛆虫不仅仅制造着外部变成内部的过程，也制造着内部变成外部的过程。而后一个过程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哈特和奈格里忽略了，试想想吧，当大航海时代兴起的时候，那些被排泄，沦为外部的海盗可不是处于加勒比海或者美洲大陆上的土著人，横行于加勒比海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黑胡子爱德华·蒂奇（EdwardTeach）拥有着纯正的英格兰血统。斯洛特戴克说道：“我相信奈格里和哈特成为了新自由主义宣传的牺牲品，他们真的相信了资本主义是一个包容性的系统，这并不是真相。'资本的内部’是一个球体空间，很明显，它是一个运行的漂浮着的空间，事实上，我们能够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感觉到它，在某些地方，我们能花我们的信用卡，而另一些地方不行。这里包含了四分之一的人，四分之一的地方，但排除了四分之三。无论谁在里面，谁都过得舒适惬意，无论谁在外面，谁都是一个问题。”这样，帝国已经占据了全球，在斯洛特戴克看来，完全是一种无知的想象，一种毫无外部的全球空间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任何一种“全球化”的惬意的空间——由于其在几何上的球体构成——必然是以排斥外部为前提的。

斯洛特戴克的球体三部曲，以及作为三部曲延伸的《资本的内部》一书，完成了一种恢弘的现代的“全球化”的史诗性的描绘，但是这种描绘是用一种极度夸张的比喻手法完成的。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斯洛特戴克指出，面对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话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提供另一种更好的理论，另一种关于世界更好的描述，我的批判的志向已经在我的书中展开，我应用了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而偏偏不采用全球化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方式”。这是斯洛特戴克式的反抗，这种从球体空间学出发的宏大叙事，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一种颇为怪异，但同时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内部与外部的隔离，子宫与外部世界的分隔，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想象与那些被作为呕吐物和排泄物排斥出去的外部之间的区分，都源于一种西方式的形而上学，即球体学的形而上学。球体空间学之所以在西方形而上学中占据一个中心地位，正是在于，球体的内部的成立永恒是以一个充满风险，造成威胁的外部为前提的，西方思想史和现代化的历程都是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史，直到今天都概莫能外。这是世界的子宫式的运动，当子宫变成水晶宫的时候，也是外部与内部的张力最为紧张的时候，最奢华的生活往往与最赤贫的世界成为一对不能彼此消灭的孪生兄弟，彼此在各自的背面共生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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